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为纪念父亲王萱春诞辰100周年,根据他在《我的自传》中提到过的战斗地点,我们用了8天时间到江西自驾1200公里,在革命老区安福、永新、莲花3个县进行了实地寻访。在寻访过程中,一些“红二代”“红三代”以及与红军息息相关的老乡,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我们先到安福县金田乡银圳村父亲老家。红军后代、堂弟王开根和王光先回忆道,他们曾听奶奶说过,父亲1930年参加了共青团,在村里是少先队大队长,白天在村里站岗放哨,慰劳红军,在列宁学校识字唱歌,也帮着家里干些农活,晚上总要回家睡觉的。但后来连续几天没回来,听村上人说,他和几个青年参加红军去了,这一走就是整整20年。父亲的堂弟媳妇、78岁的刘媛珠老人说,1950年,她看见萱春哥哥带领7个人的警卫班骑着马回来了,他那时是袁州(现宜春)军分区首任司令员,他们每人身背卡宾枪、腰挂驳壳枪,非常神气。
在安福县城,我们拜访了93岁的革命老人王语泉,他舅舅项金标是位老红军,当过苏维埃时期的安福县长,和父亲是同族的亲戚。他说父亲参加红军就是从他家出发的,17岁的父亲作战很勇敢,参加红军不久便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2支步枪,随后就提拔为班长了。
父亲的自传中提到他在洋溪乡石桥村作战时,腰部被子弹射中,这是他参加红军后第一次负重伤。我们寻找到石桥村后,只见3位老人在晒太阳,一打听,其中78岁的左柏庆说,他的家族就有多名亲戚参加了红军,但都牺牲了。他们知道1933年2月在村外发生过的那场战斗,村里还保留着红军卫生队和伙房的那间房子。在他们带领下,我们来到村头一栋破旧房子,里面什么也没有,但内墙上有做饭煮水过的烧焦痕迹。转到外墙,一条当年红军用白石灰写的“优待白军俘虏兵”大标语赫然在目,80多年过去了字迹仍然清晰可见。
父亲的自传中提到,他负重伤后,老乡们用担架抬着他翻山越岭到几十里外的红军医院抢救,才捡回了一条命。我们转到永新县的牛田村,寻找父亲疗伤的湘赣军区红军医院。在路边一家小卖店外见有几个老乡在打牌,我们说明来意后,一位老者说红军医院就在附近,他带我们去。其实那个红军医院是座尹氏宗祠,现在香火不断,但围墙上有2块铭牌,注明是“湘赣省军区医院旧址”和旧址简介。老者是93岁的尹桂华,其父亲是位老红军,曾担任永新县委宣传部长,后来牺牲了。他对我们讲述了曾亲眼看见鲜血淋漓的红军战士被抬到这里开刀、取子弹、截肢、疗伤的场景。
我们回到安福县,沿着武功山曲曲弯弯的山路,寻找车载导航仪都没有显示的泰山乡文家村的袁村,这是父亲在其自传中提到的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最后的根据地。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一家小铺子进去打听,老乡说这里出过很多红军,正说着进来一个名叫陈文峰的小伙子,他的外公是红军,早年牺牲了,他算是个“红三代”。陈文峰热情地做向导带我们往村里走去。在一片新盖的农家住房中间,有几栋破烂不堪的房子,这就是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六军团长征去了,湘赣苏区党政军机关及家属退守的最后的根据地。然而连红军遗址的铭牌也没有。
当年敌军一个师的兵力和地方反动武装前来“围剿”,上级命令父亲的留守部队天天修筑土碉堡、挖战壕、埋竹签。陈文峰带领我们爬上附近的一个山头去寻找当年的阵地。一路披荆斩棘,终于找到了一段土碉堡的堡体,看到了里面的木头横梁。1934年11月,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就在这里打阵地战阻击敌军。他当时任重机枪排长,成为敌军袭击的重点,部队伤亡很大,最后因寡不敌众,只得向武功山最高处撤离,湘赣苏区全部沦陷,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父亲在一次战斗中被子弹打穿右手,这是他第二次负伤,被安排在一家老俵的锯木铺疗伤,一位叫惠英的女同志每天给他送饭换药,解放后父亲曾去找过他们,但无结果。我们在开车途中看到有锯木铺就停车打探,也是一无所获。在章庄乡白云村的一家锯木铺前,一位叫郭四生的中年人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他们村里很多人参加了红军,但一个也没回来。村里家家户户住过红军,给红军做过饭洗过衣服。正说着,一位老妇人提着塑料桶走进一间土坯房子,郭四生说她也是红军家属,当年红军和老百姓住的都是这样的土坯房子,现在留下不多的土坯房子成了猪圈。
父亲自传中提到,在莲花县神泉乡的龙上村(现棋盘山村)召开了著名的棋盘山会议,湘赣苏维埃主席谭余保挺身而出挽救危局。他收拢被打散的红军,组建了湘赣红色独立团,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1937年11月,陈毅上山劝说湘赣红军下山改编为新四军差点被杀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我们在堂弟王小武陪同下前去早已如雷贯耳的向往之地。龙上村的宁氏家庙就是父亲和众多史料中提到过的祠堂,现在成了服装加工场。这时走过来一位白发老乡,一询问,他也是一位“红二代”,名叫宁建庭,他的伯父叫宁邦,跟随肖克将军牺牲在长征路上。宁建庭很健谈,主动带领我们走遍了村子,边走边介绍。这个祠堂是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作形势报告及召开连以上干部宣讲红军改编会议的场所。祠堂外是个小广场,延安派来的军事干部李忠民、张铚秀、彭汉元天天带领战士们出操训练,附近各家各户也都住满了红军。在“垄上改编旧址”有一间“垄上革命历史陈列室”,称这里是新四军(一支队)下山开赴抗战前线的始发地。
我们寻访一路上随意遇到的老乡,要么就是红军后代,要么就是与红军戚戚相关的群众。他们主动热情地带我们走访、向我们述说,他们那么多的亲人参加红军后都没有回来,这惊人的事例使我们深深感到革命老区人民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的重大牺牲和巨大贡献,永志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