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田会议到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

2019年12月和2020年1月，是党史、军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召开和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发表90周年。古田会议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正是有了古田会议，奠定了党的思想上政治上建军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部队，是我军建设的一条基本原则，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政治保证。过去我们是这么做的，现在也必须这么做。”这为我们在新形势下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抓得更加扎实，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作风，确保我军立于不败之地，指明了方向。因此，今天研究这段历史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和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是在90年前他主持制定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和他为答复林彪而撰写的党内通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形成阐释的，源自1927至1929年他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和丰富实践，以及他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出发创立的红色政权理论。

刘安恭挑起了红四军党内争论

红四军自1929年1月从井冈山突围转战赣南闽西以后，连续三四个月的游击奔波，军部领导人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应付追敌和恶劣环境，因之部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所弱化。由于红军处于初创时期，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很不一致，红四军中原本就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蔓延，并日益反映到党内以及部队领导机关中来，出现了一些问题上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表现在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关于反对军阀主义残余问题、关于建立根据地问题等四个方面。这些争论的焦点，后来集中在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上。

井冈山时期，红四军一建立就设有军委，毛泽东、朱德、陈毅都当过军委书记，但军中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前委，中央任命的前委书记是毛泽东。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山以后，为了应付险恶的局面，减少层次，曾一度取消了军委，统由前委指挥。

1929年5月，中央派曾到苏联去留学的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使情况开始发生急促而微妙的变化。当时红军中对留苏归来的人都很推崇，鉴于红四军前委既要管军队，又要管地方，工作繁忙，前委决定恢复2月初已撤销的红四军军委，指定刘安恭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未料，刘安恭是个热衷于抓权力搞宗派的人。他来后，在部队将领、士兵中拉帮结派，拥朱（德）压毛（泽东），“把四军党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所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

刘安恭上任后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作出的第一个决议，竟是限制前委权力，规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红四军的其他问题。如按这个决议实施，前委就被架空，无法领导全面工作。毛泽东甚感惊讶，认为这是军委在与前委分权。部队中许多人亦感到临时军委决议不合适，认为临时军委作为下级怎能限制上级即前委的权力呢？加上此时中央“二月来信”的内容又在红四军党内传达，刘安恭到处宣传“中央精神”，中央要“朱、毛离开部队”的话在军中广为流传，更使红四军内部出现政治动荡和思想混乱。

毛泽东坚持正确意见和主张

1929年5月底，在闽西永定县湖雷镇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针对军委设置问题、集权还是分权问题，朱、毛之间意见不一。6月8日，红四军在攻克上杭白砂后继续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军委设置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四点书面意见，主张集权，反对“分权”，维护前委对红军的直接领导。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能在领导层达成共识，会上两种意见愈争愈烈。毛泽东觉得“不生不死”，愤而提出辞去前委书记职务。会议最后以36票对5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职务自然被免除；同时同意毛泽东辞去前委书记，指定陈毅担任临时前委书记。

虽然前委会议表决取消了临时军委，但争论并没有结束。6月14日，毛泽东写了一篇长文，就全军党内争论的问题，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认为：红四军党内的争论，不是个人和一时的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他在文中提出的红军发展方向和思想建设若干重要原则问题，显示了这场争论对于人民军队建设的重大意义，是后来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基础。

在红四军三克龙岩后，前委于6月22日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七大”，大会由临时前委书记陈毅主持，主要议程为听取陈毅作政治报告，随后朱德、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代表在会上发言。陈毅在报告中表达了自己对于革命形势的估计和对建军方针、党内错误思想问题的认识。然而，他没有认识到这场争论对于红军建设的重要性，而是想通过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息事宁人，调和矛盾。陈毅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刘安恭的宗派活动姑息；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方式，等等。毛泽东在陈毅发言以后，作了简单的解释。他说，红四军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不是家长制。现在红军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斗争经验，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要执行三大任务，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红军一定要按这个来做！他承认自己有时态度不好，但目的是为了严格管理。

大会通过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党内争论问题及分兵问题》，在一些历史问题上的结论是基本正确的，但对毛泽东在争论中提出的许多重要原则问题未能明辨是非。会议认为毛泽东、朱德应该为这次党内争论负责，决定给毛泽东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朱德以书面警告处分。大会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毛泽东、朱德等13人为前委委员。红四军党的“七大”以后，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到闽西蛟洋一面养病，一面指导闽西特委工作。朱德率部出击闽中、东江，在陈毅赴上海期间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并于9月下旬在上杭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但由于会议采取极端民主化的讨论方式，前委拿不出统一的意见，没有取得积极成果，引起许多同志不满。罗荣桓等要求请毛泽东回来领导红军，朱德亦表赞同。

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央“九月来信”

7月下旬，陈毅接中央通知去上海参加军事会议并汇报工作。他在上海期间，实事求是地向中共中央汇报了红四军两年来的革命斗争以及“七大”不同意见的争论情况。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三人委员会，主持中央军委、组织工作的周恩来为召集人，详细研究红四军问题，起草决议提交政治局讨论。其间，周恩来与陈毅就红四军的问题进行了多次单独谈话，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 

周恩来告诉陈毅，在读了陈毅所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后，感到红四军的做法和经验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从来没有过。照这些办法做，红军和根据地就很有把握发展壮大。这是红四军的创造，是红四军对全国的宝贵经验。他准备把陈毅的报告放在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发表。陈毅听了周恩来的话，心里深有感触。原先在红四军内，总觉得四军毛病不少，纠纷也多，但没有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待红四军的发展与经验，没有对毛泽东在红四军创立的一系列建军原则和作战思想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故而也不太了解其在全国根据地建设中的价值。周恩来的话使陈毅有茅塞顿开之感。

随后，周恩来又告诉陈毅：中央“二月来信”要求红四军分散游击，朱毛离开红军；后来，中央于6月收到毛泽东4月5日写给中央的复信，中央政治局开会，深入讨论了毛泽东在信中所列举的红军不能分兵的四条理由，真要感谢毛泽东的这封信，把问题说清楚了，避免了中央的决策错误。陈毅参与了红四军前委对中央“二月来信”的讨论，但没有料到毛泽东的回信在中央政治局产生如此大的反响。接着，周恩来又让陈毅阅读了他起草的中央致红四军的“八月来信”，信中肯定了毛泽东在红四军党内争论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正确思想，批评了刘安恭等人在争论中所提出的若干错误倾向。这使陈毅对于红四军党的正确路线有了明确的认识。

周恩来还对陈毅说：前委一定要集权，还需要有自己的核心人物，一个能够把大家的正确意见、把委员们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的书记。这绝对不是什么“家长制”啊！他指出，如何认识一个政治家，是看他的主流还是看他的支流，十分重要。他认为，现在选择红四军这样一支全国红军的先锋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他相信，这样一位同志，身负重任，面临大敌，是不会不注意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的。

周恩来的话令陈毅耳目一新，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提高，表示接受中央领导的意见。三人委员会对所讨论的问题取得一致看法。周恩来对陈毅的思想转变十分欣慰，遂决定由陈毅代中央起草，经周恩来认真审阅修改后，于9月28日签发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交陈毅带回，以此来统一红四军前委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起草制定古田会议决议

陈毅归来，在上杭官庄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朱德表示拥护。于是，朱、陈致信毛泽东，请他立即回四军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欣然于11月26日回到长汀，就任红四军前委书记。28日他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确定12月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红四军“九大”在上杭县古田村曙光小学开幕，出席代表120余人。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及中央有关决议案，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大会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八个决议案，这八个决议案总题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集中体现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基本精神。其中，第一个决议案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决议的核心内容（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回答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不仅把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具体化，而且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发展了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经验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

《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党组织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对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和坚持具有重要的意义。会议选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古田会议以后，红四军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会的精神迅速在红四军中传达贯彻，并且先后在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其他红军部队，乃至全国许多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中贯彻执行，产生了巨大影响。

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

红四军党的“九大”结束之后，毛泽东收到红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给他的1930年元旦贺信，信中说现在红军面临的形势十分险恶，完全处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之中，主张分散打游击，各自打出路。林彪还说：红旗是打不了多久的，说红旗能插遍全国那是吹牛。林彪自1928年4月下旬随朱德、陈毅及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喜欢走州过府打城市，缺乏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对时局的估量较为悲观，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像林彪那样不重视农村根据地建设、坚持“城市中心论”思想的人，无论是在四军还是在中央和党内都大有人在。毛泽东发现这不仅仅是“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而且是涉及到要不要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当前时局下革命前途如何，红军是否应以农村为依托发展革命势力，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等等重大理论问题。

1929年以后，毛泽东在领导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视野更加开阔，经验更为丰富。尤其在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毛泽东的认识有了升华。特别是他阅读了中央“九月来信”后，颇受启发，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认识日趋成熟。中央“九月来信”中明确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毛泽东觉得林彪的信代表了一种思潮，是普遍存在于中共党内的“一般紧要的问题”，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因此决定回复一封信，将自己这方面的认识和想法写出后刊印出来。经过严密的思考，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闽西古田赖坊写了《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的长篇党内通讯（即后来在《毛泽东选集》中发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答复林彪。作为上级和长者，毛泽东用严厉的词语批评了林彪对于时局的悲观论调和流动游击观念，希望帮助林彪转变思想，并借以教育全军将士和党内同志。

毛泽东在给林彪的这封信中指出，中国的国情和形势决定了以城市工作为中心是行不通的，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毛泽东指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这是继古田会议后又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他要求大家毫不动摇地确立“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开辟巩固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格局。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毛泽东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表现了他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