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渔阳里2号的红色印迹

原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现为南昌路100弄），内有二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楼房8幢，建于1912至1936年间。其中的2号，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悬挂在这栋旧宅门前的唯一纪念性牌子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经过一年多“修旧如旧”的修缮，如今已面目一新，即将对外开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这栋见证党的诞生的百年老宅，究竟应该挂出怎样的牌子才与其历史文化内涵相匹配呢？

这栋石库门房子原为辛亥时期安徽都督兼民政长柏文蔚的上海寓所，也称“柏公馆”。后因柏离沪（一说柏已在沪另购新居），故将此宅移赠1920年2月自京返沪的同乡老友陈独秀居住。一向孤傲、素不愿吃嗟来之食的陈独秀，一来老友盛情难却，二来又需安顿家眷，也已厌倦颠沛流离的窘迫生活，虽多次婉拒最终还是乔迁入住。随后，陈在北京的家人南来，《新青年》编辑部也由北大迁回上海。于是，这栋原本很平常的私人宅邸，顿时生气勃勃，愈发热闹起来。
　　全面准确显示这栋私宅的历史文化尤其是红色文化的内涵和底蕴，应该在原有“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之前，增加三块新的牌子：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诞生地、中共中央机关第一个驻地和陈独秀上海故居。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诞生地
　　1920年4月，联共（布）“红色使者”维经斯基使团一行5人奉派来华，经北京抵达上海。维经斯基使团先住永安百货公司楼上的大东旅社，在与陈独秀接上关系后便搬离大东，迁往霞飞路716号（今淮海中路716号）下榻。在维经斯基的帮助和推动下，陈独秀先是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以此为基干加快了建党步伐。据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袁振英回忆：“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还“常到这里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其他成员如施存统、李达等都有类似内容的回忆。
　　据《中国共产党上海史》记载，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具体日期无法查考，但在6月20日之前可以确定，《俞秀松日记》证实，参加5人会议之一的施存统于6月19日晚登船赴日，与施存统所说的6月20日启程赴日本之说一致。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共产党，这次会议明确建立的是共产主义的政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领导人（书记）。会议起草了党纲草案，共有10条内容，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在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将组织正式定名为“共产党”。这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最早组织的产生。这次会议实际上应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筹备会议。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1920年6月，他（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社会共产党”……经过酝酿和准备，中国共产党的上海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干，陈独秀为书记。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此后，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诞生于老渔阳里2号，随后这里又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办公地，此外没有别的办公场所。陈独秀等人常于此处召开会议，商谈党务工作与工人运动等事宜。老渔阳里2号鸿雁来往不息，进步志士纷至沓来，推动着华夏各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积极建立。
　　随后，名闻天下的《新青年》由陈独秀改造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劳动界》《共产党》等刊物也在此相继创刊、出版、发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经验。1920年底，陈独秀应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新青年》遂交由陈望道负责编辑，《共产党》由李达负责编辑，李汉俊、李达先后代理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书记一职。大家留守老渔阳里2号开展党的工作。
　　老渔阳里2号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诞生地是毫无疑义的。

中共中央机关第一个驻地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书城公馆召开。陈独秀虽未参会，但他委托广东代表陈公博带到会上的“培植党员”、“民权主义之指导”、“纪律”和“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等四点重要意见却为大会讨论后采纳，并被写入党纲。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
　　1921年9月初陈独秀即从广州返沪，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此时距离党的“一大”闭幕尚不满一个月，中央局的工作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均未开辟单独的中共中央机关驻地。陈独秀返沪，回到老渔阳里2号的寓所之时，中共中央机关也就随之设在老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寓所，陈独秀与张国焘、李达也一直聚首此处研究和处理党务。直到1922年10月中共中央随陈独秀迁到北京，中共中央机关一直驻扎在此，历时约1年零2个月。
　　中共中央驻留老渔阳里2号期间，党的“二大”的筹备工作已被提上日程。作为当时党的当家人，陈独秀在此忙碌不已，为筹备召开“二大”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二大”在党史上具有重要政治地位，因为“二大”第一次提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了构建民主共和国的蓝图，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统一战线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制定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等等。这些文件的起草、讨论和制定，大部分都是由陈独秀执笔或在他家里讨论决定的。而民主革命纲领和党章的制定通过，使党真正成为具有政党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最终完成。
　　此外，在老渔阳里2号的日子里，除了主持中央局的日常工作外，陈独秀依然笔耕不辍，时常在《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孰料未过多久，老渔阳里2号内的种种活动，引起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1922年8月，陈独秀再次遭到法租界巡捕房逮捕，中央机关遭到破坏。经营救虽很快获释，但出于安全考虑，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不得不另租房屋，将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陈独秀从其寓所移至他处，保护起来。
　　1922年10月，陈独秀率团经北京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机关也随陈独秀暂迁北京，至此，老渔阳里2号作为中共中央机关的特殊政治使命宣告结束。次年2月陈独秀返回国内，中央机关随之由北京迁回上海，在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方针的酝酿过程中又奉命迁到广州，在党的“三大”后再次迁回上海并长期驻留。中共中央机关直到1933年1月最终离开上海迁往江西革命根据地。
　　这里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驻地，也是老渔阳里2号诸多牌子中最亮丽、最耀眼的品牌，虽然历时仅有1年零2个月。

陈独秀上海故居
　　据考证，陈独秀从1920年4月正式移居老渔阳里2号，至1922年10月离开上海前往北京转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其间，陈独秀本人曾四度离开或被迫离开居所。一是1920年12月至1921年8月应国民党广东省主席陈炯明之邀赴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二是1921年10月4日至26日被法租界巡捕房首次逮捕并关押；三是1922年8月9日至18日被巡捕房第二次逮捕关押；四是1922年8月29日至30日曾秘密前往浙江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西湖特别会议。
　　其实，除柏文蔚和陈独秀外，1920年前后居住在环龙路新老渔阳里及其附近的，还有很多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7号原址地）时为孙中山居所，也是中华革命党人的重要集会地点。环龙路80号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在，1917年5月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这里成立。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的戴季陶住所和白尔路三益里17号（今自忠路163弄17号）的《星期评论》杂志社等，都在一箭之遥的附近。
　　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相对集中的居住状况，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有利条件。党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坐镇老渔阳里2号寓所，广泛联络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星期评论》社的沈玄庐、戴季陶、李汉俊、陈望道，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邵力子，以及自京来沪寓居星期评论社的俞秀松、施存统，他们经常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和改造中国的问题，并成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成员。
　　此外，陈独秀上海寓所还曾是两大著名革命杂志的编辑部。陈独秀把这里作为《新青年》和《共产党》的编辑部，安排陈望道、李达住进自己家中担负编辑工作。一楼的客堂间就是《新青年》编辑部办公室，楼上亭子间就是《共产党》月刊编辑部。陈望道回忆说：“大家住得近，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那时候，我们时常在环龙路渔阳里开会，陈独秀住在这里，我后来也搬到这里来住。”
　　这里还曾是全国进步青年投身革命的起点。一批视民族危亡为己任、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热血青年们受到陈独秀的热情接纳，时常在这里往来进出，李汉俊、李达、陈望道、张国焘、俞秀松、沈雁冰、王会悟等，都成了老渔阳里2号的常客。
　　1920年5月5日，青年毛泽东到上海寻求湖南改造与建设的方案，他久闻陈独秀的大名，在沪期间，得知陈独秀也在上海，特意来到老渔阳里2号，登门向他讨教。毛泽东对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交谈中，自然也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的谈话中又提起此事，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年谱》是这样记载的。“ （1920年）6月，在上海期间，同陈独秀讨论过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和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这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备组建共产党。”注释中还专门引用了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
　　这里还是陈独秀接待联共（布）代表维经斯基的主要场所。为便于工作，维经斯基一行在上海的寓所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716号，从这里步行至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住处只要10多分钟，往返极为方便。他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交流时局、指点江山，商讨建党方略，推动建党伟业。就在这间陈独秀寓所里，演绎出一栋私宅与一桩伟业的传奇故事。

总之，挂起陈独秀上海故居的牌子，也是与陈独秀在安庆、北京以及在重庆江津等地的故居相对应，串联起陈独秀一生东奔西走、南来北往的历史足迹。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月8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老渔阳里2号这座房子，与1921年7月召开“一大”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以及1922年7月召开“二大”的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等石库门建筑，都应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出发地。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的诞生地、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机关驻地、陈独秀上海故居，这是南昌路100弄2号门前最应该挂出的三块牌子，因为最能体现上海老渔阳里2号的历史内涵和底蕴。其他如《新青年》编辑部、《共产党》编辑部等牌子，其实都是随着陈独秀的入住而迁入或创办的。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课题“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百年传承研究（B）”（批准号：2019ZJD003）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