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我在新四军6师18旅参谋处工作，学会了一首歌颂党的歌曲。几十年过去了，我对这首歌的歌词仍记忆犹新：
“七月的阳光，照耀着大地，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奔向战场，掀起了北伐怒潮，领导了土地革命，长征二万五千里，三年游击战，22年的苦斗，朝着一个方向，为民族争自由，为社会求解放，鲜血洒遍了草地雪山，染红了黄河长江，今天又站在团结抗战的最前线。22年的苦斗，我们已无比的顽强。打倒日本法西斯蒂，建立民主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是唯一的保证。战斗，前进，让我们把党的旗帜飘扬在扬子江头。战斗，前进，让我们把新中国的旗帜在全中国招展飘扬。”
“22年的苦斗，我们已无比的顽强”，是每一个新四军战士的心里话。从我所在的新四军6师18旅成长为一支劲旅的历程，可以证实我党我军是在艰苦斗争中茁壮成长起来的。
新四军的前身，是在主力红军长征后，坚持在南方八省开展游击战争的红军。1939年6月，新四军6团在团长叶飞率领下，用“江南抗日义勇军”（“江抗”）的名义，向沪宁铁路东段（“江南东路地区”）敌后挺进，以苏（州）常（熟）为中心，初步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江抗”的指挥部，在苏州阳澄湖畔太平桥镇。1939年9月，我从上海去参加“江抗”，即是到太平桥镇报到。
“江抗”打击日寇，深得人民拥护，但遭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他们调派“忠义救国军”来东路袭击“江抗”。在江阴顾山战斗中，“江抗”副总指挥吴焜牺牲，团政治处主任刘飞重伤。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总指挥陈毅为了顾全抗日大局，执行党中央的指示，要求“江抗”主力退出战斗，转移至扬中整训。“江抗”主力一走，敌伪乘虚侵入我苏、常抗日根据地内，让群众不得安宁。
为了高举抗日大旗、坚决保护人民，上级决定重建“江抗”。1939年11月6日，“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指挥部”在常熟东唐市（今沙家浜）成立，司令员夏光。人们把这支新组建的队伍称为“新江抗”。
“新江抗”成立后，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继续动员有志青年参军和参加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又派了谭震林和一批军、政干部来江南东路工作。谭震林对军队建设十分重视，除了在东路地区动员青年农民参军外，还独具匠心，提出“新江抗”的同志回上海动员亲戚朋友参军。这一招很有成果，让“新江抗”在1940年底发展到2000余人。由上海工人、店员、学生充实的“新江抗”，成分好、文化程度高、接受新事物快，在新四军中具有突出的优点。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江抗”改编为新四军第6师第18旅，拥有人枪数千，以“澄锡虞”地区为活动中心。
1941年7月，敌人针对我“苏常太”地区的第一期“清乡”开始了。敌人在“清乡”区密设据点，反复搜查，还实施“连坐法”，给我军特别是“清乡”区内的我18旅55团造成极大损失。地方党政干部也常有同志落入敌手。
谭震林等东路领导及时总结经验，改变“原地坚持”的反“清乡”方针，急令部队转移，以保存有生力量。
敌人的第二期“清乡”针对“澄锡虞”地区，谭震林决定率领18旅于9月下旬主动跳出包围圈，主力渡江北上待命。因活动地区扩大，我军急需军用地图。当年6月间，我和一名战友被调到18旅参谋处，赴无锡，用石印复制军用地图。回来后，我们随18旅旅部转移，再渡江北上到靖江地区。
不久，上级党组织决定：1、6师18旅主力暂不回江南，而是西进“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建立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开辟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2、江南东路特委改组，成立江南工委，受苏中区党委领导。3、江南东路地区改变斗争策略，以隐蔽方式，开展群众性的合法斗争，并派遣武工队进入“清乡”区，坚决打击最凶恶的日伪军。1941年10月，新四军6师18旅奉命从靖江西进“江高宝”。我被调到18旅参谋处，随军西进。
江南东路地区在改变斗争策略后，斗得敌人不得安宁，打开了新的局面。
敌人对江南东路的“清乡”虽然让我方受到不小损失，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即消灭我方有生力量。我方的暂时失利，使我党获得了宝贵经验。敌人以后又在苏南地区和苏中四分区（南通、如皋、启东、海门）故伎重演搞“清乡”，都以失败而告终。
18旅要从靖江地区进入“江高宝”，必须通过敌人两道封锁线：一道是南北向的、从泰州到长江边的口岸镇，另一道是东西向的、从扬州到泰州的公路。我旅对两道封锁线都作了侦察，选好了通过点。为了不暴露我军意图，我宿营地都远离封锁线。
我旅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选择在泰州至口岸中段的刁家铺（据点）作为通过点。当晚风大天黑，请来的向导带错了路。关键时刻，我旅部首长和担任前卫的54团首长商讨后，果断地将错就错，派精干侦察人员迅速行动，将口岸镇附近看守公路桥的几名伪警制服；大部队就在明亮的路灯光照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安全通过。天明前，我旅到达江都县南部的吴家桥宿营休息，同志们都赞扬我旅指挥员英勇机智。
18旅在江都南部地区稍事休息后，即要向北冲破第二道封锁线，事先也选定了通过点。大部队正要通过时，一辆日寇军车驶来。我警戒部队当即开枪射击，击毙日军一人，日军车向泰州方向逃逸。当夜，我旅到达丁沟镇以南的麻村一带宿营。天将拂晓，日军跟踪而来。我旅摸黑紧急集合，迅速向北转移。敌人不明我方实情，与我教导队一阵交火后即退回。麻村战后，我军总结经验教训，都认为日寇的报复性很强，但它是怎么知道我军行踪的呢？原来，这次是大部队行军，而且是在新区，我军前卫部队必须设置路标，以免后续部队走错方向。可能是后卫部队未将路标收拾干净，让敌人跟踪而来。可见，军事行动必须慎之又慎，决不能有丝毫疏忽大意。
18旅到达樊川以北地区时，宝应中北部先由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盘踞，后被日寇占领。我军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敌占大的集镇，我占广大农村。
敌人于1942年春对我18旅“清剿”。我军先避敌锋芒，再突然歼其一部。对敌“清剿”据点，我军有计划地逐个拔除，使敌人的“清剿”以失败告终。
度过了艰苦的1942年，新四军贯彻党的“精兵简政”决策，大力发展民兵，各分区成立民兵总部。一分区与其他分区一样，建立起主力团队、地方团队和民兵三结合的军事体制。18旅在频繁作战中打出了军威。1943年下半年，有一次敌人派9个连下乡抢粮，我江都独立团只出动一个连，就让敌人逃回。旅部授予该连“以一当十连”光荣称号。
高邮和宝应是水网地区，敌人利用汽艇下乡抢粮，群众深受其苦。1943年下半年起，为打击敌艇，我军发动两地群众拦河筑坝。坝多数是暗坝，敌人汽艇开到坝前却无法通过，以便我方伏击。1944年，群众性的打坝运动达到高潮。宝应群众还在大草荡中修堤筑路，以便我方军民转移。我军1944年发动车桥战役时，许多部队和支前民工就从大草荡中开辟的道路秘密运动，促成了战役的胜利。我们党依靠群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1944年，抗战胜利已现曙光。我军在敌后战场发起局部反攻：我旅52团攻克宝应中部地区的敌人据点，全歼守敌；3旅7团攻克高邮北部的敌人据点王家营。至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前，原一分区内敌人林立的据点，基本被我军拔除。因日寇不向新四军投降，我军又将高邮、兴化、淮阴、盐城等城市逐个攻克。
日寇无条件投降后，我已奉调到新四军军部工作，仍关心曾教育我培养我的18旅。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立下了许多战功。它的发展壮大，亦是我党领导下人民军队发展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