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指战员在上饶集中营的英勇斗争

在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将士奋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领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叶挺军长及干部多人被扣，600多名新四军指战员被俘，分别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茅家岭、七峰岩、周田村、李村4处。七峰岩是政治软化所，周田村是苦工营，茅家岭是秘密监狱、重禁闭室，李村则是新四军高级干部关押处。一般被关押者先进七峰岩，再到周田村，最后便是茅家岭。

被囚的新四军指战员和革命志士并没有屈服于国民党当局的淫威，做到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叶挺军长在狱中的赤胆忠心、铮铮铁骨，已广为传颂，彪炳史册。其他指战员也在狱中进行了英勇不屈、艰苦卓绝的斗争，直至成功地举行了著名的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部分同志冲出牢笼，重返革命队伍。在这血与火、灵与肉的大搏斗中，有近200名新四军指战员和革命志士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宁死不屈的冯达飞

冯达飞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红军早期的高级教官，1938年秋调任新四军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教育长。在皖南事变中，他大腿负伤后被俘，关进西山监狱。很快，第三战区司令部的情报部门弄清了冯的身份。顾祝同连夜秘密打电话给在重庆的蒋介石。蒋介石听说冯达飞被捕，喜形于色地说：“好哇，总算抓到了一个重要角色。”他当即指示顾祝同：“一定要他悔过自新。他是我的学生，只要他承认错误，我们就可以将皖南事变告白于天下了。”让顾祝同派人到狱中劝降。
　　冯达飞对前来劝降的人义正词严地说：“你不用多费口舌了，你知道我是黄埔毕业生，可见得我反对蒋介石并不是盲目的。我到过苏联，可见得我晓得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在西山监狱关了几个月后，冯达飞的身体被折磨得衰弱不堪，又被关进了七峰岩监狱，单独囚禁，继续进行“感化”工作，劝其投降。
　　有一天，一个特务走进牢房，要冯达飞在一份印好的“悔过书”上签字。冯达飞一看上面写着：我等受共产党欺骗，误入歧途，现表示悔过，从今以后与共产党脱离一切关系。他气愤地把“悔过书”撕毁，说：“我们参加新四军打日本鬼子有什么过要悔的？”特务被问得瞠目结舌，说不出话。
　　顾祝同又派特务头子张超去劝降。一天下午，张超走进监狱。假情假意地伸了伸手，做出要与冯达飞握手的样子。冯达飞却始终坐着，对这位“专员”不理不睬。
　　张超一来就碰了钉子，但他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来劝降的，只好忍气吞声、开门见山地说：“冯将军，你是一个军事教头，又是一个纵队副司令员，新四军违反军令你也应该有一部分责任吧！”说到这里，他拿出烟递给冯达飞。冯达飞不接烟，张超只好自己吸起烟来。接着，他大放厥词：“委座和顾长官十分赏识将军的才干，特地把你送到这里来静思反省。校长对黄埔的学生是很宽容的。只要你悔过自新，发表个声明，宣布脱离共产党，他将推荐你为三战区政治部少将副主任。天地宽得很嘛，何必一条路走到黑呢？”
　　冯达飞把剑眉一扬，反驳道：“你们口口声声说我们违反军令，这不是事实。事实是，我们根据你们的要求，按照你们指定的路线渡江北上抗日，而你们不积极抗日，却用重兵包围我们，对我军突然袭击，打死、打伤我们那么多战士。请问，这种行为难道是我们违反军令吗？”
　　张超被问得张口结舌，恼羞成怒地吼道：“住口！我只问你，要不要悔过自新？”
　　冯达飞针锋相对，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新四军一心抗日救国，一不投降，二不卖国，有什么过可悔？蒋介石为什么要袭击我们新四军？”
　　张超气急败坏地骂道：“顽固不化，不识好歹！”冯达飞被押到茅家岭监狱，特务们对他用重刑，皮鞭抽，木棍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
　　但这一切都征服不了铁打的共产党人。敌人黔驴技穷，于1942年6月8日深夜，在茅家岭雷公山麓，杀害了41岁的抗日民族英雄冯达飞。

回国抗战的李子芳

在被囚的新四军指战员中，还有一些爱国华侨。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是菲律宾华侨。皖南事变发生时，他因急性阑尾炎手术，出院不久，军部领导几次让他先撤退，他一再要求留下来，与大部队一起行动。他说：“同志们都在战斗流血，我身为组织部长，岂能先撤退？”在突围战斗中，李子芳因体弱有病，行路艰难，不幸落入国民党顽军的魔掌。在狱中，他写了如下一首诗：
　　铁军战士不弯腰，岂能怕死去求饶。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青山上云霄。铁军战士不发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情在，三年归报楚王仇。
　　这首诗在狱中传阅，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和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通过秘密串联，在石底监狱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领导难友们进行斗争。此后，秘密支部相继在集中营5个中队和1个特训班成立。在李子芳和党支部的领导下，难友们开展了拒签悔过书、绝食、越狱等斗争。敌人恼羞成怒，给李子芳钉上脚镣，残忍地杀害了他，牺牲时年仅32岁。

新四军女英烈施奇

在被囚的新四军女兵同样宁死不屈、英勇斗争。军部报务员施奇，1938年参加新四军，被编入教导总队学习，任班长，并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结业后，被分配到军部速记班，随后被调到机要科，任江北大组的组长。皖南事变中，她冲出敌人包围圈，躲在茂林村一位老大娘家中，不幸被国民党顽军第五十二师的几个匪兵搜出。他们兽性大发，残忍地轮奸了她，并把梅毒传染给了她。事后，这些野兽没有放过她，而是把她用担架抬着关进了上饶集中营。残酷的折磨让施奇成了一个病魔缠身、面容憔悴的人。敌人不给她治病，可是偶然发现她的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上有老茧，便断定施奇一定是新四军的报务员。他们知道报务员肯定知道很多新四军和延安方面的重要情况，认为要从这样一个年轻姑娘身上获取他们想要的机密易如反掌。可是，几次审讯下来，施奇都没有承认自己是报务员。
　　敌人并没有死心，后来又派来了一个高级“教官”来劝说施奇。看见被折磨得不像样子的施奇，他强挤出一丝笑意，假惺惺地表示同情说：“姑娘，你这么年轻漂亮，何必自暴自弃呢！唉，人都这模样了，赶快交代了吧！”
　　施奇发出一声轻蔑的冷笑：“哼，你不要白日做梦了。”那个“教官”不死心，继续劝说道：只要你承认参加共产党是走错了路，保证以后不再给共产党做事，我们马上就送你去治病，今后的前途无可限量啊！
　　施奇奋力起身，充满怒火的双眼狠狠地盯着那个“教官”，义正词严地说：“我没有罪，有什么过可悔？有罪的是你们这些猪狗不如的东西！”敌人的种种威胁利诱都没有动摇施奇坚定的理想信念。1942年6月8日下午，丧尽天良的特务们把一息尚存的施奇抬到茅家岭雷公山下活埋了。临刑前，施奇奋力斥骂：“你们这帮野兽，卑鄙，无耻！今天你们杀死我一个，明天，你们连同你们整个阶级，统统都要被我们埋葬！”

组织暴动重返部队

被囚的共产党员入狱不久都先后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每个秘密支部有3个支委，下设党小组。按照党的地下工作原则，秘密支部的书记和支委之间，支委和各党小组之间，党小组和党员之间，均为单线联系，不发生横向的关系。他们利用服劳役、上课、出操、吃饭、洗衣服、上厕所、睡觉等一切可以接触的机会，迅速交换情况，传达党组织的意见。各秘密支部提出了“坚持革命气节，反对屈膝投降”，“不暴露组织，不出卖同志，做党的好儿女”，“至死不屈，临刑不惧，为革命争光，为历史争气”等战斗口号，进行革命气节教育。秘密党组织像一根红线，把广大革命志士连接在一起，又像红色的战斗堡垒，成为这个战斗集体的核心。共产党员们也把秘密党组织看作是自己的主心骨，紧密地围绕在秘密党组织的周围，团结战斗。虽然特务们从被俘新四军指战员的一致行动中，早就觉察到狱中有秘密党组织在活动，但一直查不出来。新四军老一团参谋、共产党员郭声，被特务反绑双手吊在树上拷打，逼其交代秘密组织情况和“悔过自新”。他的脚踝骨被粗木棍打断了，浑身血肉模糊，但他始终咬紧牙关，只字未吐。后来，他被敌人残忍地杀害了。
　　在秘密党组织领导的各项斗争中，最有影响的是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茅家岭监狱原是一座孤立的小庙，后改为禁闭室，人称“狱中之狱”，专门囚禁集中营特务队长定为“中毒太深”、“顽固不化”，实际上是斗争最坚决的革命志士。敌人对他们监管更严，所用的刑罚更重。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员们便秘密酝酿、组织暴动。1942年5月25日下午四五点钟，暴动委员会趁狱中只有两个班长和三四个卫兵之机，举行暴动。参加暴动的26位新四军指战员，除王传馥和钟袁平两人负伤被敌人捕回杀害外，24人冲出了牢狱。这次暴动缴获轻机枪两挺、手提机枪两挺、步枪8支、手榴弹39颗。
　　6月17日下午，在集中营队伍往闽北转移到达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赤石镇崇溪河畔时，六中队举行暴动。敌人开枪射击，6名同志当场牺牲。除跑散者外，在高山集合的40多人，回到革命队伍。这两次暴动给了国民党当局以沉重有力的打击，充分说明了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广大新四军指战员是不可征服的。
　　上饶集中营的这些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斗争，惊天地、泣鬼神。新四军指战员和革命志士们在狱中表现出来的为崇高理想和信念坚持斗争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深深缅怀和学习继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