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赵启正讲浦东开发开放故事

“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时光照进上世纪90年代，一位睿智的中国老人倡导、推动了蓄势已久的浦东开发。
　　1990年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
　　光阴荏苒，如今已“而立之年”的浦东，又站在了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兼任浦东新区党工委书记和管委会主任的赵启正同志，中外媒体曾对他有一个很亲切的称呼：“浦东赵”。他有一流传甚广的“金句”：“一个伟大的事业，必有伟大的故事。”日前，本刊特约记者认真聆听了“浦东赵”讲述的浦东开发开放中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

请基辛格“三看浦东”
　　浦东开发开放伊始，西方很多人对此甚为怀疑，说中国是在喊“政治口号”。那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担任了多家美国大公司的中国问题顾问，为此他常来浦东，由浦东了解中国的进展、中国的温度。他到上海，每次必见赵启正。第一次在浦东见基辛格，赵启正给他看浦东开发的地图；第二次来，赵启正请他看浦东新区未来的规划模型；第三次来，他看到浦东天际线的起重机群长臂凌空善舞。于是，他认真地对赵启正说，我看浦东开放是行动，不是口号。
　　赵启正：共和国风风雨雨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的风波和考验。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我们中国进行制裁。因为当时国内互联网尚未建立，所以很多人对此还不太敏感，其实制裁的程度不亚于今天美国制裁俄罗斯的情况。那时候投资、贷款、高科技都不能来了，甚至包括汽车谈判都不行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宣布浦东开发，我们希望世界能理解中国：中国没有动摇改革开放的决心，更不是要走苏联的那种道路。
　　我们宣布浦东开发开放的时间点，正是历史的紧要关头。1990年，东欧的政治界已经动摇了。那年12月，柏林墙倒塌了。1991年，东欧和苏联先后易帜、解体。这种情况下，有人正盼着中国也跟着解体呢。没想到中国却说了：要开发浦东搞建设。现在回过来想想，中国在历史的狂风暴雨当中，岿然不动。邓小平同志以“泰山不倒”的睿智和勇气，为中国人民开辟了通往未来的航道。现在我们更理解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是太及时、太正确了，稳住了整个中国。所以要说浦东开发开放的“软成果”的第一条就是，坚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有克服各种困难的决胜信心。

“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
　　用今天的话说，当年浦东新区管委会的食堂一度成了网红的“打卡地”。这是因为在食堂的门口，贴着这么一行美术字：“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这是赵启正特意让新区宣传部部长邵煜栋安排的，把这思考从管委会办公室的头脑风暴，经会议室讨论、大会宣扬，一直延续到了食堂饭桌旁的闲聊。
　　赵启正：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我们把这句话看得很重。国际上有哪些城市可以称之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应该是能与伦敦、巴黎、东京、纽约齐名的城市吧。但当时如果在纽约打100个国际电话，95个以上可以一次接通；而在上海打100个国际电话，却有90多个接不通。所以那时别说浦东，就是上海在航空、通信等基础设施上，都与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差距很大。而通过浦东开发开放，成长为纽约、东京这样的国际经济中心之一，是国家赋予上海的历史重任，所以我们必须“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
　　上海是面向太平洋的，国际思考历来是比较丰富。而面对当时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还有些人认为这是发达国家剥削我们的一种手段，所以对我国加入WTO有迟疑。有了党的十四大报告，我们加深了对浦东开发开放的认识：我们不是搞一个单纯经济技术开发区或科技园，甚至于我们认为不是一个特区，而应当是通过浦东开发，把上海建成有更高标准的、担负着中国与世界经济对话的国际中心城市。

“我们该害怕中国吗？”
　　1996年1月，赵启正收到了一位中国留美学生从大洋彼岸寄来的一份报纸《波士顿星期日环球报》。该报有篇大半版文章的标题是《我们该害怕中国吗？》。作者说，我在访问上海市的时候，赵启正副市长坐在一个破沙发上，操纵着新式的多媒体，向我讲解了野心勃勃的浦东开发计划。假如在他有生之年能够实现的话，那么中国就不仅是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也是经济大国了，我们该怕中国吗？配文的一幅漫画，是中国的筷子正夹着几片美国国旗当“小菜”吃。
　　赵启正：这是我读到的较早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在20多年前就有了。那篇报道既然点了我的名，我就给该报总编辑写了一封信。我说，总编先生，1995年是中美共同战胜法西斯50周年，我们曾是盟国，理应在此时刻提升中美关系，但你却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中国从来没有拿外国当小菜吃过，你的漫画我不赞成。恰恰是我们历来屡遭列强欺凌，我希望你能够把我的不同意见发表在你的报纸上。
　　当时我们就曾议论过我的信他们究竟登不登？很多同志说不会刊登，后来该报不仅登了，还加个标题《中国人不赞成弱肉强食》。这份报纸刊登反驳它的读者来信，一字不改，也是他们为提高舆论斗争中地位的一种姿态。在浦东开发中，要随时感觉地球上的东西南北风，把握好浦东的航帆，坚定最终的目标。
　　在基辛格的介绍之下，老布什来了，我给他看陆家嘴的规划模型。那时候没有国产的，我用的那个激光笔是进口的，像半块砖头一样大，我用它指着陆家嘴模型介绍一个个楼，和道路花园等等。那时老布什刚打赢了海湾战争，很高兴。他说，你用的这个东西我很熟悉，鲍威尔将军向我汇报海湾战争时，就拿它指来指去的。他心中洋溢着海湾战争辉煌战绩啊！我说，我和他可有点儿不同，我指着哪，哪个楼就长起来了；他指哪个楼，哪个楼就炸平了。老布什说，你说得对，高科技可以用于战争，也可以用于和平。临走时，他说，如果我年轻一些，我也来投资。
　　“德国人问，你们医院能救我命吗”
　　有一次，一个德国投资商来浦东见赵启正。赵启正问他，你来浦东投资有什么顾虑？他说，如果我生病了，你们医院能救我命吗？赵启正请他细说。他说，我希望我得病时20分钟内能送到一个好医院。赵启正暗想，浦东现在哪有好医院啊，当时好医院不都在浦西市区吗！这位外商的顾虑提醒我们，改善医疗条件不仅是浦东公众的需求，也是投资环境中的一环。
　　赵启正：其实当时浦东能用于社会建设的资金很有限。刚去浦东时，新区管财务的副主任告诉我：一年能用的只有4亿元人民币。这4亿元是政府、学校和医院的吃饭和维持开销的。当时浦东对一座原来的人民医院进行改造，国际招标后在三年内花了3亿元。我们一直坚持认为浦东开发不只是项目开发，而是社会开发，以及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愿意在学校、医院、公共绿地上优先投入。
　　浦东开发最初的时候，乡里反映：“只听打桩声，不见钱袋来。”哪怕与外高桥保税区相邻的乡镇也是如此。所以当时我们就提出了以各个功能开发区带动周围乡镇一起发展的“列车工程”，就是开发区用了谁的地，一定要主动扶持周边的乡镇，像一列火车一样一起开动。
　　浦东当地的农民并不都适应浦东那么快的城市化过程。当时，浦东管委会不仅补偿被征地农民的房子、给生活补贴，还负责给每人推荐工作。但是他们还是需要时间提升教育程度，培训新的技能。1995年，费孝通副委员长来浦东，我对他说，上海的城市化历史过程至少花了100多年，而浦东的城市化过程可能只有半代人的时间。我说：“浦东呼唤社会学。”费老很高兴，他说“文革”中社会学被批判、废除，在浦东开发开放中社会学又有了用武之地。后来他在回忆文章中说，我的这句话打动了他。
　　浦东不做“世界最大的显像管生产基地”
　　1993年，一家外企表示打算在浦东建一座生产最大尺寸的显像管厂。当时赵启正去日本参观了一座新的LCD（液晶显示屏）车间，该公司的一位国际部经理对他说，今后10年，你们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显像管生产基地，而日本将成为世界最大的LCD生产基地。只这一句话，赵启正就明白显像管将被淘汰。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这个项目。
　　赵启正：浦东开发之初，浦东就确定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指导思想，明确了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先行的原则。虽然定了目标是高科技先行，但外商对高新技术的转让绝不慷慨，一流的不卖给你。二流的即使同意卖给你，也要足够的价钱，你有没有足够的高科技人才来接一棒？继续发展下去，也是问题，所以张江高科技园区起步时确实非常艰难。
　　记得当年我去美国微软公司参观，微软总裁跟我说，经常有中国人来参观，都说要造硅谷、建微软。您知道美国也就一个微软、一个硅谷，你们中国需要那么多微软和硅谷？这话启发了我，中国多地都宣称要建“硅谷”，我们要发展微电子产业，但是张江非要宣传再造一个硅谷吗？当时我国的卫生医药支出占GDP的4%，人均医药消费额才30美元左右，还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生活富裕了。我们不仅吃上好饭，还要吃上好药，用上好医疗设备。到1992年，全世界医药产品的贸易额已经达到了2200亿美元，我想，我们为什么不造一个“药谷”呢？上海有近30家生物医药研究所和10多所高校有相关专业，在生物工程药物的研究方面也有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医药工业的基础也较好。所以浦东就提出在张江高科技园区（金桥出口加工区也在其中）建立“药谷”，这个设想得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和支持，1994年1月，罗氏制药就成为在浦东落户的第一家世界500强药企。挪威的外长说，我们欧洲人喜欢“药谷”这个词，因为它符合人类利益。
要防止“筑巢引不来凤”
　　在“筑巢引凤”之说颇为流行之时，赵启正曾带领浦东新区管委会的干部乘车去看一个新建成的商城。他们进去转了一圈，再回管委会接着开会。上车后，大家说，售货员比顾客多啊！赵启正说，这就接近结论了，巢筑了，凤引不来，这样盲目的巢绝不能筑。
　　赵启正：当时我们强调“浦东开发，规划先行”，但究竟该怎么规划？务必要防止是先形态规划，再做功能规划，甚至不细做功能规划。我们强调的是，以功能开发带动形态开发。那什么是形态开发？形态开发就是看得见的建筑的开发，比如，盖一个足球场；功能开发是它的功能定位，比如，你究竟要盖个开世界杯的足球场，还是踢中超的足球场，还是浦东中学生来练球的？这功能不同的足球场在规模、投入、标准上可是天差地别。这么一比喻，大家都懂了：我们得先做功能设计，然后再做形态设计和开发。
　　那时浦东新区刚成立，还没有新区人代会，我有意地要到上海人民代表大会去汇报，以增加这规划的严肃性。
　　当时，我在浦东管委会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字：“惜土如金”。规划定了，还必须“惜土如金”。投资者到我办公室来一看这4个字，会问，这是什么深意？是不是土地很贵？我说那是自然。不仅是贵，而且要讲究投资密度，每平方米你将投入多少钱？达到一定额度才请你来，这就是“惜土如金”。“惜土如金”还意味不要布局太满，要留一点空给后代去建设。同一时代的建筑往往是同一种设计思想、同一种建筑材料、同一种审美趣味，这个城市整体看来就不漂亮。如果这个城市是花了200年时间才建成的，那这个城市肯定漂亮。虽然我们也等不了200年，但也不能要求在10年、20年一口气就全建好了。现在喜欢玻璃幕墙，玻璃幕墙的问题是它反光，如果到处都是玻璃幕墙，眼睛肯定受不了。所以我们说，可以建得慢点，要像中国画一样“留白”，给子孙后代“留白”，50年、100年以后的浦东才能更好看。
　　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曾称赞浦东说，浦东是世界城市开发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成功例子，浦东是经过仔细规划后再进行建设，这非常可贵。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浦东说，浦东是国际建筑大赛的现场。
“三条高压线”
　　当年中纪委领导尉健行同志来浦东考察，赵启正向他汇报说，我们坚持“一流党建带动一流开发”，尉健行对此十分赞同。他说，有人反映，“改革总是破从前的规矩，纪委老是来查我，我怎么改革啊”。在改革开放中，我们纪委怎么做？现在你们浦东这么做，说明白纪委是保证投资环境、保证廉政的，就把纪委和党的中心工作连起来了。
　　赵启正：浦东开发开放至今，一直坚持“一流党建带动一流开发”。我向尉健行同志汇报时，我举例说，如果外国投资者到浦东来，还得行贿，他财务上没“行贿费”这个开支项目怎么办？如果是我们向他行贿，让他采购中国的劣质零件，那将来这些用了劣质零件的产品还要召回。所以，好的公司不希望在腐败的环境中经营，腐败不仅是政治上损害我们的名誉，在经济上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破坏。尉健行同志对此非常肯定，予以鼓励。
“一流党建带动一流开发”，是口号；廉政是重要的投资环境，是道理。口号有了，道理有了，那措施呢？必须通过党性的养成教育——养成勤政廉政好习惯。我们再明确了“三条高压线”，谁碰谁触电：领导干部不准直接谈地价；不准干预项目招投标；不准因为动迁等私事为人打招呼。各位主任不要参与土地批租和项目招标，不知道标底。事实证明，这“三条高压线”保护了干部。犯第一、二条容易贪污受贿，犯第三条容易造成风气不正。市纪委对此很肯定，补充为7条高压线。随着改革越深入，越是能体会到廉政是投资环境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环境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