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在征途

写在前面的话
——陈  宁
　　我最最亲爱的爸爸于2020年7月6日离我们而去了。那天早晨，天昏地暗，大雨滂沱，任凭我们千呼万叫，爸爸却再也听不到了……
　　爸爸从5月11日住院被查出是食管贲门连接处恶性肿瘤，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放疗，之后因吞咽困难，6月24号医生决定给他插鼻饲。7月4日他拔掉了鼻饲的管子，7月5日开始不肯吸氧气，拒绝所有治疗，7月6日就离开了我们……在他离开之后，我才看到他1998年（时年72岁）写的遗嘱，他说如患重病，不能抢救就不必勉强，以减少痛苦，减少国家负担……爸爸就这样像一名战士奔赴战场那样毅然决然地走了！
　　我是他的大女儿，已经退休，所以爸爸住院期间我陪护的时间多一点，7月5日晚上整夜也是我在他的身旁，他一直在呻吟，不断地叫着我的名字，稍有睡着，梦呓中清晰地说的词语是“党中央”、“新四军”、“大江南北还有一篇文章要写”。爸爸就是在临终之前想着的依然是共产党、新四军和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大江南北》杂志……
　　爸爸的遗嘱中还写道：“人生自古谁无死，我能活到中国革命胜利，香港回归，已很满足，死而无悔。丧事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发讣告、不设灵堂……”7月8日，我们只是想自己家里的人送别爸爸，但没有想到竟来了许多人向爸爸告别，还有很多人送了花圈，我想善解人意的爸爸应该不会责怪我们。爸爸在“新四军军歌”的旋律中与爱戴他、尊敬他的人告别了，带着他在住院期间没有看完的书和新出版的《大江南北》杂志走了……
下面这篇文章是去年如皋新四军研究会让我写的，而且要求以第三人称来写，我很为难，爸爸也不同意写。但我实在难以推却，就先写了一稿给爸爸看，他只好作了修改。我想还是原文刊登吧，这是我和爸爸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合写的文章。另要感谢《大江南北》杂志徐晓蔚主编的加笔润色。    2020-7-12

一

陈扬于1926年3月20日出生在江苏省如皋县磨头镇北石庄。1944年5月参加革命，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扬参加革命时还是一名高中学生，在当时的（南）通如（皋）边界的平潮中学读书，因积极参加学校的进步活动被敌人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3名学生，关押在陈良坝据点，敌人采用诱骗、恫吓等手段逼迫他们供出与共产党、新四军的关系，后因苦无证据，才不得已将他们释放。释放后不久，陈扬就投奔如西抗日根据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战争年代，陈扬先后任中共苏中三地委机关报《江潮报》记者、中共华中一地委机关报《江海导报》记者、中共华中工委机关报《新华日报》编辑。1946年，中央关于土改的《五四指示》下达后，华中一地委组成土改工作团首先在如皋柴湾区、海安西场区、噇口区进行土改试点，陈扬被派至土改工作团。在苏中七战七捷战斗中，他没能参加苏中战役的前三次战役，直到李堡战斗时，陈扬随海安噇口区民工担架队，赴前线参加了李堡战斗、丁林战斗、如黄战斗，作民工支前的报道。陈扬冒着枪林弹雨，火线采访，一支钢笔和一支勃朗宁手枪是他的“贴身宝贝”，他带着它们驰骋在战场上，那些来自前线的战地报道，激扬了军民团结、奋勇杀敌的志气，同时也展现出在炮火中前进、在沙场上走笔的老一辈新闻战士的风采。
　　苏中七战七捷之后，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中央军委指示，华野主力大部队迅即北移，苏中地区沦为敌后，只留下一小部分主力和地方武装在敌后拖住敌人。这时形势突变，敌人大军压境，反复实行篦梳式的“扫荡”“清剿”，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尤其一分区南线沿江的如皋、靖江、泰兴、泰县四县被敌人列为“清乡实验区”，“还乡团”疯狂反攻倒算，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惨遭杀害，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就在这时，陈扬主动要求派到南线，他把当地地方武装、民兵以及人民群众坚持苦斗、巧妙应战敌人的事迹及敌人的暴行写成稿件，由武装通信员穿过敌人的封锁线送到北线后方报社付印。陈扬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说，那真的是提着脑袋干革命，每天都要与敌人周旋，有时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就连他们在据点里吹号也能听得到，能活下来真是幸运……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陈扬作为新华社苏南分社和中共苏南区党委机关报《苏南日报》的记者，任务就是赴苏南重镇戚墅堰铁路工厂和电厂组织宣传报道。他是和接管常州地区的同志一起渡江的。一到常州他就马不停蹄地背着背包奔赴常州火车站，搭乘从常州开到戚墅堰的专车，赶到铁路工厂向接管该厂的军代表报到，进行采访。陈扬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来到美丽的江南、第一次见到铁路、第一次乘上火车、第一次进入这样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工厂，第一次同先进的产业工人接触，真是处处感到新鲜、兴奋。他在这家厂呆了半年多，写了不少新闻报道。“文革”结束后，陈扬有一次回访戚墅堰铁路工厂，时任该厂工会主席的陈和尚向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戚墅堰铁路工厂在解放初期，国民党曾多次派飞机来轰炸，当时我是电石车间的工人，这个车间是连续作业、不能停工的，所以敌机前来轰炸时，我就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厂内。当时，你把我的生平经历写了一篇报道登在报纸上。‘文革’期间，造反派造我的反，因我是解放前入党的，他们就说我是假党员、叛徒，那时，我就拿出你写的报道文章以示自己的清白。”陈扬听后笑着说：“真没想到这篇文章还能成为你的挡箭牌。”

二

1950年以后，陈扬曾先后在中共苏南区党委宣传部、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委办公厅、上海市委办公厅、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等机关任职。“文革”结束后，陈扬先后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上海市委宣传部思想研究室主任、上海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1985年夏，调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任党组书记兼副总编辑，由于他同该报总编辑在办报指导思想和方针上发生严重分歧而又得不到解决，这时他已经年过六旬，遂于1988年底经组织批准离休。
　　“文革”期间，陈扬受到冲击，但他丝毫没有动摇革命意志。在这期间，他利用各种机会，想方设法找书读。在这期间，他除阅读了《马恩选集》 《列宁选集》 《资本论》以及毛泽东著作外，还阅读了莎士比亚、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名著，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人的战争回忆录，以及其他文史书籍。他常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对我还不能说完全白过，阅读真的让自己充实了很多。
　　“文革”结束后不久，陈扬出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党委成员，分管理论、教育、科技、文艺等专栏。1978年5月，全国掀起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但当时的上海市委和市委宣传部的主要领导受“两个凡是”的错误影响，对上海媒体下达了所谓的“不讨论、不表态、不发表文章”的三不规定，有关这方面的文稿全部被迫打入冷宫。同年6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对真理标准讨论表示了支持。陈扬和理论部的几位同志先后去机关、企业、学校、农村等单位举行座谈会，听取读者对邓小平讲话的意见，然后整理了一个材料，由陈扬签发，刊登在报社的《文汇情况》上。这个材料如实反映了绝大多数同志是积极拥护、支持邓小平的讲话，只有个别少数人持怀疑、反对的态度。这个材料上报后，受到当时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的严厉指责和批评。在这年7月的一次市委常委会议上，市委主要领导人当着列席常委会的《文汇报》主要领导人的面责问道：“你们为什么要发这样的《文汇情况》？你们的《文汇情况》是要上报中央政治局的，发这样的《文汇情况》就是在挑拨中央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这样搞是要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还责成总编辑会后作出深刻检查。这次常委会精神在报社传达后，气氛很紧张。陈扬在党委会上承担了事情的全部责任，但表示对市委的严厉指责怎么也想不通，无法做检查，听候组织处理。同年9月，市委主要领导人出访，经市委另一位领导人同意，《文汇报》首先冲破市委过去的“三不规定”，以显著地位发表了复旦大学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新闻和一篇很有分量的论述真理标准讨论的论文。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终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陈扬反思1978年这一年历史转折的历程，深情地说：“左”的危害确实不比右的危害小，不纠正也很危险呀！
　　值得一提的是，陈扬在上世纪50年代曾任柯庆施（以下称柯老）的秘书近4年。1956年调去编上海市委党刊《党的工作》，上世纪60年代又调去编华东局党刊《华东通讯》，这两份党内刊物都是柯老为加强党的建设而提议创办的，因此，陈扬实际上仍然是在柯老的身边工作，对柯老比较熟悉、了解。
　　1965年4月柯老不幸病逝，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等职。党中央对柯老的评价很高，总书记邓小平在悼词中说，“柯庆施数十年如一日地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在党内始终以革命事业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
　　“文革”后，党在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总结党在建国后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有些同志对柯老在上海工作期间贯彻党的路线、政策和方针过程中发生的偏差、错误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陈扬认为这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有些人不知出于何种动机，他们严重歪曲事实，对柯老肆意攻击、污蔑，甚至企图加以全面否定。2002年广东《随笔》杂志第四期就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罗列了柯老在上海的一大堆的所谓“罪状”，然后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为“借镜”，竟将柯老与林彪、江青相提并论了。陈扬和另外两名熟悉柯老的同志看了此文，真是怒火难抑，经过讨论研究后，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确凿的档案、报刊资料，以金平作笔名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一文，痛斥了那篇污蔑柯老的文章。经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干预，《随笔》杂志于2003年第一期刊出了这篇文章。随后，时任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著文支持金平文章的观点，对污蔑柯老的文章作了进一步的批判。2009年，在由夏征农和陈至立任主编的、中国有权威的《辞海》第六版中，在《柯庆施》的辞目中加上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称号。陈扬阅后感慨地认为，实事求是是党的最根本的思想路线，但对人对事如何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真不容易啊！

三
　　1988年，陈扬离休。尽管在家带外孙，教他学骑车、游泳，每天也没闲着，但他心中一直涌动着继续为党做点工作的愿望。1993年，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第三届换届，陈扬被推选为第四届研究会副会长、常务副会长，并分管研究会主办的《大江南北》杂志，担任杂志社社长，时年67岁。
　　从第四届研究会到2011年第七届研究会换届，陈扬在这个岗位上连续发挥了18年余热。从第八届研究会起至现在，他仍被研究会、《大江南北》杂志聘为顾问。在这期间，他怀着对新四军、对党和人民革命历史的崇敬心情和科学态度，认真阅读有关的历史文献、图书、资料，走访一些新四军老同志，参加研究新四军的研讨会，为研究、学习、宣传新四军历史做了不少工作。较为显著的是在他的主持下，《大江南北》杂志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长足的发展，刊期从原来的双月刊到1996年改为月刊；发行量逐年增加，从原来的2万份左右发展到现在的15万份左右。2002年和2010年《大江南北》杂志还曾两次被评为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在纸质媒体受到电子媒体很大冲击的情况下，《大江南北》杂志为何还能继续发展，陈扬认为，这主要是较好地继承了党的办刊优良传统：一是坚持政治家办刊的方针，致力于历史与现实结合、学术性与文学性兼备，不断提高刊物的宣传质量；二是坚持群众路线办刊，依靠各地新四军老战士、离退休老同志、党史军史研究人员积极参与，争取当地党政领导及宣传、教育、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老区开发促进会等有关部门的支持，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联络站；三是坚持勤俭办刊、廉洁办刊，坚决抵制和反对有偿新闻及其他邪门歪道。
　　《大江南北》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时注重改进宣传艺术，提高刊物质量，受到老中青读者的欢迎，陈扬并没有沾沾自喜。他认为，要看到面对思想多元化的形式，杂志宣传依然任重道远。现在一方面不少青少年包括中年，对新四军、对抗战、对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了解很少甚至不了解；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人在那里戏说、恶搞历史，甚至散布历史虚无主义，否定革命、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所以，杂志要有责任意识、忧患意识，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坚持既定的办刊宗旨和编辑方针，不断开拓创新，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作坚持不懈、坚忍不拔的努力。
　　陈扬作为社长，不仅主持全面工作，把好办刊方向，而且亲自动笔为杂志社撰写了许多有分量的文章。每到重要的纪念日或发生重大时政事件，他都抓住时间节点撰文予以阐释和呼应，使杂志内容更具指导性、针对性。他的知识面相当宽，这与他的革命经历和工作经历有关，他的文章对于史料的运用和史实的把握都十分精到，因而读他的文章对学习党史军史革命史确有很大帮助。特别是在涉及到党和国家重大事件的文章里，他能结合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央的要求，恰到好处地点出应该把握的重心，为广大读者指明阅读方向。他对自己的文章要求很高，许多文章从初稿到定稿，可以看到反复修改的痕迹，因而他的文章叙事顺畅、论述深刻、结构严谨、文字朴实。
　　2015年，正逢《大江南北》创刊30周年，杂志社领导班子决定把陈扬所写文章结集出版，在当年召开联络站工作会议时奉献给与会代表，作为一份可贵纪念。当时陈扬已退居顾问4年，预料他会持反对意见，出书的各项工作都背着他悄悄地进行着，直到即将付印才与他见面。木已成舟，他才勉强同意，写了自序。这本名为《犹在征途》的文集，仅选编了他离休后发表在《大江南北》上的作品，竟有130多篇、35万字之巨，凝结着陈扬为这本杂志、为他离休后新的事业所付出的心血。文集出版后，受到研究会、杂志社内外读者的广泛好评，认为这是一本宣传党史军史、弘扬革命传统和作风的好书。
　　而对许多作者和编辑部同志所写稿件，凡属重要一点的，他都会认真把关，或提出修改意见，或直接动笔斧正，经他修改润色之后，往往有“点石成金”之效——主题凸显了，分量加重了。对这一点，杂志社新班子成员都有亲身体会，心悦诚服。时至今日，陈扬退居顾问已经8年之久，但编辑部仍然把每期的重点文章送给他审阅，按照他的意见修改。他是杂志社名副其实的“高参”。
陈扬今年已经93岁了，至今身心两健，思路清晰，步履轻快。他为自己能够见证并参与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历程而深感幸运、幸福，同时更深感“一切过去，皆为序章”。他反复叮嘱杂志社接班的同志，要不忘办刊初心，牢记宣传党史新中国史的使命，继续开拓前进，发挥红刊应有的作用，做老一辈的知音、新一代的挚友。这位新四军老战士心中思考的是，今后中国的路还很长很长，还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沿着中国共产党开辟的道路不断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