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期●人 物●

真了解民情的刘瑞龙

作者:邓伟志


刘瑞龙(1910~1988)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在南通地区创始人之一,参与领导苏北农民武装起义,成立红军第十四军;1935年5月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同中央红军会师后,8月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豫皖苏区委副书记、淮海区军政委员会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分局民运部部长兼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兼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华东局农业委员会书记、国家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等职。


     现在的年轻人不太了解刘瑞龙,可是大家都晓得“农业八字宪法”,也一定知道“农业八字宪法”是1958年由毛泽东提出来的。这没错。只是有一点,在毛主席提出之前,刘瑞龙提出了“七个字”,后来经中央讨论又加了一个字,于是毛泽东正式提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八字宪法”。新中国成立后,刘瑞龙在中共“一大”会址的房主李书城任农业部长不久,出任副部长。想不到在大跃进中有人扭曲了“八字宪法”,刘瑞龙忧心忡忡。这忧心在1959年被视为“右倾”。1960年底,他到中共中央华东局任农委主任。为了配合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讨论农村工作的“三南”(指江南各省)会议提供真实情况,春节一过,刘瑞龙便组建了一个30多人的工作队,赴江苏常熟、江阴的两个公社调研。

能讲出我们20人家乡的故事
  在未同江苏省、地、县的同志会合前,刘瑞龙先同从上海各单位借调来的20个人见面。他要求各人自报家门,还要问每个人的家乡在哪里。广东人讲在广东什么县。刘瑞龙会追问:“你广东那个县,那个公社的生活情况怎样?”四川人讲自己是四川什么县,刘瑞龙会追问:“你四川那个家乡、那个公社生活情况怎样?”广东人、四川人回答得挂一漏万,刘瑞龙会马上予以补充。如果是福建、江西等华东地区的人,他会问得更具体。轮到我的时候,他问我家乡安徽萧县有没有吃树叶的情况。我回答有吃树叶的,在青黄不接时,还有吃麦苗的。他又补充一句:“还有吃水草的。”出乎意料的是,他又问我:“你能说出萧县在国共两党里有哪些名人吗?”我回答:“在共产党里有李砥平、纵翰民、徐彬如,在国民党里有王仲廉、李明扬。”他马上补充一句:“还有方先觉。”接着又说:“你知道纵翰民,你知道陈益民吗?”我脱口而出:“她是我大妗子。”“大妗子”是我们家乡对舅妈的俗称。他重复了一遍“大妗子”三个字之后,又说:“你舅妈很有本事,很会做妇女工作。”
  我们20人至少来自10个省、市,刘瑞龙能讲出每个人家乡的故事。他怎么会了解那么多故事的?他这样翻来覆去问我们,既是对部下的观察,实际上也是在做农村调查。我佩服他!

比某些基层干部更了解基层
  我被分配在常熟县(现为市)白茆公社六大队。有一次刘瑞龙带我们几个人去六大队的第八生产队。还没进村,见到村外打谷场上有几个稻草堆,他马上情不自禁地对大家说:“八队队长一定是好队长。”来自省地县社的工作队员,包括我在内,都有点惊讶诧异,嘴上没说心里在想:“刘部长啊,刘部长!你没见到队长,没听社员反映,怎么就说队长好呢?”刘部长问大家:“你们知道稻草堆周围放一圈草木灰干什么的吗?”大家都不响。刘部长说:“那是防老鼠进去的。”接着又问:“你们知道为什么防老鼠吗?”有两个人回答“这里老鼠多。”刘部长笑了,说:“不是,是脱粒不干净。”这时县里一位干部悄悄地同我嘀咕:“不打干净还能是好干部吗?”不知道刘部长有没有听见,他说:“这队长不求亩产万斤,不打干净是要把谷子留在草堆里,等青黄不接时,他再第二次脱粒,这样就饿不死人。”大家恍然大悟。
  进村后,开社员座谈会,社员都反映队长能为大家着想。一位县里来的队员,用自己的语言把刘部长对草木灰的分析讲了一遍。队长见刘部长不同寻常,不是来整人的,腼腼腆腆地承认了他想留一手。

比某些农民更了解农民
  有次在公社开队长和老农座谈会,老农看出刘部长不是小官,在会议快结束时提出一个要求:增加粮票。老农的理由是:增加一两粮票可以多罱多少船河泥,一船河泥能增产多少稻谷;如果增加2两粮票可以多罱多少船河泥,两船河泥又能增产多少稻谷。老农讲得有条有理,可他们不知道这位高于小官的大官是无权给他们多发粮票的。
  刘部长晓得老农的心思,也同情农民的口粮不足,慢慢地向老农解释什么样的河泥可以增产多少稻谷。他的副手杨谷方也插话讲,不同的河泥可以增产不同的稻谷。我这书呆子当时听不懂,至今也记不住刘部长和杨副主任讲的数据,只记得长菱角的小河的河泥增产最多。老农当时听了也都流露出羡慕之情,他们明白自己讲的数字有所夸大,刘部长讲的是实在话。

带我去最差的食堂
  3月初,刘部长似乎对公社食堂有不同看法,但未公开讲。有一天他提出要去六大队十五小队。十五小队是离公社最远也是最穷的小队,刘部长为什么要去这个队?我不解。公社食堂固然不好,小队食堂更差,怎么可以让大领导去吃。我婉转地对刘部长说:“路太远。”刘部长斩钉截铁地说:“不吃穷队的食堂怎么知道该不该办食堂。”他这话,在媒体对食堂一片叫好声中,仿佛是空谷足音。饭后他带着韩秘书跟社员长谈,农民看他平易近人,大胆讲了食堂的弊病:“食堂没地方给孩子烤尿布,在家可以边烧饭边烤尿布。打饭很难公平,勺子放深一点是稠的,浅一点就是稀的。”在回来的路上,刘部长比较明确地对我讲,在口粮很低、副食品很少的时候,办食堂弊大于利。他又针对我在调查中的低能与畏难,教导我说:“调查说难很难,让农民掏心窝是难;说不难也不难,拔腿一走,抬头一看,张口一问,回来一议,提笔一写,就出来了。”

他这话让我终生受用。58年后回想起来,刘部长教导我的话,也是他了解民情的经验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