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人民军队，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新四军军部在南昌组建之后，开展了大量的革命活动，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
1938年的上海《申报》中说：“八路军是工农红军改编的，这是尽人皆知的；新四军也是由红军改编的，这却不为一般人所完全知道的。”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部分红军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从1934年10月到1937年10月，他们在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牵制大量敌军，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行动。各省红军游击队是革命的火种，也成为后来在南昌组建新四军的基础。
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前，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及中央军区，项英担任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担任主任。留下来的红军队伍，各自为战，逐渐形成十四个游击区，在南方广袤的土地上继续积聚革命有生力量，开展革命斗争。经历艰苦突围且遭受惨重损失的红军游击队，在多次未能与党中央取得有效联系的前提下，始终坚守革命信念，机动灵活，坚决抵抗，经受住了革命考验，锻炼了革命队伍，保存了革命火种。
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就开始重视南方红军游击队工作的战略转变问题。随着抗日战争形势不断严峻，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就南方红军改编问题在多个场合与国民党进行了艰难的谈判。193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团队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双方在改编后军队实际领导权问题及军队主官问题分歧严重，国民党提出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后，军事长官由陈诚兼任。中共中央不同意，正如周恩来1937年7月23日接受美国记者彼森采访时说道，“南京企图把他们（指八省红军）缴械，瓦解掉，这我们不能同意”。直到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南京受到威胁，国民党才同意八省红军集中改编计划。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共两党开展第二次合作，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也开始实行战略转变，纷纷开展谈判改编。
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进行谈判前后，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也先后与地方上的国民党当局就红军改编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在游击战争期间，由于国民党军队对游击区的封锁、包围，各游击区包括中央苏区与党中央断绝了联系，获取最新政策信息非常困难。在这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苏区中央分局领导人项英、陈毅从大局出发，准确分析和领会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对南方红军改编工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领导，完成了分散在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的战略转变。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工作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当时，苏区中央机关和领导人在赣粤边红军游击队，较早地开展了对国民党当局的谈判改编工作。尽管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1日对南方游击工作下达了一个指导性文件——《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在保持革命武装、保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红军游击队可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但是由于外部的封锁，项英、陈毅均未收到这一文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获得一本《新学识》杂志，该杂志登载了中共中央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的政策主张，引用了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任务的三个小段。据此，赣粤边区率先开展战略转变。1937年8月8日，项英、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的名义正式发表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表示赣粤边共产党和游击队愿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合作、共同抗日。在与国民党谈判过程中，项英、陈毅坚持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同时又提出了五条原则：红军游击队坚持独立性、抗日活动及党的活动自由、释放政治犯、游击区民选保甲长、不准土豪追缴租税。苏区中央与国民党江西省代表的南昌谈判在1937年9月26日达成了协议。事后，毛泽东对此也有过评价：“因情况不明，项英、陈毅在（南昌）谈判中有些不妥，但总的方向是对的。”
在各地改编过程中，中央苏区分局起到了具体指导的作用。南昌谈判之后，项英、陈毅以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向各游击区发出“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部队的指示，要求“各地接信后，立即听候点编，为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作英勇的战斗”。同时，中央苏区分局决定，派人分头联络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让各游击区与国民党当局尽快进行谈判改编。此外，中央苏区分局还在南昌成立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具体协调解决各地抗战所需编制、经费问题；各地游击队以此为“大本营”，来南昌请示汇报有关整编问题，方便与八省游击队联络。如，闽北游击队分区司令曾昭明来南昌总接洽处向陈毅汇报闽北游击战争情况及闽北游击队谈判整编情况，陈毅就当地红军改编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部队要大部出动，但要留枪、留人、留干部，像割韭菜一样要留根。”
二
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及苏区中央分局的具体指导下，南方游击区的谈判改编工作既坚持保有独立性这一基本原则，在具体问题上又采取灵活多变的方针，在斗争与妥协中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南方游击队谈判改编顺利完成，为新四军的改编组建工作及新四军在南昌军部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叶挺被誉为“北伐名将”，1924年入党，在北伐战争中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战功卓著。在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及广州起义失败之后，流亡海外，脱离了党组织。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就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的军事主官人选问题上争执不下。由于叶挺身份的特殊性，周恩来想让叶挺出面主持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受周恩来委托，叶挺通过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蒋介石表达了自己领导改编红军游击队的愿望，并建议改编的部队称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意在继承当年北伐时第四军的‘铁军’传统”。经过双方反复商议，叶挺被任命为新编第四军军长。1937年12月，叶挺召集新四军全体干部在武汉开会，提出了新四军的工作任务，设立了新四军筹备处，开展前期筹备工作。
按照毛泽东关于新四军“军部第一步设南昌”的指示，1938年1月4日，项英、张云逸等人率军部离开武汉，于1月6日到达南昌，在张勋公馆以新四军军部名义正式对外办公。新四军南昌军部的组建过程，一是确立新四军南昌军部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经叶挺提出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同意，“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新四军南昌军部除了军长、参谋长外，政治部负责人也在领导层中。193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派袁国平为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可为副主任。”除了设置军部的领导机构外，中共中央还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二是设置新四军南昌军部的内部机构。新四军南昌军部包括四个部门：司令部、政治部、战地服务团、教导营。司令部下设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秘书处、军法处、军医处等7个处室。新四军南昌军部在短时间内迅速成立，军部内机构和人员分工明确。
从1938年1月6日算起至4月
4日止，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停留总共88天。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开展了多方面的重要工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治方面，传达指示、动员指导。军部成立之后，最紧要最中心的任务就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把各游击队集合起来，进行整编、整训，以最快速度开赴抗日战场。为此，新四军南昌军部的领导人们分头活动，落实了此项工作。二是军事方面，指挥部队，开往前线。军队在集结完毕、整训完成之后，按照中央指示，需要立即开拔集中、奔赴前线抗战。各部队军容严整，开拔工作紧张有序进行。三是经济方面，筹备物资，建立兵站。新四军南昌军部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开展募集经费、筹措武器药品的工作。如中国红十字会下设的上海煤业救护队来南昌后，担负起将伤病员、领导同志分批接送皖南的重要任务。新四军军部自南昌迁移到岩寺之后，煤业救护队集体参加了新四军。四是文化方面，唤醒民众，宣传救亡。在南昌期间，新四军的文化工作主要是通过战地服务团这一机构来开展，此外新四军教导营、在新四军影响下的抗日救亡团体，承担了一部分文化宣传功能，同时还承担组织群众工作、战场救护工作等任务，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38年4月，新四军军部离开南昌之后，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在南昌成立，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发扬革命精神，继续发挥自身的作用，指导、指挥各项抗日救亡爱国运动，开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抗日战争的形势下，新四军在南昌成功地开展了大量的革命活动，而后奔赴抗日前线。南昌军部作为新四军的一个早期军部，在南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新四军在南昌的革命活动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