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八十周年祭

“1941年中国第一件发生的大事件，当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之被取消及皖南部队之被歼灭。这事震惊了全世界。”上引这句话是皖南事变亲历者、时任新四军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钱俊瑞，从烽火皖南突围抵达上海后，于1941年2月20日写就数万字《皖南惨变记》序言的起首语。

一

新四军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成立的。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战，新四军奉命挺进大江南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不断以积小胜为大胜，取得不少战绩。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台北“国史馆”中，保存有新四军各支队伏击日军呈蒋介石和第三战区的大量战况电报，以及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关于新四军战绩的周报、年报和嘉奖电文。
　　然而，国共两党经过短暂的“蜜月”，国民党1939年1月和11月，先后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和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处理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的秘密文件，从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从1939年秋天开始，国民党在其内部文电中便逐渐出现对新四军“制裁”、“剿办”、“以遏乱萌”等用语。容不得中共武装在敌后日益壮大，是国民党“制裁”新四军的根本原因，其主谋就是蒋介石。1940年1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抗倭剿共，尽可双管齐下。”
　　在蒋介石、何应钦主持下，军令部于3月22日制订出《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计划在3个月内“剿灭”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
　　国民党第三战区也有“制裁”江南新四军之预案。1940年2月27日，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手令：“上饶顾长官：第三战区内之新四军以及共党之行动，应严密注意防范。如真有越轨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
　　4月2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提出“预防并准备制裁”江南新四军的3项办法：“一、第五十二师应抽集、控置至少两个团兵力，准备对付该军主力，以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即预为必要准备，随时严密戒备，免为所乘。二、第一四四师必要时由绩溪进驻旌德，预密为制裁之准备。三、电冷副总指挥及另派员，确探其是否遵命南渡，并设法牵制其北渡或向南陵方面转移。上三项除饬遵照妥密准备外，必要时拟断然予以制裁，以遏乱萌。”
　　蒋介石于4月5日复电：“查所拟3项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并将实施情报续报。”这是迄今查到最早出现顾祝同与蒋介石密谋部署军队“制裁”泾县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档案实证。
　　当时新四军军部孤悬皖南，面敌背顽，如羊在虎口，处境极为不利。然而在新四军发展方向以及统一战线等问题上，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做法与中共中央的精神并不合拍：对中央的批评以辞职对抗；对叶挺和南方局提出新四军皖南部队和军部分批移到皖北的建议置若罔闻；对陈毅主动将苏南茅山根据地让给军部，促其“放弃挺进皖东南的下策”的意见患得患失。陈毅当时激愤地说：“项英既不去皖北，又不来茅山，竟这样目无中央！他赖在皖南，按兵不动，犹疑不决，到现在还五心不定，将来一定会输得干干净净！”正如《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题注所指出：“项英的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没有坚决实行中央的方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个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以致在一九四一年一月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使在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遭受覆灭性的损失，项英亦被反动分子所杀。”

二

1940年10月上旬，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以少胜多，粉碎鲁苏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的多路进攻，取得黄桥战役胜利。周恩来指出：对黄桥兵败，“蒋介石捏住鼻子没有说话，但他是要复仇的。在苏北战争结束后，王懋功就到顾祝同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
　　因担心国民党报复，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10月8日致电新四军：“蒋令顾、韩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摩擦是可能的，主力战将在苏北与江南”，并婉转指出：“最困难的是在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动到三支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10月11日，项英复电中央表明军部留在原地的态度。10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来电，口吻较10月8日电要严峻得多，指出：“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10月18日，军部以叶挺、项英名义致电重庆周恩来、叶剑英，要他们在同国民党谈判时“万勿示弱”，“逼他们（蒋、顾）在皖南对我让步”，仍然流露出不愿放弃皖南的想法。
　　10月19日，蒋介石授权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要求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地区。中共认为“皓电”是蒋介石即将发动全面剿共的重要信号，经过反复考虑，最终决定以退为进，采取皖南新四军北撤的让步来缓和双方矛盾，延续两党合作抗日时间，博取中间派的同情，以争取在全国的有理有利地位。
　　11月9日，毛泽东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复何、白“佳电”，表示为了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准备将新四军皖南部队移至长江以北。随即中央采取组织措施，于11月17日宣布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叶挺（在叶挺未到苏北前由副总指挥陈毅代总指挥），政治委员刘少奇，参谋长赖传珠，项英到延安参加七大。项英建议由东南局副书记曾山替他参会，未获批准。
　　11月中旬，叶挺到上饶与顾祝同、上官云相商谈部队北移事宜，拟定了经皖南宣城、苏南溧阳到镇江渡江的北移路线。从12月初开始，皖南军部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先后分3批向苏南转移。
　　此时，苏北新四军和南下八路军正在曹甸一带反攻韩德勤部。蒋介石担心皖南新四军到苏北会增厚对付韩德勤的兵力，决定不准新四军从苏南北移。12月10日，蒋介石急电顾祝同：“（一）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12月14日，顾祝同下令皖南新四军改道“就近北渡皖北”。
　　与此同时，项英则一再向延安反映长江被日舰封锁和北岸有桂军阻击的困难。其实，偌大的长江，也并非区区几艘船舰所能封锁得了的。因日军占领无为，江北沿江也已无桂军踪影。从皖南事变突围到江北无为的700余名新四军，沿途并没有遭遇日舰和桂军的拦击，即是明证。
　　鉴于项英在走与留之间犹疑不决，至12月23、24、25日仍在反复向延安强调困难、请示方针，毛泽东对项英在北移问题上的动摇犹豫，向项英等人发出批评电：“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在中央严令督促的背景下，项英才于12月28日主持会议研究部队北移，最后决定摒弃向东经宣城到苏南北渡或直渡皖北的原定计划，下令皖南部队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绕道苏南待机北渡。由于这个行动方案之前从来没有研究与讨论过，当晚命令下达后，军部作战科的参谋们大哗。作战参谋叶超回忆说：“司令部原来对北渡的两个行动方案，做了将近两个月的准备，由于改变方向，都用不上了，临走时把这些材料烧了一大堆，真是前功尽弃。”而叶挺则在29日一早向延安发电要求辞去军长职务。
　　当项英在1941年1月1日致电党中央表示“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后，中共中央于1月3日回电表示支持：“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笔者查阅了项英1月1日报告的全文，只是表示了全部移苏南的决心，并没有把部队南走茂林、星潭，绕经国民党后方的行军路线报告党中央。党中央1月3日的复电只是支持皖南部队向苏南转移，并不等于批准部队向南行动。党中央见项英在拖延了这么多时日之后终于决定开赴苏南，表示了坚决的支持，目的仍是敦促项英及皖南部队尽快离开皖南险地。
　　中共中央反对新四军向南方发展，而国民党方面最担心的恰恰也是新四军到其后方游击，顾祝同在12月5日致蒋介石电中就表示了担忧。蒋介石在12月13日复顾祝同电中答曰：“新四军最后计划，必如兄五日电所报，其在黄山、天目山与泾县云岭一带化整为零，在我后方对我游击。故我军对匪必须先妥筹对策，作一网打尽之计，谋定后动为要，切勿轻易动手，反被其所制也。”
　　将近年底，顾祝同加紧了迫使皖南新四军就地北渡的动作，并宣布由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负责统一指挥。上官随即布置集团军参谋处于12月29日制订出《第三十二集团军围歼匪军计划》，对皖南新四军待命进剿。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遵照上官云相的命令，从东、西、南3面向新四军皖南部队作环形布置，以监视其北渡长江。

三

1941年1月4日晚，皖南新四军近万人队伍分3路纵队冒雨南下，因连日大雨，道路泥泞，章家渡浮桥中断，部队河中跋涉，一夜行军不过三四十华里，各部掉队人员很多，直至5日中午到达各自指定位置。5日下午和晚上，新四军各部在驻地与群众举行同乐会，呈现一派祥和欢乐的气氛，却浑然不知危险即将临头。
　　5日早晨，军部向国民党当局发出一通长达千余字的“微电”，除了一再陈述由于饷弹补给不济和忽令改道，以及周边友军的不良企图，以致造成北移困难外，在电文中明确告之“定于支晚率皖南全部部队遵行顾长官电令所定路线转经苏南分路俟机北渡”，希望“夹道友军鉴阋墙之覆辙，推让道之高风”。
　　似乎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坦荡心迹，这通“微电”罕见地同时发给重庆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上饶顾祝同，徽州唐式遵，宁国上官云相以及远在桂林的李济深。本来，皖南新四军就处在第三战区8万重兵的紧逼之中。支日（4日）晚部队冒雨集结南走茂林，那就应该保守机密，迅速脱离险境，待全军突过包围圈后再行告示不迟。然而此电不仅过早暴露自己动向，军部在5日、6日又下令原地休整，到6日晚上才行动，此时对方包围圈业已合拢，以致失去了突围的宝贵时间。
　　笔者之前在研究皖南事变时，对部队为何在茂林一带逗留如此之长的时间深感大惑不解。如果说4日一夜雨中跋涉，疲惫不堪，5日部队全部到齐后，烘烤衣服、就地休整，再经5日一个整夜的睡眠，应已恢复体力。6日一早就该出动。当时皖南新四军周围的数万虎狼之师已非昔日友军，如何安全迅速地脱离险境乃是第一要务，此时向对方表白心迹无异与虎谋皮。
　　及至后来看到这通5日“微电”，方才悟出项英胸中的纠结，即寄希望于对方能承认既成事实，回电同意皖南新四军转经苏南北移。于是在先头部队已经交火的情况下，仍因等待回电而踌躇不前，结果回电迟迟不来，以致白白浪费了6日整个白天的宝贵时间，后见回电无望，才决定6日夜间继续行动。
　　由于事关皖南新四军并非直渡皖北的重要军情，重庆委员长侍从室在这通“微电”收译后，一定是在第一时间递送到蒋介石面前。可以想象，原来就怀疑新四军不肯走皖北的蒋介石在看到“微电”时的震惊程度。1月6日上午，蒋介石认为一网打尽皖南新四军的时机已到，致电顾祝同，扣响了发令枪的扳机。6日下午和傍晚，顾祝同、上官云相先后发出“进剿令”，从7日拂晓开始，双方部队开始了惨烈的拼杀。
　　新四军从茂林出发，这条路越往南走，越是深沟高岭，部队分3路纵队被高山隔开，兵力分散，彼此联系不畅，在山谷中难以展开，也无法集中优势兵力。7日中午，新四军南下部队在星潭附近遭遇对方2个营兵力的阻拦。当日下午3时，项英在百户坑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方案，他既否定了叶挺强攻星潭的布置，却又拿不出自己的意见。在要不要打星潭这个具体的战术问题上，居然断断续续讨论了7个小时仍无决定。最后叶挺忍无可忍地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犹豫不决，不能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即使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最后项英拍板选择军副参谋长周子昆提出的方案：不打星潭，全军折返，向西南出击太平，转入黄山。
　　8日子夜，部队折回头再重翻丕岭。从6日夜间出发以来，各部一直处在行军、翻山、作战状态，疲劳异常，后撤时秩序混乱，因朝令夕改，冒雨来回翻山，士气不免受到挫伤。直到8日上午10时方全部撤离丕岭。
　　在突围被阻、形势不利的紧要关头，当电台侦听到上官云相下达9日发动合击令后，惊慌失措的项英率袁国平、周子昆等身边少数人，置大部队于不顾，于8日深夜擅离职守，致使全军失去重心，影响非常之坏。此举使项英多年来在中共党内和新四军中建立起来的威信丧失殆尽。
　　9日黄昏，叶挺决定甩开当面之敌，率部向东北方向突围，再由铜陵、繁昌一带渡江北上。队伍与敌混战一夜，仅行20余里，于10日晨进入石井坑。10日白天，项英等人因突围不成，也到达石井坑与军部会合。项英乃以个人名义电告延安，承认自己“临时动摇”：“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然此时中央已明令部队“军事上由叶挺负责，政治上由饶漱石负责”。
　　11日，叶挺不惜将全部由干部组成的教导总队也派上前线。至12日，东流山制高点失守，叶挺当晚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分散突围。夜12时，十几个号兵以吹开饭号为突围信号，将所有的机枪在前面集中开火，发出了突围的命令。最终，有近千名指战员突围归队。而叶挺、饶漱石等人在冲出石井坑后，连夜翻过火云尖，于13日拂晓抵达西坑后又遭包围。14日，饶漱石根据中央“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的指示精神，说服叶挺下山谈判，结果被扣押。

四

皖南事变中，叶挺谈判被扣，袁国平突围时牺牲，项英、周子昆隐蔽在山洞时被身边副官谋害，苦心经营3年之久的新四军军部被整个摧毁，皖南新四军除近千人突围归队，其余大部被俘和牺牲。
　　1月17日，蒋介石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第二次反共高潮推至顶点。皖南事变的发生，使得在抗战大局下的国共合作关系濒临破裂的危险。如何善其后，便成为国共两党和全国政治的焦点，它关系着中国抗战的命运和前途。
　　国共两党在皖南地区的局部内战，以及新四军番号的被撤销，很快引起全国人民、海外华侨和俄美英等世界反法西斯诸国的震惊。如何善后皖南事变，极大地考验着国共两党的政治智慧。中共发动了凌厉的政治攻势，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暴行。当天会后，在延安发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以此回击国民政府军委会关于取消新四军番号的通令。
　　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和中共的政治攻势，蒋介石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其在内部指示中一再强调皖南事变是军纪问题非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非全面问题，是内政问题非外交问题；始终没有宣布中共和八路军叛变，始终没有下达全面内战的讨伐令；也始终没有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由于国共双方在皖南事变善后处理中都比较冷静，终于缓解了国共关系的严重危机，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继续维持。
　　新四军新军部的重建，制止了国民党瓦解新四军的企图。从此开始，新四军完全彻底摆脱了国民党的种种羁绊，部队由原来的6个游击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军部重建之后，由于更新了领导克服了皖南事变给部队带来的消极影响，把全军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的路线上来，保证了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能够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

从此，新四军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