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间，任新四军三支队五团二营副营长（教导员）的马长炎（我的父亲），正带着二营五连随军部渡江筹备小组活动，为新四军北渡长江做准备。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找到了近200条船。1941年1月3日，接到了军部的转移命令，重回五团，担任全军后卫，接着皖南事变发生了。7日晚，为掩护军部和大部队突围，五团抢占高领，坚守了三天三夜。11日接到叶挺军长的命令，为掩护军部，坚守东流山，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马长炎和营长陈仁洪先后负伤。于12日黄昏被抬离了阵地。历经艰辛，直到2月份，才找到了一家对新四军有深厚情感的老乡凤木匠。暂且有了安身之处，父亲和陈营长的伤也得到了缓解。
一见项英
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马长炎带一行人刚到凤木匠家中，听见窗外狗叫，立即隐蔽到屋前斜坡上的茶园两旁。一见来人只有两个，就上前捉住了他们，不料被捉住的是新四军军部的两个同志。其中一个叫康东北，原是项英的警卫员，在他们身后面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二营五连指导员吴生茂，一个是一营二连副连长彭士宝。大家相见后，非常高兴，互问了情况以后，才知道他们四人是项英派来找东西吃的。康东北告诉马长炎，项英副军长和周子昆参谋长等20余人还在山上隐蔽，离这里只有三四里路。父亲听了很高兴，随即在凤木匠小屋里给项英写了一封信。信中主要讲他们在东流山作战时负伤，经领导批准，带20多人潜伏养伤。现已经逐渐好转，请随首长一起突围。马长炎还写道，他对铜陵、南陵、繁昌一带的地形很熟悉。分别时马长炎将买到的食物分给他们一大半。还有一包烟叶，让他们带给项英副军长。
次日晚上，项英派吴生茂、彭士保两人找到了父亲和陈营长。并送来项英的一封信。信中说：“你们带来的信和东西收到了。希望你们好好隐蔽养伤。注意团结，等形势好转了，会通知你们一道突围。吴原是你营指导员，如需要可留下。与我保持联系，如健康允许你们两人来我处一趟。”当天晚上，马长炎和陈营长带上仅有的一条毡毯和一块油布，由吴生茂、彭士宝带路，去见项英。他们隐蔽的地点，离这儿并不太远，地名叫石井坑。由于两山之间呈马鞍形，他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与项英在一起的，除周子昆以外，还有李志高、谢忠良等20多人。
项英把马长炎和陈仁洪叫进他住的小茅草棚。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关切地询问他们的伤势和其他同志的情况。马长炎和陈仁洪向项英简单汇报了战斗经过和隐蔽养伤，以及收容十几名失散人员的情况。项英听了，心情沉重地说，“这次部队造成这样大的损失，我负完全责任，突围出去后我会向中央作检讨的。”又说：“虽然我们这次损失很大，但新四军在苏南，江北地区还是有很大发展的，从整个新四军来看，我们还是有很大力量的，不要丧失信心，我们将来还会发展起来的。目前敌人大规模搜山虽然已经松了一点，但重点搜捕还未结束，你们要团结好周围的同志，注意隐蔽好，保存力量。剩下的人一定要争取安全突围出去，多保存一个人，就是多一颗革命的种子，多一份革命的力量啊。”说到这里项英流下了眼泪。马长炎和陈仁洪心里也很难过，便提议早日突围，项英说，“我们这里有些同志也急于要突围，我没有同意，一是因为地下党负责人还未找到，地方党的工作还没有布置，我还不能走。二是目前的形势还很紧张，这次事变后，国民党对付我们分成三个阶段，首先是大规模搜山，搜捕我被打散的同志和伤病员。这一阶段快要过去了，现在是第二阶段，敌人还在所有的路口设埋伏，堵截零星突围人员。所以目前突围也是不安全的。敌人的第三步是撤换保甲长，那时就会松下来，就可以安全突围出去了，所以说现在走的时机还不太成熟。”
马长炎和陈仁洪听了项英的解释，感到现在突围确实仍有危险。便向项英表示，我们愿意留下来担任警卫，时机成熟带队突围。项英急忙说：“那不行，你们内战时期就是团营干部，现在还带着30多人呢。”马长炎和陈仁洪说，可以派个人去带他们，等突围时一起走，项英考虑了一下，表示同意，便走出茅棚，找人商量一下，回来后又对父亲和陈仁洪说，他们都不愿意去，怕突围时被丢掉。最后项英说：“我看你们还是回去吧，如果你们那里万一出事，暴露了目标。会引起敌人注意，形势又会紧张起来，大家都不安全。你们的心意我知道了。回去后要好好隐蔽，注意保持联系。”当晚，父亲和陈营长回到了原地。
二见项英
两三天后的一个夜里，项英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中说，我们隐蔽地点被敌发现，今晚已转移。联络地点，由送信人告知。你处尚未暴露，是否转移自定。要提高警惕。注意隐蔽。接到这封信后，马长炎立即带领大家转移到不远的另一处地方隐蔽。
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项英又派人来与马长炎等联系，并要马长炎到他那儿去一次。马长炎随即同来人一起去了项英新的隐蔽地点。这是濂坑的一个石洞，叫蜜蜂洞，在半山腰。洞口周围林密草深，不易被人发觉。项英见到马长炎后，询问那里的情况怎样，暴露目标没有，大家近日的情绪如何？马长炎一一作了回答，并且说到人一个也不少，还新收容了第二支队的李建春等三名同志。项英听了高兴地说：“很好，今天找你来。主要是商量成立临时党组织的问题。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在环境险恶的情况下，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项英又问马长炎，你们有多少党员。是干部多还是战士多？有没有建立临时党支部？马长炎回答说，我们30多人中，除五人不是党员外，其他都是共产党员，一般都是班排连营干部，建立了临时党支部，我是支部书记，副书记是李建春。项英听了以后说：“我们这里也有两个临时党支部，加上你们那里一个支部，可以建立一个临时党总支”。
说着，他便叫人把周子昆、杨汉林、李桂英等同志叫来，接着说：“我的意见，成立一个临时党总支，由杨汉林任书记，他是军部协理员，有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马长炎任组织委员，他在闽北时就当过纵队政委；李桂英任宣传委员，她内战时期就做妇女工作。总支成立后，要积极开展工作，发挥作用。当前着重要做两项工作，一是要消除同志们的埋怨和急躁情绪，坚定革命信心。要向大家讲清楚，我们这次遭受了严重损失，主要是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所造成的。当然，我也有严重的错误，行动缓慢。突围后我会向党中央作深刻检讨的。但新四军在江北、苏南地区，八路军在陕北、华北地区都有很大的发展。全国的革命形势比土地革命失败后和第五次反“围剿”时要好得多。我们要牢固树立抗战到底，革命必胜的信心，在艰难困苦的时候要看到光明，看到前途。二是要搞好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我们现在汇聚在一起的同志，来自军部和各团队，彼此原来互不相识，搞好团结非常重要，我们党总支、支部和党小组要把大家紧紧地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党员要加强党性教育，特别要加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再艰苦也不能侵犯老百姓的一点利益，要注意安全隐蔽，时机一成熟我们就突围。”
听了项英的话，同志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就当时的形势议论起来，并表示要按照项英指示做好工作，保证大家一起安全突围到江北。讲到突围到江北，一个埋在马长炎心中多日的疑问，不由得向项英提了出来，那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不从铜、繁之间直接渡江，而要绕道茂林到苏南再渡江？父亲还连续讲了从铜、繁之间直接过江的几个有利条件：一是路程近；二是群众基础好，地形道路熟悉；三是做好了渡江准备。项英听了马长炎的话后长叹一声说：“是啊，我们原来是准备从铜陵、繁昌直接渡江的，做了不少的准备工作，可是情况发生了变化，也是国民党有意泄露了我们要北渡的消息，日寇加强了对江面的封锁，大部队过江要受损失；二是东进苏南过江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安排的，说是保证我们的安全和给养。但我们警惕性不高，没有识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招致重大损失，这是惨痛的教训。”
马长炎等同志看到项英的自责的心情，便沉默起来，过了一会儿，项英又说：“我们党成立以来，革命受到几次挫折，共产党人既要经得起胜利，也要受得住失败。我们现在处境是艰苦，但比三年游击战时的条件也许还好一点，我们这里已经有70多人了，绝大多数是内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这是很可贵的。”
三见项英
3月初的一天，项英又派人把马长炎找去。见面后，项英要马长炎谈谈从现住地到江边的路线、地形以及江北的有关情况。马长炎听了以后很高兴。估计很快就要突围了，于是他详细地汇报了从泾县到南陵、繁昌过江的路线和沿途的地形。汇报了江北无为地区的敌伪顽态势及我军的活动情况。马长炎汇报完以后，问项英：我们什么时候突围？项英回答说：“时机快要成熟了，只是与地方党的负责人还没联系上，我已经派人去找了，但至今还没找到，等找到后我们要研究一下，党的斗争形式要转入地下，我要把地方党的工作布置好以后再离开皖南。回去后告诉同志们，突围的时间不会太长，再坚持最后一段时间，现在你们可以做些有关突围的准备工作。”听了项英的这番话，马长炎和在场的几位同志都很兴奋。可是万万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马长炎等同志与项英的永别。
3月16日晚上，李志高，谢忠良带了十几个人，抬着身负重伤的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来到了父亲、陈仁洪等同志的隐蔽地。告诉他们一个不幸的消息。3月14日，项英、周子昆同志被叛徒刘厚总打死了，黄诚同志负了伤，送到你们这里休养治疗。马长炎、陈仁洪等听了悲痛万分，第二天晚上，黄诚留下治伤，其余的人返回继续隐蔽。
3月下旬在项英、周子昆遇难后半个月，父亲等同志找到了地方党组织，和当时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皖南特委委员孙宗溶见了面。4月10日黄昏，父亲召集皖南事变中失散的新四军队伍在凤木匠家集合出发。当时一共有近70人。其中营以上干部有马长炎、陈仁洪、李志高、谢忠良、罗贤涛、胡金魁、杨汉林、李建春、李元、龚杰、陈建华、欧德胜、胡金龙等十几个人，连级干部有刘奎、何继生、彭士宝、吴生茂、柳向光等十几个人。排级干部有李德和、郑德胜、张益平等近30人。4月13日黎明前，马长炎一行约70人安全突围到达江北无为白茆洲。在胡家瓦屋见到了曾希圣和孙仲德，终于与主力部队会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