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了解民情的刘瑞龙

刘瑞龙（1910～1988）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在南通地区创始人之一，参与领导苏北农民武装起义，成立红军第十四军；1935年5月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同中央红军会师后，8月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豫皖苏区委副书记、淮海区军政委员会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分局民运部部长兼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兼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华东局农业委员会书记、国家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等职。

     现在的年轻人不太了解刘瑞龙，可是大家都晓得“农业八字宪法”，也一定知道“农业八字宪法”是1958年由毛泽东提出来的。这没错。只是有一点，在毛主席提出之前，刘瑞龙提出了“七个字”，后来经中央讨论又加了一个字，于是毛泽东正式提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八字宪法”。新中国成立后，刘瑞龙在中共“一大”会址的房主李书城任农业部长不久，出任副部长。想不到在大跃进中有人扭曲了“八字宪法”，刘瑞龙忧心忡忡。这忧心在1959年被视为“右倾”。1960年底，他到中共中央华东局任农委主任。为了配合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讨论农村工作的“三南”（指江南各省）会议提供真实情况，春节一过，刘瑞龙便组建了一个30多人的工作队，赴江苏常熟、江阴的两个公社调研。

能讲出我们20人家乡的故事
　　在未同江苏省、地、县的同志会合前，刘瑞龙先同从上海各单位借调来的20个人见面。他要求各人自报家门，还要问每个人的家乡在哪里。广东人讲在广东什么县。刘瑞龙会追问：“你广东那个县，那个公社的生活情况怎样？”四川人讲自己是四川什么县，刘瑞龙会追问：“你四川那个家乡、那个公社生活情况怎样？”广东人、四川人回答得挂一漏万，刘瑞龙会马上予以补充。如果是福建、江西等华东地区的人，他会问得更具体。轮到我的时候，他问我家乡安徽萧县有没有吃树叶的情况。我回答有吃树叶的，在青黄不接时，还有吃麦苗的。他又补充一句：“还有吃水草的。”出乎意料的是，他又问我：“你能说出萧县在国共两党里有哪些名人吗？”我回答：“在共产党里有李砥平、纵翰民、徐彬如，在国民党里有王仲廉、李明扬。”他马上补充一句：“还有方先觉。”接着又说：“你知道纵翰民，你知道陈益民吗？”我脱口而出：“她是我大妗子。”“大妗子”是我们家乡对舅妈的俗称。他重复了一遍“大妗子”三个字之后，又说：“你舅妈很有本事，很会做妇女工作。”
　　我们20人至少来自10个省、市，刘瑞龙能讲出每个人家乡的故事。他怎么会了解那么多故事的？他这样翻来覆去问我们，既是对部下的观察，实际上也是在做农村调查。我佩服他！

比某些基层干部更了解基层
　　我被分配在常熟县（现为市）白茆公社六大队。有一次刘瑞龙带我们几个人去六大队的第八生产队。还没进村，见到村外打谷场上有几个稻草堆，他马上情不自禁地对大家说：“八队队长一定是好队长。”来自省地县社的工作队员，包括我在内，都有点惊讶诧异，嘴上没说心里在想：“刘部长啊，刘部长！你没见到队长，没听社员反映，怎么就说队长好呢？”刘部长问大家：“你们知道稻草堆周围放一圈草木灰干什么的吗？”大家都不响。刘部长说：“那是防老鼠进去的。”接着又问：“你们知道为什么防老鼠吗？”有两个人回答“这里老鼠多。”刘部长笑了，说：“不是，是脱粒不干净。”这时县里一位干部悄悄地同我嘀咕：“不打干净还能是好干部吗？”不知道刘部长有没有听见，他说：“这队长不求亩产万斤，不打干净是要把谷子留在草堆里，等青黄不接时，他再第二次脱粒，这样就饿不死人。”大家恍然大悟。
　　进村后，开社员座谈会，社员都反映队长能为大家着想。一位县里来的队员，用自己的语言把刘部长对草木灰的分析讲了一遍。队长见刘部长不同寻常，不是来整人的，腼腼腆腆地承认了他想留一手。

比某些农民更了解农民
　　有次在公社开队长和老农座谈会，老农看出刘部长不是小官，在会议快结束时提出一个要求：增加粮票。老农的理由是：增加一两粮票可以多罱多少船河泥，一船河泥能增产多少稻谷；如果增加2两粮票可以多罱多少船河泥，两船河泥又能增产多少稻谷。老农讲得有条有理，可他们不知道这位高于小官的大官是无权给他们多发粮票的。
　　刘部长晓得老农的心思，也同情农民的口粮不足，慢慢地向老农解释什么样的河泥可以增产多少稻谷。他的副手杨谷方也插话讲，不同的河泥可以增产不同的稻谷。我这书呆子当时听不懂，至今也记不住刘部长和杨副主任讲的数据，只记得长菱角的小河的河泥增产最多。老农当时听了也都流露出羡慕之情，他们明白自己讲的数字有所夸大，刘部长讲的是实在话。

带我去最差的食堂
　　3月初，刘部长似乎对公社食堂有不同看法，但未公开讲。有一天他提出要去六大队十五小队。十五小队是离公社最远也是最穷的小队，刘部长为什么要去这个队？我不解。公社食堂固然不好，小队食堂更差，怎么可以让大领导去吃。我婉转地对刘部长说：“路太远。”刘部长斩钉截铁地说：“不吃穷队的食堂怎么知道该不该办食堂。”他这话，在媒体对食堂一片叫好声中，仿佛是空谷足音。饭后他带着韩秘书跟社员长谈，农民看他平易近人，大胆讲了食堂的弊病：“食堂没地方给孩子烤尿布，在家可以边烧饭边烤尿布。打饭很难公平，勺子放深一点是稠的，浅一点就是稀的。”在回来的路上，刘部长比较明确地对我讲，在口粮很低、副食品很少的时候，办食堂弊大于利。他又针对我在调查中的低能与畏难，教导我说：“调查说难很难，让农民掏心窝是难；说不难也不难，拔腿一走，抬头一看，张口一问，回来一议，提笔一写，就出来了。”

他这话让我终生受用。58年后回想起来，刘部长教导我的话，也是他了解民情的经验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