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菜花盛开的季节，我走进红色革命老区西渣（位于江苏省盐城大丰区内），寻访了解战争年代西渣发生的那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
1942年9月，台北县委派陈新同志担任中共西渣区委副书记。陈新是上海人，当时才19岁。一次，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住西渣区东窑乡，陈新把区里的减租减息、锄奸工作、武装斗争等情况一一向粟裕师长作了汇报，粟裕连连点头称道。当粟裕得知陈新是上海人，只有19岁就担任区委副书记时，翘起大拇指，称赞说：“不简单，一个大城市小姑娘在边区当书记，真不容易啊。”陈新年纪虽小，但志高胆大，有勇有谋。她带领区武装中队打击敌人，迫使日伪军龟缩在东台、草堰的据点里，不敢露头。一次，陈新头戴布巾，化装成一个农村姑娘，站在西渣河渡口，等待两名深入敌区侦察的战士。傍晚时分，他们回来了，一位战士一下渡船就问：“姑娘，你等谁啊？”陈新抹去头巾，笑着说“你们看看我是谁啊”。两位侦察兵仔细一看，原来是陈新书记，哈哈大笑……西渣区的武装斗争闻名于苏中，胜利消息经常在新四军军报上刊登。新中国建立后，陈新在上海交通大学任职。1986年5月13日，她从上海来西渣视察，追根寻源。
1943年1月，西渣区委来了一名女区委书记，名字叫张西蕾，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广州起义领袖张太雷的女儿。她说话轻声慢语，和蔼可亲，行动却有男子汉气概。她喜欢游泳，在炎热夏天的傍晚，时常身着短衫短裤，跳入碧波荡漾的西渣河中，一会儿仰泳，一会儿潜游，比男同志游泳速度还快。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西渣有好多姑娘学会了游泳，打破了妇女不能下河游泳的旧风俗。她的女儿冯海兰在《我的父亲冯伯华和母亲张西蕾》一文中写道：“母亲和父亲结婚后，母亲到新四军一师驻地附近的台北县西渣区当了区委书记，后任台北县委宣传委员。经受了基层工作锻炼和抗日战争腥风血雨的严峻考验。新中国成立后，张西蕾先后任化工部科技局副局长、化工科技总院副院长，全国政协第六届、七届、八届委员。
1946年4月，新四军、苏中地委机关报《江海导报》社址迁到了西渣。《江海导报》隶属新华社苏中分社，报社随军工作。报社有干部、员工80多人，社长殷增寿，副社长夏玉良。报社有大印刷机1台、小印刷机2台。印刷机靠柴油机带动，缺油时就装上摇把和大轮盘靠人力操作。另有5台手摇和脚踏的小盘印刷机。报社印刷对开和四开两种报纸，也兼印学校课本和纸币。报社兼管发行，每天早上来西渣装运报纸的人络绎不绝。
西渣小镇既充满了生机，又存在危机。敌人要北犯，敌机常在西渣上空盘旋，报社同志就将天窗全部遮盖起来。当地民兵协同报社加强警戒，对来往行人严格检查。由于敌人疯狂“扫荡”，报社没有长期固定的工作地点，一旦出现敌情，报社同志迅速将机器设备拆装转移。报社编辑、记者都是平时拿笔，战时握枪。有一天晚上，报社接到紧急通知，说敌人已经从东台出动，沿路向我方进犯。大家随即行动，一部分人外出侦察敌情，一部分人将机器、铅字装箱埋藏，来不及处理的机器则投入河心，在岸边上做个记号，然后大家转移到芦苇荡里。敌人来了两三百人，气势汹汹，到处搜查，一无所获，最后只得朝芦苇荡“叭叭叭”地乱放几枪。深夜，敌人撤退后，大家钻出芦苇荡，下水打捞机器，并立即擦洗安装。报社还经常举行文娱晚会，密切军民关系，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1946年农历6月26日，国民党特务和三总伪乡保长组织暴动，伪保长冯正铨的五儿子和六儿子，裹挟住在老百姓家里的苏中二分区司令员管文蔚的爱人和孩子，纠集一伙人举行武装暴动并向东席卷，抓共产党干部，烧老百姓房子，无恶不作。傍晚，暴动波及到西渣河南，危及报社，副社长夏玉良当即站在河北渡口采取政治攻势，瓦解敌人，这时他身后蹿来对土改怀恨在心的地主许登高、许锡古父子，将夏玉良拦腰抱住拖上渡船，挟持到河南岸。一暴徒见船靠岸，举起铁叉叉住夏副社长脖子到水边，另一暴徒用麻绳把夏玉良捆绑起来。夏玉良大腿被暴徒戳了个大窟窿，血流不止。正当暴徒狂叫摧毁报社时，东台军事教导队得到三吴乡指导员周克全报信，在方勇率领下，及时赶到，枪声不断，暴徒如鸟飞兽散。管文蔚的爱人和孩子也被寻到，脱离了危险。第二天，暴徒全部落网。这次暴动，夏副社长负重伤，三元村朱日升被吊打成重伤，西渣村许青保家房子被烧，我军一战士牺牲。事后，冯六、许锡古、许登高被我方处决。
离别前，我站在西渣河畔的原野上极目远眺，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梨花、蚕豆花争芳斗艳，春意盎然。道路两侧的红叶石楠，在金色的阳光照耀下，格外鲜红夺目。西渣河两边的一座座村庄、一幢幢楼房、一条条公路、一片片树林，看去生机勃勃，一派欣欣向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