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1年2月从社科院借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农委搞调研，1962年6月正式调到华东局政治研究室工作的。在整个华东局机关里我是最小的小干部。华东局里高干林立，华东地区六省一市的第一书记、三个大军区的司令员都是华东局领导。我与他们的级别悬殊太大，可谓是典型的“可望而不可及”，远看而不得近交。实际上，我也并不指望与他们攀谈，欠自然，难亲切。我最喜欢交往的是机关里的“八大员”：炊事员、警卫员、驾驶员、机要员、打字员、交通员、花工和医务人员。
先说炊事员。炊事员有老有小，老的是“扬州一把刀”，50岁上下，我与他有代差，见面只微笑而少交谈。我熟悉的是一位收饭票的年轻人。我们熟悉到什么程度？只要是食堂里有水饺，我不开口他就知道给我打八两。有次我主动说“六两”。他问我：“怎么了？”我说：“发高烧。”排在我后面的老领导马上伸过头来看看我：“厉害！发高烧还要六两，我不发高烧才吃三两。”后边的人也笑了。1968年12月下“五七干校”，在干校晚上如果播出“最高指示”，我们就会全体出动向南汇县彭镇方向游行欢呼。敲锣的就是那位年轻的炊事员。不知他是过于热心还是过于用力，有次竟然把锣敲破，逗得大家笑不可支。可是，不久听说他被隔离了。什么原因我至今也不知道。在那个年代隔离，估计是犯了什么“政治错误”。可是在我眼里他是很朴实的。
再说驾驶员。华东局机关不大，只有五百来人，可是车队司机不少，因为有资格坐车的大干部太多。我没资格坐轿车，与驾驶员接触不多。可是，下“五七干校”以后不一样了。我们是每月集体回家一次，不用说是坐大卡车。干校位于芦潮港过去的大海内堤与外堤之间。从芦潮港到市区车子好开，从芦潮港到干校这几公里车子难开，因为没有公路，是在海堤上开的。海堤很窄，搞不好会滑下去。在这段路上，开惯轿车的不一定敢在这海堤上开卡车，好像是只有一位司机敢开。尤其是冬天，结冰时更容易滑下去。有几次轮子滑下去十几厘米，这时司机就会把我们年轻人喊下来，顶的顶，推的推。由于这位司机爱讲俏皮话，我爱听，因此也乐于帮他忙。不料有一天晚上，从他们五连的草屋里传来好像是打倒他的喊声。我走出我们二连的草屋，到他们草屋跟前仔细一听，果然是造反派在喊打倒他。什么问题呢？因为他说了这样一句活：“干校干校是干部的学校，叫我们工人来干什么？”第二天在食堂打饭，只见他面孔绷得很紧，不说俏皮话了。大概是在海堤泥地上开车非他莫属的缘故，也许是有人为他说话，几天后他就平反了，没事了，见面又讲俏皮话了。
三说警卫员。大到柯庆施、陈丕显的警卫员，老到饶潄石、陈毅、曾希圣、罗炳辉曾经的警卫员；大到保卫科长，小到“好八连”的战士，我都认识。认识他们有个好处，建国西路华东局礼堂放电影我们可以进去；康平路市委小礼堂放电影我们本来进不去，可是认识了警卫员，一招手就进去了。警卫员非常同情我们单身汉，周末没事干，进电影院要买票，没那个钱。康平路小礼堂放领导家属进来也坐不滿。与警卫员交朋友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能听到领导逸事。警卫员知道的多是小事，可是“小”中可以见“大”，从他们所述的“细节”可以了解领导的“大节”。况且警卫员不大会说套话，从他们口里出来的玩话，即使是“没下颔的话”也都是大实话。1964年秋冬，我们在学习了作出“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这一论断的“桃园经验”之后下乡。我与一位曾在1943年护送陈毅去延安的老警卫在一个生产队。我是组长，他是组员。我们队同兄弟队的看法一样，认为这里不像是“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可是一位很有声望且相信“桃园经验”的大领导听了汇报后说：“不要把自己的想法说成是‘群众呼声’。”会上顿时一片寂静。不料，陈毅老警卫马上冒出一句：“也不要把领导的说法说成是‘群众呼声’。”大领导还好，没生气，苦笑一下就过去了。惭愧！我这组长不如组员。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每当我回忆起大领导和老警卫的这番对话，都会让我头脑复杂而又清醒，少点直线思维，少点“本本主义”。
四说机要员。我后来所住的吴兴路沿淮海中路的大楼里绝大部分是机要局的人员。他们大多出身贫寒，生活上并不富裕。他们只同我讲生活，不讲工作，生活上互相帮助，机要上的事守口如瓶。由于1964年我在一位首长身边工作，这位首长瑞金时期曾任中央军委二局的局长，是中共机要工作的创始人。毛主席讲长征是“打着灯笼走夜路”，那“灯笼”就是指的这位局长。他跟我讲过机要工作的艰辛，半夜里有电报来，就得立即爬起来收听，行军途中有电报，边走边译。“四渡赤水”的成功是靠“一言难尽”（恕我只能用这个词，待解密后再说）的电报指挥的。因此，我对从事机要工作的同志十分佩服。他们的行动远没我那么随便，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难能可贵。他们对工作忠诚，不分昼夜，值得我学习。他们的记忆力惊人，极少差错，简直不可思议。更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不管别的部门“造反”造到天上，他们也按兵不动，不造机要工作自身的反，坚持以正面学习为主。
五说打字员。我同打字员的交道打得最多。现在写文章只要在电脑上写出来，作者自己揿一下按钮文章就打印出来了，不再请别人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打，不再用蜡纸和沾满油墨的滚子去推，手摇打印机早淘汰了。可是当年写文章的人，谁也离不开这样的打字机和打字员。我们政治研究室的打字员，在一次打字速度比赛中获第一名，大家为她祝贺。她是高中毕业，学习很努力。她在打字时，有时还会诚恳而又温和地指出我们的错别字，以及在标点符号使用上的错误。她还有一个特点，善良又稳重，她听到的人与人之间的是是非非，从不吐露一个字。法国有句谚语，把“爱嚼舌头”的叫“洗衣女人”，因为妇女爱在几个人一起洗衣时议论张家长李家短，而我们室的打字员从不乱说。
六说接待员。机关接待处的人讲卫生，讲整齐，个个帅气，用今天的话讲，都是“帅哥”。接待工作不容易做，遇到朴实的大首长好接待，还能学到不少有用的道理；碰到脾气大的首长，说不定会挨骂；还有时候“阎王好见，小鬼难缠”，首长好伺候，首长的随从百般挑剔，很难对付。他们告诉我，陈云、陈赓、刘亚楼人品最好，江青等人难办。大概是1965年初冬到小剧场看戏，这本是很平常的，可是一到门口，见三位接待处的人肃然而立。他们看见我不像平常那样对我开玩笑了。我心里明白：今天有要人来。19时多，开戏前一两分钟，要人进场：一位女士走在市领导前头，身材细长，戴着帽子，穿着黑色呢子大衣，扎着腰带。这人是谁呢？因为要人坐7排，我坐2排。为了弄清这位走在市领导前头的女领导的来头，我向后看了两三次。坐在我旁边的老首长江岚同志看出我的心思，问我：“你知道她是谁吗？”我说：“不知道。”江岚同志小声告诉我：“江青。”我恍然大悟，心想：这够接待员他们几个苦的了。演出中间休息时，工作人员专门在江青座位上下喷香水。
七说花工。华东局机关分布在五处，特别需要花工的是两处。我们研究室在淮海中路1813号，院子里有大树，还有小河，花园面积多大我不知道，只知道花园东面的宛平路没有2～8号，那一段路都是我们的院墙。我们花园的深度就一直到宛平路10号的篱笆；因为是梯形，宽度更加说不清。最宽的地方几乎与宋庆龄住处相接。我们大树上的鸟儿与宋家大树上的飞鸟是共用的，尽管中间还隔着刘司令一大家。在这么大的花园里，成天能看见一位花工在忙忙碌碌。我这个人喜欢接触工农，有空就去跟花工闲聊。不聊不知道，一聊才知道这里大有学问，说得夸张一点，比种麦、种稻的学问丰富得多。因为花的品种多，要一年四季都有花开，就要学会搭配，不同的花喜欢不同的土壤，喜欢不同的水分和肥料，还有在小河里种什么花，更有讲究。是啊！真要做到“百花齐放”要下大工夫才行。我从花工那里听了不少新鲜知识，遗憾的是几十年来没有实习的机会和条件。
最后说一下医务人员。康办对面弄堂里有个小别墅，主要是为领导人做保健工作的“康平路医务室”，但是，市委办公厅和华东局两个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及不属于上述两大系统、但住在附近的几位局级干部都可以来这里看病及拿药。医务室服务一流，岳、纪、胡、王等医生是全职大夫。我那时不像现在浑身是病，可是因开夜工而感冒发烧的事还是有的。1965年底，有一次去医务室，长脚王医生喊道：“‘小凳子’驾到！”大家都朝我笑。年轻的女护士小杨、小刘她们偷偷地微笑。对这突如其来的笑，我有点奇怪，但也没多想什么。病还没看好，华东局计经委老彭进来后，和他在医务室工作的夫人小蒋一起把我拉到一边，问：“认识不认识医务室小张？”我回答：“认识。”又问：“你对她印象怎样？”我立即回答：“蛮好，工作细心。”他俩说：“介绍你俩做朋友好不？”我沉黙了一会，说：“可以考虑。”这时，我方才知道这桩事是经过他们医务室共同策划，最后委托彭、蒋夫妇出面找我谈话的。就这样，我与小张交往了一年多以后，于1967年初登记结婚。登记了，便是合法夫妻了，但实际上没有结婚，因为只有登记后才有资格申请房子。我当时住康平路100弄1号楼，因为住在这里的市委的一位部长在家吊死，家属不忍也不敢住那间房间，便向华东局机关行政处提出：找一位年轻而又温和的人住在部长自杀的房间，于是就派我去住了。随着所谓“一月革命”风暴越刮越大，华东局造反派要求“走资派”压缩住房。因为我住的房子是市委的，不归华东局管。机关就动员华东局宣传部教育处长（厅级）张远达老领导让一间房子给我。这样，我就荣幸地在康平路100弄510室举行了婚礼（后迁至前面提到的吴兴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与小张相濡以沫，举案齐眉。她为了让我多读点书，作出很多牺牲，该我干的活，她抢着干。通常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她给我的是“涌泉”之恩，我该拿什么来“报”呢？
往事并不如烟，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人生中能遇到像八大员那样优秀的老师，那历史就更加是终生难忘的恩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