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延安之行的中外记者团

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是中国和世界新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特别委托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负责这次接待工作，周恩来义不容辞担当起了这项历史的使命。

周恩来精心部署接待工作
　　1944年初，外国记者团提出到延安访问的要求，中共南方局常驻重庆的中央代表董必武及重庆办事处向他们表示欢迎。3月9日，周恩来发电报给董老转外国记者团，电文中说道：“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周恩来同志嘱咐董老：“通知当时驻在重庆的《新华日报》记者龚澎和中共八路军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到达延安。”
　　周恩来指出：“外国记者在重庆已经向我们透露，他们这次来希望了解：（1）各边区的施政纲领；（2）关于生产、物价、贸易、行政、教育、卫生保健计划；（3）日本俘虏情况；（4）参观人民代表机构；（5）赴黄河以东访问抗战前线军队等。多数中国记者也有同样的愿望。周恩来要求各有关单位必须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出面接待。既要准备好全面介绍本部门的材料，主动介绍实际工作情况，又要准备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属于本部门单位业务范围内的问题，必须明确负责地解答，不要回避敷衍。属于别的业务机关的问题，可请他们向别的直接负责单位提出要求。国民党中的个别记者，也可能提出一些故意刁难或挑衅性的问题，大家可以自己预先设想一下，以备解答或回击。”周恩来指出：“他们访问参观，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工作成绩，也要让他们看看我们尚有不足之处，说明或解答我们前进中的困难和错误。”为了做好这一次工作，周恩来、杨尚昆向各机关借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密切配合搞好接待工作。周恩来首先指出，交际处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八个大字。周恩来着重指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中外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中的中间分子，在重庆，在大后方对国民党宣传反感很深，国民党真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所以听到国民党的宣传，人人头痛。交朋友要站稳自己的立场，以诚待人，在公开讲明我们自己观点的同时，也要听取别人的观点，互相交流，才能澄清分歧，争取尽可能地取得一致。要善于求同存异，只求他们能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集中全国一切人力物力，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等重大问题和我们取得一致，其他方面，不能以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这样我们交的朋友就会更广泛，更深入。”
　　周恩来指出：“对中外记者，既要一视同仁，也要有所不同，要明确工作的重点。一般集体访问、参观、请客、宴会、欢迎晚会，以及生活待遇方面，中外记者一律平等。至于记者中有人要求个别采访谈话，我们应当欢迎，以便我们打破国民党的控制，使我们能区别对象，分别对待，达到深入宣传争取的目的。”
　　周恩来最后指出：生活方面的接待，要热情周到，在物质上我们尽量予以优待，但切不可铺张浪费。宴会也不用山珍海味。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立场坚定、工作积极、刻苦耐劳的，在这次工作中要求发扬这些优秀品质。

接待中外记者团的具体经过
　　1944年6月9日，在周恩来的统一安排之下，《新华日报》记者龚澎和八路军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顺利到达延安。
　　6月10日下午5点，朱德在王家坪礼堂设宴款待中外记者们。为了欢迎该团及庆祝第二战场的开辟，还特请延安大学文工团举行了音乐晚会。在中、美、英、苏四大盟国人士欢谈之际，高唱四国歌曲，会场洋溢着反法西斯的战斗友谊。在欢迎会上，首先，由叶剑英参谋长代表朱总司令致欢迎词；接着，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同志们，我们来到延安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因此我们感到愉快。对于职业的新闻记者应该到各个地区去看一看，因为记者是世界人民的眼睛。为了共同的事业，我们对你们的缺点是会批评的，对于你们的优点是会赞扬的。只有团结，中国才能成为四大强国之一。”这个外国记者的讲话，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其次，孔昭恺代表中国记者讲话，他在略述了进入边区后沿途参观的情形以后说：“我们一定要把见到的一切忠实地报道给全国人民。”最后，举行盛大音乐会以《同盟国进行曲》开始，演奏了民歌及《黄河大合唱》。
　　11日全体中国记者参观了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及中央印刷厂，并进行了新闻业务座谈会。
　　12日下午5点，毛泽东在中央大礼堂后面客厅接见了中外记者代表团。毛泽东首先致词，对记者团的到来表示欢迎。接着，毛泽东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说：“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和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毛泽东也对其他代表来延安表示热烈欢迎。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再次表明：我们“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合作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此种政策始终不变……因为这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然后，毛泽东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强调指出：“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还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须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最后，毛泽东宴请了记者团，并和他们观看了京剧。中外记者们想都想不到毛主席能这样快就接见他们，并且详尽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回到交际处记者们十分兴奋，感慨不已。
　　几天之后，记者团中有人在酝酿要求单独拜见毛泽东，先由斯坦因私下向交际处翻译探问，说他能否单独拜见一次毛泽东。翻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认为可以，并答应代为报告，斯坦因非常高兴。一天，毛泽东决定个别接见斯坦因，这天斯坦因就没有参加全团的集体活动。当全团人员出发参观上车后，记者团总领队国民政府新闻局局长邓友德在清查人数时发现没有斯坦因，他问延安交际处工作人员，翻译人员告诉他，斯坦因已声明他今天不去了。邓友德立即大发雷霆，当众叫喊道：“我们这个记者团，在重庆出发时，已宣布了纪律，所有人员必须统一行动。斯坦因为什么不去呢？”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说：“你们团内的纪律，我不想干预，斯坦因去不去我们只好听他自便。我们解放区记者有新闻采访的自由，你们团有你们的纪律，你是队长，可执行你的职权，请你亲自去请斯坦因迅速来上车就是了。”邓友德十分尴尬。
　　经过斯坦因这样一冲破，又加上邓友德在车上时的一场吵闹，记者们敏感地察觉到以后他们可以不受国民党邓友德的控制，可以单独行动了。从此之后，所有外国记者都陆续要求单独拜见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总司令等，延安交际处纷纷满足了中外记者们的要求。
　　6月22日，叶剑英参谋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作了报告。他指出：“中共领导的一切部队，都执行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执行孙中山三民主义及中共1937年9月间宣布的共赴国难宣言。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上团结各界人民，消灭侵略者……”叶剑英的报告，通过中外记者之手，迅速传播到中国各地和世界许多国家以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6月24日上午，延安文艺界在边区银行大楼举行了中外记者的集会。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聚会，人们三三两两地谈论着哲学、文学，以及边区的生活，会场上充满了轻快的感觉。

周恩来关心记者乘车行程
　　周恩来十分关心记者团的乘车行程。譬如中国记者离开延安前的那几天，正是大雨纷纷。在记者团离开延安的前一天，交际处金城接到杨尚昆指示，说崂山公路可能被雨水冲坏，要交际处把两部汽车送去兵站检修好，另外还要准备四辆胶轮大车，以便汽车开过崂山时，如果发生故障，可改乘胶轮大车送记者团顺利过山。
　　第二天早晨，交际处的电话铃又响了。金城立即拿起电话，一听又是周恩来的声音。他问金城汽车检修得怎么样，胶轮大车出发没有。金城回答周恩来车已经检修好了，四辆胶轮大车5点钟先行出发去崂山，在上山的路旁等着。看来天气不会下雨，汽车过去也没出什么问题。周恩来又问，你对负责胶轮车的同志是怎样布置的？金城回答，他们在山下等着。周恩来再问，你认为下山会不会出问题。金城答道：“大概不会。”周恩来对金城这一回答很不满意，说：“你只知上山会有困难，就不想想下山也可能出问题吗？你真是齐桓公用兵，‘既想兴师动众，又怕劳民伤财’……做统战工作和打仗一样的，一切工作要预想到底，为什么只想其一，不想其二？”听了周恩来的批评，金城自知不对，很快回答说：“我当立刻通知带队的同志，转告带领胶轮车的同志，即使汽车上山，仍然必须跟着汽车送下崂山去，保证汽车开到平坦路上。”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为记者团解决了行程难题。
　　中国记者团访问参观到7月上旬，他们都想亲临八路军前线访问，国民党的代表谢宝樵、邓友德怕扩大了共产党军队的影响，竭力阻止。后来又采取分裂中外记者团的办法，要把全部中国记者带回重庆。逼迫态度中立的《大公报》记者出面，提出急回重庆的要求。离开延安前他们向朱德辞行，朱德接见了他们并讲话。7月6日周恩来为记者们饯行，11日朱德再次在延安交际处为中国记者团饯行。12日，中国记者团离开延安返回重庆。
　　外国记者团除夏南汉随中国记者团返回重庆外，其余的全部都留在延安继续采访。8月30日，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及国民党中宣部陪同人员张湖生在王世英、朱明、王再兴和翻译柯柏年、凌青的陪同下，东渡黄河，来到晋绥军区第8分区战地。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一行抵达晋绥军区司令部，受到边区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在这里参观了边区各领导机关，参观了抗战日报社等新闻出版、文化教育机关。10月2日，记者团同卡斯堡少校一行西渡黄河，离开晋绥解放区返回延安。10月下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外国记者团顺利离开延安返回重庆，周恩来出色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