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新四军老战士、人民日报社离休干部季音，是本刊的一位老作者、好朋友。最近，他以96岁高龄，撰写了长篇回忆录《越狱记》，生动地记述了1942年他从国民党上饶集中营越狱逃跑以及克服困难重新回到新四军部队的过程。全文约14000字，本刊分四期连载，敬请读者关注。
四、回到新四军
“第三战区政治部”，这是个颇带点血腥味的名称，横行闽、浙、赣的特务大本营专员室，以及庞大的集中营，都在它直接管辖之下。到它下边的一个部门去栖身，不等于自投虎口吗？
但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用古人的一句话来自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对于一个猎人来说，虎穴既意味着危险，也意味着收获。
我们毅然走进大院，找到了报名处，向办事人员讲述了一遍从金华的学校被炸到流亡出来的经过。我们的叙述没有引起怀疑。在填写个人经历表的时候，庞斗华一笔清丽的蝇头小楷，又一次受到人们的称赞。办事人员当场就认可了我们的流亡学生身份，同意收容。
第二天，团部传话召见庞斗华。我们吓了一跳，是不是露了马脚？我忐忑不安地在外边等候着。一会儿，他春风满面地回来了，告诉我，团长看中了他的书法，要委任他为团部文书。“上士文书，这官儿可不小呀！”他对我挤挤眼睛，狡猾地笑着。
这样，我们总算有了暂时的落脚之地。我和流亡学生们在一起，生活虽然还是清苦的，但毕竟吃饱了肚子，睡好了觉。庞斗华不知从哪里给我弄来了一套衣服，让我换下了那套浸润着老苏区革命情谊的破褂子，使我不再是原来那副狼狈相了。
庞斗华平时在团部办公，他不时偷空溜出来，和我聊一会儿天，或许他怕我一个人在外寂寞吧。我们以叔侄相称，他仿佛真正成了我的叔父。
流亡学生收容团在甘溪停留了几天，收容了一批人，不久就向福建方向进发。队伍沿着闽赣公路前进。这是一条熟悉的路，是洒过集中营战友血汗的路，半个月前，我们就是从这条路上艰难地跋涉到铅山石塘镇的。今天重新踏上这条崎岖不平的公路，不由地想起已经南去的集中营队伍里的众多战友，不知他们现在何方，是否依然颠沛在苦难的路上？
三战区的逃难大军，大都以闽北建阳为目的地，小小的建阳古城，顿时变得拥挤不堪。政治部机关在城里住不下，就安排在建阳南郊一带。我俩跟随着流亡学生团，也就来到了南郊外。行进在南郊途中，眼前几次闪过似乎熟识的面孔，这使我们提高了警惕。
果然，我们撞上了冤家。远处走来一个年轻宪兵，瘦高的身材，圆乎乎的脸，袖子上套着“宪兵”字样的红袖章，脚蹬大皮鞋，踏得咯咯响。我一眼就认出，这是在集中营特训班里站过岗的年轻宪兵，是我的浙江同乡。在他值班的时候，我们有时偷空闲扯，我从他那儿探听一些消息。
那宪兵显然也已认出了我，逃走是来不及了，我索性加快步子，奔了上去，主动打招呼：
“老兄，你好啊，现在在哪里驻防呀？”
他给我说了一通，问我：“你出来啦，那好呀！”“出来啦，现在我在此地做事。”我含糊地说。
我们争取主动，连续向他发问，使他没时间盘问我们，到最后我就说：此刻我们正在办一件事，回头一定去看他。
那宪兵看来很高兴，连连说，希望到他那里玩，看不出来对我们有多大怀疑；或许他多少有些迷惑，不过事不关己，又不在自己岗位上，何必多管闲事。
和那个宪兵分手后，我与庞斗华立即快步离开大路，走到一个小亭子里，紧急商量对策。庞斗华说，我们不能再继续跟着往前走了，看样子，集中营也在这个方向（后来证实，集中营迁到了建阳以南的徐市镇，正是在这条路上），弄不好又要撞进集中营去了，即使路上碰到一个特务，后果也不堪设想，必须赶紧离开，一分钟也不能再耽误。
我们急忙离开流亡学生团住地，折返建阳城，好在庞斗华利用做文书工作之便，早就偷偷填好了两张通行证藏在身边，便通行无阻地进了建阳城。
来自江西的大批逃难队伍，把这座闽北古城弄得乌烟瘴气，到处都贴着各种文告，有寻找亲人的、机关联络失散人员的，等等。在一处白粉墙上，贴着一张通知，是中国银行浙江分行宣布已经迁到建阳某地，即日开始营业。
我心头一动，想起这个单位里有个朋友叫孙宝琦，在金华时曾经和我同在国新社办事处工作过，是一位可信的同志。我和斗华现在身无分文，不妨前去找他弄点路费。庞斗华也赞同，只叮嘱我要小心行事，不可莽撞。
我在刚逃难到建阳的中国银行浙江分行，找到了孙宝琦，他对我们表示了充分的信任与极大的热情，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悄悄地详细询问了有关集中营的种种情况，并且慷慨地赠给我们一笔钱作路费。临走，他告诉我，在金华的另一个国新社通讯员陈湘，现在永安的《大成日报》谋职。听了这个消息我们不禁大喜。陈湘是我在金华时的一个好朋友，他的老家就在面临台湾海峡的闽南惠安县，说不定在那里可以找到一条从海上返回苏北的路。
走哪条路才能顺利回到新四军？这是一直挂在我们心上的一个大问题。孙宝琦提供的这个线索，如同在昏暗中射来一线阳光。当晚我们作出决定，立即离开建阳，去永安找陈湘。我们经建瓯、南平、沙县，几乎走过了半个福建，不记得走了多少天，脚上起过几回泡，终于顺利抵达永安城。
到了永安，很快就找到了陈湘。使人吃惊的是，他所在的单位，竟是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的一张机关报，无疑又走入“虎口”了。但黑窝里也有好人，陈湘就是一个。他不避危险，把我俩安置在他的住所，一起商量了今后的行动路线。最后决定，立即到他的家乡闽南惠安去，在那里设法搭海船去浙江舟山的沈家门，到浙江后再转上海，这样去苏北就方便多了。他又说，他再也不能忍受国民党统治区受压迫受侮辱的生活，希望跟我们一同到解放区去。
我俩离开永安南下惠安，又徒步跋涉了好几天路程，到达惠安时，季节已经入秋。惠安是个被称为“地瓜县”的穷县，到那里后才知道，这几年兵荒马乱，海匪猖獗，人们不敢驾船出海，天天空望着浊浪翻滚的台湾海峡，不见有海船出航的消息。没有办法，经陈湘的朋友介绍，庞斗华暂时到本地的私立侨光中学教书，我经朋友介绍，到了离惠安不远的仙游县竹庄小学担任高年级级任老师。竹庄地处丘陵山区，与外界很少交往，这是一所私立学校，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外地人。
我与斗华的生活暂时安定了。这儿离建阳集中营已经很远，再也不用担心特务队长的追捕，但我们难以忘却过去的一切，对集中营战友的思念之情紧紧地揪住了我们的心。中秋节到了，这是逃出集中营后的第一个中秋。我们过了一个特殊形式的节日。那天，烧了几个菜，还买了蜡烛与香纸，斗华让我写了一篇“祭文”，内容是悼念集中营的牺牲者，怀念还在苦斗中的战友们。我们关上房门，点起香烛，先由我朗读并焚烧祭文，接着一起跪倒在桌前，遥向北方，恭恭敬敬地叩了几个头。礼未行毕，再也关不住感情的闸门，两个人竟趴在地上呜呜大哭起来。假如人世间真有灵魂的话，此刻我们多么希望集中营的烈士们能够听到我们的呼唤声。
秋去冬来，闽南的冬天虽然不飘雪，却也大地萧索，寒风呼啸。我与庞斗华隐蔽在闽南一隅，时间已过去几个月，眼看海船无期，心中实在着急。日子匆匆过去，到了1943年4月上旬，陈湘辞掉了报社的事，从永安回到惠安老家。我们经过商议，毅然决定，既然走海路已无希望，就改走陆路进入浙江，虽然路途遥远，但我俩经过半年多休息，体力已有恢复，也积蓄了一些教学收入，在经济上无大问题。
我永远不会忘记4月13日这一天，我告别了竹庄小学可爱的师生，与庞斗华、陈湘一行三人，在4月下旬到了福州。在当地买了木梳、筷子一类福建特产作掩护，化装成商人，跟着一伙商贩，沿海北上。沿途上，又遇到了多次险情。特别是在过了浙江温州，进入所谓“阴阳界”，即国民党统治区与敌伪统治区之间的中间地带，我们差一点被伪军抓走，最后向两边的岗哨递上不少银元，才过了难关。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我们到达上海。
到了上海以后，几经周折，找到了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地下党的同志对我们非常热情，他们说，如今新四军在淮南、苏中、苏北的敌后根据地已经发展壮大。又交代了去淮南新四军军部的路线和关系，并在沿途作了周到安排。一个冬日的上午，我们化装成商贩，悄悄地离开了太阳旗统治下的上海，来到南京附近的江宁农村。因为事先已通过地下党取得联系，很快找到了在那里坚持敌后斗争的江宁县委。次日夜晚，县委派人护送我们紧张地通过铁路线，搭上一条小船，躲过在江面上来回游弋的日舰探照灯光，渡过了黑沉沉的长江。
登上对岸后，天已微明，在交通员的带领下，继续往北走了一程，同行人告诉我们，此地已是淮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边沿区，离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已不远。天已大明，远眺一个个村庄，在朝雾中升起缕缕炊烟，晨风吹来，清爽无比，一夜的疲困一扫而空。
我们几个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难以描述的激情涌满心头，啊！终于又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我们回“家”啦！当天，我们来到天长县葛家巷村，向驻在村里的新四军军部报到。
著名诗人普希金在一首题为《囚徒》的诗里写道：
我们原是自由的鸟儿，飞去吧，飞到那乌云后面明媚的山峦，飞到那蓝色的海角……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