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本殷是怎样当上“江抗”副总指挥的？

     起邓本殷，许多人都感到很陌生；如果再要说他曾一度担任“江抗”副总指挥，知晓者就更少了。下面就把这事的来龙去脉说一说。
　　1879年8月27日，邓本殷出生于广东防城县茅岭乡大陶村（今属广西），自幼随双亲务农、织席为生。1899年，邓本殷入防城县衙报名从军，先当伙夫，后为士兵。因作战勇猛，得到上级赏识，升至广东西路巡防营管带。辛亥革命后，邓本殷在军阀混战中任粤军第四独立旅旅长、琼崖善后处处长、八属联军总指挥、琼崖护军使、八属善后督办等，并被北京政府授予将军府植威将军、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在大革命时期，邓本殷不仅参与了陈炯明的叛变活动，而且作为陈炯明的嫡系，成为与国民革命军争斗的重要依靠力量。有的史料把邓本殷的军事生涯简要概括为“起于田间，回粤战斗，独掌琼崖，争霸广东，激战广州，奋起抗日”。而邓本殷“奋起抗日”一节，正是本文要探究的主题。
　　人们想知道的第一个问题：一个广东军阀怎么会跑到无锡东乡来组建“江浙游击军”？
　　1926年春，邓本殷被国民革命军打垮后，心灰意冷，称病住进了上海宝隆医院，不久就对外宣称“不治而逝”，其实是找了个替身交由亲信郑重其事地运回老家防城县茅岭乡安葬。从此以后，邓本殷便隐居沪上，过了10年不为人知的寓公生活。
　　1937年八一三抗战后，大批国民党部队从上海撤退，混乱之中，有一批溃兵流散在无锡东乡鸿声里一带，其中不少是两广籍官兵。日军继续向西进犯，只能对城市和交通沿线实行点线占领，无暇顾及广大乡村；而国民党军方忙着向皖赣山区撤退，也顾不上及时收容这些散兵游勇，于是，一时间游杂武装遍布农村，随之打家劫舍的事情不断发生，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为了管住这些散兵游勇，鸿声里的乡绅富户便通过关系从上海请来了行伍出身的邓本殷。而邓本殷也未让他们失望。他一到鸿声里便宣布成立“江浙游击军”，自封军长，任命官佐，整训部队。接着，他把部队拉到锡北地区，在锡澄公路的西胶山对日军运输车队进行袭击，还一举击溃了汉奸武装朱冰蝶部，阻止了日伪势力对锡东染指。邓军长顿时声名鹊起，许多爱国青年纷纷前来投军，其中包括他的亲侄儿邓元正。江浙游击军很快发展为两个大队和一个特务中队，兵力达到300多人。
　　人们想知道的第二个问题：邓本殷又是怎么当上“江抗”副总指挥的？
　　邓本殷有了抗日的名声和资本后，便开始打起了个人小算盘。他回到上海寓所后，首先找关系向国民党军委会要“名分”，但是，蒋介石并不理睬他。原因倒不是二人之间有什么过结，而是因为邓本殷原为下野军阀，现在拉起的又是游击武装，不感兴趣。于是，便让国民党第三战区与邓本殷“接洽”，第三战区又让国民党江南行署“办理”。这样层层下转，一推二拖，大半年下来了也没有个说法。
　　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影响与日俱增。其中，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成为与外界联络的重要窗口。在它领导下，上海地下党组织成立了一个名叫“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的团体，开展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并积极向各地的抗日游击武装输送抗日骨干。邓本殷得知后，便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联系，得到了“八办”的热情响应。“八办”立即派中共党员陈达到江浙游击军担任参议，还通过无锡地下党选派了一批干部到邓部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并建立了中共秘密支部。1939年四五月间，当“江抗”即将东进时，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把邓本殷部的关系转交给了新四军。
　　而就在此时，国民党江南行署也开始着手对邓本殷部进行收编。在1939年5月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阵中日记》中，就详细记载了国民党江南行署主任冷欣于5月19日发给第三战区的“寒电”：“查邓本殷部经电催曹滂接洽收编具报，兹据复电称邓对名义上欲望颇奢。该部虽号称人枪千余，实则仅有人三百、机枪九挺，并闻有向新四军接洽投诚之说等情谨闻。”从中，我们至少了解到以下三点：一是接洽收编工作是由江南行署第二行政专署专员曹滂负责的。二是邓本殷“对名义欲望颇奢”。三是国民党方面已经知道了邓本殷在与新四军接洽。
　　1939年5月上旬，叶飞化名“叶琛”，率“江抗”东进抗日抵达锡东梅村。“江抗”的一个主要任务是“筹集人、枪、款”，重点则是把分散在东路地区中共组建和领导的抗日武装集中起来，壮大新四军的力量，以避免被日伪军消灭和国民党顽固派吞并。因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已把邓本殷部的关系交给了新四军，所以，“江抗”来到梅村后，随即与近在咫尺的江浙游击军进行联系，着手收编工作。有一个要交待的情况是，邓本殷虽然是军长，但平时并不随部队行动，而是经常往返于上海、无锡两地。此时，邓本殷恰巧不在锡东，掌管部队大权的是参谋长黄飞。他竭力反对“江抗”的收编工作，并煽动哗变，企图把部队拉到国民党江南行署去。“江抗”在接到中共地下党员送来的确切情报后，迅速采取行动，对邓部实行武装缴械，处决了黄飞，将邓部中由中共地下党掌握的一个中队直接编入“江抗”，其余人员遣散。随后，“江抗”派人去上海把邓本殷接到锡东，向他说明黄飞反水的情况，并委任他为“江抗”副总指挥，希望他继续与共产党合作抗日，还为他配备了马匹和警卫人员。邓本殷当然心知肚明：黄飞是自己与国民党接洽才被派来当参谋长的，自己又把指挥大权交他代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他只好半推半就当上了“江抗”副总指挥。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说邓本殷是最重要的泄露“江抗”秘密的人？
　　我们知道，新四军第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抗日，这是陈毅司令员精心策划的一着妙棋。它有利于新四军突破国民党军方“划地为牢”的限共政策，也使日伪军不知虚实，疏于防范。正因为如此，“江抗”东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在开始阶段，日伪军尤其是国民党军方虽然屡有所闻，但总是将信将疑，把“江抗”当成是有中共背景的地方武装。直到邓本殷脱离“江抗”总部回到上海，再向国民党军方告发后，国民党才完全清楚了“江抗”的真实情况。
　　邓本殷在“江抗”当了个把月的副总指挥，虽然并不参与指挥作战，但在与总指挥梅光迪以及警卫人员的交往中，逐渐摸清了“江抗”的秘密。不久，“江抗”总部从锡东移驻阳澄湖畔。邓本殷以身体不适为由，向叶琛副总指挥提出要回上海治病。叶琛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并设宴送行。邓本殷回到上海后，一来对新四军收编他的部队心怀不满，二来怀着政治投机的心理，向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俞一则写了告密信。其中写道：“匪首叶琛系新四军陈毅部之团长，派至苏常一带活动，名为抗日义勇军，实为新四军之干部。彼等阴谋采用威胁利诱分化之手段，以掌握京沪线游击队，乘机夺取政权，企图确立异党之基础。而欲达此目的，亟须消灭在京沪线之忠义救国军，以免障碍。现在该部之异党分子宣传赤化，诋毁中央，煽惑民众抗租，扰乱地方秩序。请予剿除，以弭后患。”
　　随后，在1939年8月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阵中日记》中便有了下述记载：“关于梅光迪部之整个内容如次：新四军团长叶飞化名叶琛，会同梅光迪部千余人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在京沪线扩充实力，收缴民枪并诬邓本殷部参谋长黄飞附汪将黄杀害，复以包围威胁诸手段假邓本殷名义欺蒙中央，搜刮地方武力、经济，控制政权，培植异党。及忠义救国军开来，叶飞等为避实就虚，乃向昆山、青浦移动。邓本殷遂得乘机脱离，将残部交杨蔚收编。据称叶不用新四军名义乃欲蒙蔽中央，现有人枪四千，战斗力甚强。正计划假敌伪力量及威逼、利诱、分化诸手段，以图消灭忠义军及与彼立场不同之部队。至梅光迪本人则早被叶飞谋害云。刻叶飞部在锡沪公路安镇南三里之西安桥、中安桥、太平桥一带与忠义军对峙中。本部据报以筱电饬俞一则对叶飞应严密防范，相机进剿并分电王敬久饬属注意协力防剿云。”在这份电报中，不仅有对“江抗”真实身份的介绍，还有国民党第三战区关于进剿“江抗”的部署。一场大规模进剿“江抗”军事行动由此拉开序幕。
　　第四个问题，邓本殷曾被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聘为中将高参，还当上了“收编主任”。
　　不出所料，原本不被国民党军方信任的邓本殷，由于提供了有关新四军的重要情报，很快产生了“投桃报李”的效果。首先，国民党第三战区于1939年6月16日发电报指令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俞一则：“邓本殷部着由该总指挥代为接洽归本部收编，经费亦由本部发给。名义一项视点编结果再行核委，希查照办理具报。”既然上峰有了指令，忠义救国军不久便聘请邓本殷为中将参议。虽然这是个并无实权、只拿干薪的闲职，却总是“朝廷命官”吧，这个头衔表示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他的认可。
　　国民党第三战区在加紧进剿“江抗”时，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王敬久还提出了“剿抚兼施”的计策。1939年9月17日，王敬久下令：“为削弱叶飞实力剿办容易计，委派邓本殷为收编主任，曹滂副之，以收编梅光迪旧部，并由独立卅三旅派兵一营及马乐鸣部归邓指挥。”邓本殷觉得这下机会来了，便以“经费无着，进行棘手”为由，通过曹滂担保，“向国民党江南行署借去贰万元”，并“电请军政部照数发还归垫”。他把这笔经费汇入自己在上海汇丰银行的账户。随后，邓本殷便往返于东路地区各游击武装之间，进行所谓的收编工作。不过好景不长。随着“江抗”主力10月间撤离东路地区，收编工作已经成为隔日黄花，风光不再。 10月25日，江南行署主任冷欣收到王敬久的电令：“邓本殷之收编主任名义着即撤销，结束具报。”而军政部何应钦10月27日给冷欣的批复更让人始料不及：“查梅光迪现部既不可靠，邓本殷支江南行署借款又未事前呈，是项收编费自难照准。”说白了，这个文绉绉的批复就是这笔借款不合手续，不能下拨。邓本殷听到风声后，便来了个不辞而别，回上海称病不出了。
　　以上便是邓本殷“奋起抗日”的全景扫描，其中的功过是非本文不加评说，还是让读者去见仁见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