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与“斯内夫利特战略”

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有两位外国人参加了在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举行的会议，其中一位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马林，荷兰人，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生于荷兰鹿特丹。1900年，马林在荷京大学读完政治经济学课程后进入荷兰铁路系统工作，因在铁路工会中表现出色，成为荷兰铁路工会坚定的斗士。1902年，马林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马林被派往荷属殖民地东印度群岛（即印度尼西亚）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荷兰对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1914年5月，马林和他的战友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政党“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前身）。
　　为了在印度尼西亚开展反对荷兰殖民主义的革命，“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与当地有悠久历史的政党“泛伊斯兰教联盟”进行党内合作，两个组织的成员可以互相加入又保持原有政党的身份。在马林等领导人的积极活动下，“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逐渐渗入到了“泛伊斯兰教联盟”的核心领导层，成为“泛伊斯兰教联盟”的实际领导者，而“泛伊斯兰教联盟”成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荷兰殖民主义的统一战线组织。
　　1915年，马林创办了荷兰文的《自由呼声报》，1918年又创办了印尼文的《人民呼声报》，并且在报纸上多次著文欢呼和歌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抨击荷兰政府对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1918年12月，马林被荷兰殖民当局驱逐出境，于1919年初回到荷兰。
　　1919年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成立后，荷属“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于1920年5月23日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更名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的代表应邀出席会议，因其出色的活动能力，担任列宁为主席的共产国际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并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共产国际二大第五次会议讨论民族殖民地革命问题时，列宁提出了《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发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号召。马林作了发言，认为“对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他建议：“在这里通过的提纲，由共产国际用几种东方文字印刷，特别在中国和印度的革命者中间分发。”马林还特别介绍了他在印尼实行两党党内合作并取得“泛伊斯兰教联盟”领导权的经验，引起了列宁的注意。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马林被共产国际委派到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并考察远东各国情况，以及调查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机构。
　　1921年4月，马林从欧洲取道苏伊士运河前往上海。经过2个多月长途航行，1921年6月3日，马林到达上海开始执行他的使命。马林化名安德莱森，并以《地方经济学家》杂志驻上海记者身份公开活动。他先是住进了永安公司楼上大东旅社，不久搬到公共租界麦根路（现淮安路32号）后又迁到汇山路（现霍山路6号）。
　　马林是国际上著名的革命者，在途经维也纳时被当地警方逮捕，关押6天后被驱逐出境，警方通过外交渠道将马林的行踪向沿途各国和地区发出通告，因此，马林在途经科伦坡、新加坡、香港等各港口时都受到当地殖民当局的严格盘问和检查。而且，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特地向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通报马林的情况，荷兰总领馆又向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通报有一个“危险人物”将到上海的消息。因此，马林人还未到达上海，就已经被租界当局盯上了，中共一大在李汉俊家里召开会议的最后一天，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光顾”会场，而机智的马林立即指出这人是“密探”，并要求大家立即休会转移，也就不奇怪了。
　　为了贯彻落实列宁关于“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的策略，在中共一大以后的一年里，马林多次与上海国民党中央要员张继会晤，并经张继介绍，与孙中山会面。1921年12月23日，马林在担任翻译的张太雷陪同下来到广西桂林孙中山的驻地，与孙中山多次会谈，并邀请孙中山派出国民党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远东会议。
　　1922年7月初，在中国待了一年的马林回到莫斯科。7月17日，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作了一整天的在华工作报告。马林根据在印尼开展革命的经验，认为目前只有几十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应与号称拥有几十万党员的国民党合作，才能推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并使自身获得大发展。7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正式批准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实行“斯内夫利特战略”，并由在莫斯科的维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给马林下达一个正式文件转达给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主要内容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共产党人为了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在这团体之外成立一个宣传机构；这一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得到国民党同意，当然也应当保持完全的独立性。文件还特别提到：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工作必须在菲利普（即马林）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这个文件被打印在一块白色的绸缎上，缝进了马林的衬衣里秘密带到中国。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党的二大在正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成为中共完成创建任务的标志。二大还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为了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联合的具体办法。这既表明党改变了一大关于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也表明党愿意同其他党派建立平等的联合关系。中共二大后，党相继派李大钊、陈独秀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国共合作问题。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主张实行党外合作，同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但孙中山不接受党外联合的办法，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曾多次同孙中山会谈过的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正视现实，接受孙中山的建议，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到国民党里去，从而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但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不赞同马林的主张，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员加入进去，就有丧失自己独立性的危险。由于马林同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问题出现了原则分歧，他决定返回苏俄向共产国际请求指示。
　　1922年8月初，共产国际在听取了马林的汇报以后，批准了他提出的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并作出了《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指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共产党在保持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必须加入到国民党里去，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8月中旬，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上海后，分别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张太雷、邓中夏等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还电邀李大钊来沪，与李大钊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面对马林提出的“斯内夫利特战略”，中共最高领导人陈独秀是反对的。陈独秀并不知道，马林的这个“战略”已经得到斯大林、季诺维也夫的支持。陈独秀曾试图通过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反映来遏制马林的“斯内夫利特战略”，但他不知道马林带来的共产国际指示的签发人就是维经斯基。
　　1922年8月25日，马林在上海法租界孙中山寓所里再次会见由于陈炯明叛变而避居上海的孙中山。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并邀请孙中山访问莫斯科。孙中山因多次失败而彷徨，遭受陈炯明叛变的打击，“从美、英、日等国得到援助”幻想破灭，也在寻找新的革命同盟者。他看到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是同帝国主义根本对立的新兴力量，中国共产党虽然人数不多，但朝气蓬勃。因而他欢迎苏俄的帮助，也欢迎中共和他合作，他答应改组国民党，但他只赞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鉴于中共主要领导人对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党的二大已经开过了，马林提议中共中央召集一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参加了会议，马林和担任翻译的张太雷出席。会上，大多数与会同志反对以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而马林最后请出了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决定的“尚方宝剑”。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服，使会议作出了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以个人身份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会后不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等由张继介绍，在上海加入了国民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
　　1923年1月，马林再次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国共合作事宜。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马林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重申中共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马林回到北京不久，中国发生了京汉铁路大罢工的“二七”惨案。这一事件的发生，让苏俄和共产国际不但坚定了“斯内夫利特战略”的必要性，而且要中共迅速地实行国共合作。
　　马林带回了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尽快召开三大的指示，以便于把“斯内夫利特战略”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确认，成为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基本方略和具体形式。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国共合作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大会也提出了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至此，“斯内夫利特战略”在中共党内以党的最高会议决议的形式确认下来了。
　　1924年1月，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这对国共两党和中国革命来说都是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大会历时10天，因为孙中山的巨大威望，很多国民党员同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但也有不少国民党人对马林的“斯内夫利特战略”心存疑虑，认为这是共产主义侵入三民主义，而这两者是不能相容的，极力反对已经形成初稿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后因孙中山的解释和中共领导人的畅言，加上苏俄顾问鲍廷罗的努力，使会场的形势逆转，国民党的一大《宣言》 得以通过。
　　第一次国共合作对于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马林功不可没。但是，对于共产党人如何保持独立性及警惕国民党右派反共阴谋，马林未能很好地认识，为后来大革命失败埋下了隐患。马林的刚愎自用也与中共领导人产生很大的矛盾，加之马林常常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而陈独秀等党的领导人也有自己的自尊和傲气，因而双方关系紧张。
　　1924年1月列宁逝世，马林被共产国际召回，由维经斯基任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马林返回莫斯科后，与共产国际东方部产生观点分歧，便辞职回国担任荷兰共产党的领导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苏联党内发生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马林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这使他在荷兰共产党内无法立足而被荷共除名。1929年马林在荷兰组建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但却拒绝加入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1933年，马林当选为荷兰下议院议员，此后他一直利用此身份领导荷兰工人运动，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1940年，纳粹德国占领荷兰，马林随即解散自己的政党，转而组织抗击德国侵略的游击队，建立了“马克思-列宁-卢森堡战线”，秘密编辑出版反法西斯报纸《斯巴达克》，激励荷兰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1942年，马林和“马克思-列宁-卢森堡战线”主要领导人被纳粹德国抓获，4月13日被枪决，临刑前他们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表现了革命者崇高的气节。马林牺牲时年仅53岁。

马林在中共党史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不但亲身促成并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力量弱小时推动施行“斯内夫利特战略”。尽管“斯内夫利特战略”也有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开展，为中国革命书写了壮丽史篇。我们应该缅怀和纪念这位革命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