新中国诞生前一年，我出生在宁波镇海的一个乡村。父亲16岁就到上海一家商店学生意，我3岁时随母亲一起移居上海。如今，新中国70诞辰，从“一穷二白”走向了富裕、强大，我也七十有一了。习近平总书记说：“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蓦然回首自己走过的道路，感到非常正确和亲切！
青春飞扬的学生时代
我从小酷爱学习。入学的小学虽然普通，但我的成绩一直保持优秀，小学时被选为大队委员，擎着队旗很是精神。五年级时我被挑选到上海市体育俱乐部接受游泳训练。那时，我常常从家里步行近一小时，赶到国际饭店旁的体育俱乐部训练，结束后再走回家，晚上做完功课已是深夜了。
小学毕业，我考进市重点大同中学，又被选为大队委员。初三进入南市区青少体游泳队，成为一名屡夺金牌的小队员。升高中时，因游泳队所属敬业中学，我以班级第一名的考分，进入了这所具有百年历史的中学。
小学五年级到中学，游泳花了不少的学习时间，但我乐此不疲。整整7年的游泳训练并没有耽误我的学习，它锻炼了身体、磨炼了意志，培养了我终身受益的运动习惯。那年著名的乒乓运动员徐寅生写了“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一文，毛主席曾作批示，认为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我的主项是蛙泳，学了徐寅生的文章后，我结合世界先进的蛙泳技术，联系自己的情况，也写了一篇《关于如何游蛙泳》，得到教练和队员们的好评，并被区体委作为好文章推荐给各运动队。
高中时，我的游泳成绩已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的标准，多次获全市中学生蛙泳100和200米的冠军，还获得上海市第四届运动会百米蛙泳的第五名（前四名被上海市队运动员获得）。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以73岁高龄再次畅游长江，我很受鼓舞，也报名参加上海横渡长江的活动。那天清晨，我们经过测试后的队员乘军舰到达吴淞口，每20人一组，由划船俱乐部的小船护送，分批跃入波涛滚滚的长江，向崇明岛进发。从早晨到下午，连续游了8小时。中午肚子饿了，有两个小木盆放着馒头和切好的苹果、生梨，我们边踩水边拿着吃。记得胜利到达崇明岛时，腿就发软摔倒了，这时工作人员扶着我们走上岸。至今50多年过去了，但横渡长江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艰辛的知青岁月
高二下半学期，“文革”开始了。“停课闹革命”破碎了我们的大学梦。扫四旧、写大字报、全国串联、开批判会……一切在迷茫中度过。1968年12月“毕业分配”，我走上去崇明农场务农的道路。
在农场连队，住的是用芦苇搭起的简棚。一间宿舍，四张双人床放得满满当当，住进房间，角铁床柱陷下一大截。正值隆冬三九，屋内的毛巾也冰成“硬块”。农场的艰苦程度，超出我们的预想。翻地、开沟、下种、插秧、耘地、割稻、挑担、晒谷、摘棉花，每个活儿都有窍门，都花体力，都不是易事。一身泥一身水，跌打滚爬的，真是脱胎换骨了。尤其是冬季开河，我们学着老职工，手拿崇明锹、腰里塞“炮仗”（三两装的白酒）、赤着脚，一点也不示弱，下河干上一番。春夏秋冬四季干下来，切实体会到唐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农场的生活条件虽艰苦，但我们没有放弃看书学习。收工回到宿舍，有的传阅《红与黑》《红楼梦》等中外名著，有的在写生、画画，有的在背诵唐诗宋词，也有的在读《史记》《通史》。我也喜欢看书，马列著作和哲学、经济学方面的书成为我的阅读爱好。至今我还珍藏了一本在农场时用废报告纸装订成的笔记本，上面记下了我的读书心得。有了知识的底气，在农场举行的理论学习交流会上我经常发言。一年后连队组建新的领导班子，我被任命为班子的成员之一。1971年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农场老三届知青第一批入党的党员，不久被任命为连队党支部副书记。
送走一批一批的老同学“上调”，或是去当老师，或当工人，我因列入干部编制，作了扎根农场的思想准备。1973年夏天，市里分给我们农场青年干部去复旦大学《资本论》短训班学习的名额，并说好学习结束后要回农场的。农场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欣然同意。9月1日，开始了在复旦大学的学习。培训班虽只有半年时间，但学校十分重视，蒋学模、雍文远、漆琪生、洪远鹏、张熏华等知名经济学教授都来授课。我在这所心仪的高等学府如饥似渴地读书，成绩较为突出。粉碎“四人帮”后，我被调任到文汇报理论部，正式成为一名记者编辑。
追梦圆梦的年代
1980年5月，我被报社派到北京办事处任驻京记者。一到北京，我选择当时理论界颇为活跃的于光远作为采访对象，采访时，从与他是大同中学校友、都曾住上海南市区谈起。光远同志饶有兴趣地与我谈了三个多小时，谈了他在延安窑洞与毛主席谈哲学的情况，谈到理论工作重要性。我写的于光远访谈录，受到报社领导的高度肯定，一炮打响。以后我与光远同志成了“忘年交”，一直保持着联系。
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和以后赴京的采访，我结识了不少国内著名的专家和理论工作者。我登门采访过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采访了理论界的著名专家许涤新、刘国光、李泽厚、朱光潜、吴敬琏、郑必坚、石仲泉、冷溶、沈宝祥、邢贲思、汝信、冯兰瑞、董辅礽、杨春贵、龚育之、李忠杰、俞可平等，发表了一篇篇内容丰富的人物采访记，组织了不少高质量的理论文章，其中1991年1月29日访谈刘国光的长篇通讯，受到时任市委书记朱镕基的赞扬，也扩大了文汇报的影响。
从北办回沪后，组织上委派我两次参加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的政府工作报告起草。1981年我参加了市委党校第九期干部轮训班学习后，被任命为文汇报理论部副主任。1983年市委党校开始开办为期两年的理论干部专修班，报社又推荐了我，通过入学考试，我获得了系统的理论学习机会。上世纪90年代，我赴中央党校参加为期一年的理论班学习，还攻读华师大硕士的课程，获得了硕士学位。2000年，我荣获了新闻界的最高奖全国第四届韬奋新闻奖。
2001年8月，我调任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工作，从事全市理论研究和宣传的管理工作；2003年，调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使我的理论学习和研究更深入到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依法治国的领域，对共产党如何执政更有体会和体验。作家叶辛对我说：“你来人大后，写的文章更为实在了。”
“活到老学到老”
2012年6月，我退休了，人生进入夕阳时分的“第二春”。周总理的一句话“活到老学到老”成为我的座右铭。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人大制度、舆情督查等方面，继续发挥余热，做贡献。作为市委宣讲团的一员，我积极宣讲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退休七年来在区局委办、街道镇、社区作了250多场报告。
退休前一年，我参与上海人大工作研究会筹建。刚成立的几年中，我曾担任研究部负责人，承担了主要的课题，如《十八大以来地方人大制度的与时俱进》《各地地方人大的“他山之石”》等，获得优秀奖。2016年，我参与了市人大研究会与全国人大理论研究会合作、由全国人大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委员汪光焘领衔的关于“人大专门委员会视域的人大制度建设”的重点课题，主报告14000字，我担任主要执笔者。为完成这项任务，我六次赴京做调研。有时半夜醒来，想到一个思路就起床撰写。研究报告完成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作了批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退休后，我还在《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大江南北》和东方网等媒体发表了不少文章，如《垃圾分类是一种时尚》《中国人的蛙跳与颠覆超越》《由芯片之争看中美贸易战》《减税，这个承诺凸显治国理政智慧》《从邓小平“开先河”到习近平“涉险滩”》等，受到读者的好评。
我积极融入社区，主动为社区党员做了两次义务宣讲，受到社区党员的普遍好评。注意弘扬良好的家风，与妻子婚后40年来在事业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关心，孝老爱亲，2014年被评为上海市五好文明家庭。退休七年来，除了坚持游泳，锻炼身体外，我还随人大老同志一起出国旅游，去了欧美、南美、澳洲等20多个国家。
蓦然回首，幸福就在身边。从青涩的学生、奋发的知青，到追梦的记者、成熟的公务员，我每一步的前行，都离不开党组织对我的悉心栽培，我感恩党，感恩国家！当今，国内外的挑战依然严峻，我们要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继续排除万难，去夺取新的胜利。我们虽已进入夕阳时分，但仍应认真学习，充实自己，当一名合格共产党员；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努力发挥余热，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为国家和社会多增添点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