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丹心映华年（上）

陈延年、陈乔年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系陈独秀的长子、次子，他们曾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促进中共早期革命斗争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兄弟二人先后壮烈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当时延年只有29岁，乔年26岁。在觉醒年代中觉醒，陈延年、陈乔年兄弟用青春、碧血、丹心和永不褪色的信仰，擎起了奋斗的火把，为我们照亮了前行的路。时值中共建党百年，让我们穿越时空，去追忆陈家兄弟的似水年华。

　　长江下游北岸有座历史名城——安庆。安庆临江的镇海门内有一所官宦人家的院落。正门是中式明清建筑，两扇黑漆的大门嵌着门环，院内是西式水磨青砖的两层楼房。就是在这幢楼房里出了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兄长陈延年、弟弟陈乔年，他们的父亲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
　　延年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乔年生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氏兄弟出生的年代，正是光绪皇帝“百日维新”失败、“老佛爷”慈禧太后重操大政的黑暗时代，也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各种不平等条约订立的屈辱时代。陈氏兄弟的幼年，受着严格的封建私塾教育，从《三字经》 《百家姓》 《幼学琼林》读到四书五经，国学基础深厚。延年长得黑壮，气宇深沉，不苟言笑；乔年皮肤白皙，身材消瘦，天真活泼，谈笑自如。延年、乔年兄弟俩虽然从小受封建教育，但社会的黑暗却使他们对封建制度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而爱国的志士仁人为反抗黑暗社会所进行的前仆后继的斗争，又不断地启迪和激励着他们逐渐树立起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志向。
　　1913年，陈独秀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时，襄助都督柏文蔚举兵讨伐袁世凯。讨袁失败后，柏、陈逃往日本。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执政安徽，派兵抄了陈独秀的家，扬言要斩草除根。此时的延年刚满15岁、乔年11岁，幸好事先有人报信，兄弟俩及时逃往怀宁乡下躲避。这是他们兄弟俩第一次被卷入政治风波，从此，在他们幼年的心灵上播下了反对军阀统治的种子。
　　风声过后，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又回到了安庆，在安庆中学读书，没多久就去了北京读书。进入20世纪以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影响了相当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者，如梁启超、陈独秀和不少国民党领导人。陈独秀曾学过法语，成为法国文明的崇拜者和宣传者。受父亲陈独秀的影响，兄弟俩在北京学习了法文，并于1914年入法国天主教堂设立的北京法文高等学堂就读。
　　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了上海，开始筹办《青年杂志》 （后改名《新青年》），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6年，陈独秀把陈延年兄弟俩接到上海。陈延年、陈乔年初到上海时，先与父亲陈独秀同住在法租界吉益里21号（今太仓路领展企业广场所在地）。延年入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补习学校学习法语。乔年因年岁较小，则由父亲自教，同时也跟着哥哥学习法语。
　　求学期间，延年和乔年一度没有住在家里。据潘赞化回忆，延年兄弟俩“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书馆）的店堂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日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焦枯，人多惜之，而怪独秀之忍也”。陈独秀的第二个妻子，也就是延年和乔年的姨妈高君曼，非常关心两人的生活，力劝陈独秀允许他们在家吃住，但陈独秀不以为然。
　　1917年，陈独秀应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赴京任北大文科学长，同时将《新青年》迁往北京继续出版。两兄弟对父亲北上任职不以为然，认为他是去做“旧官僚”。陈独秀离沪前，委托亚东图书馆从他的稿费中每月付给延年、乔年10元钱，供他们读书、生活之用。1918年，延乔兄弟俩都考进了震旦大学，继续攻读法语，同时学习其他课程。
　　陈延年、陈乔年在上海求学之时，目睹了“十里洋场”的种种丑恶现象，感触颇深。帝国主义强盗的飞扬跋扈，黄浦江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牌子，买办洋奴对其主子的奴颜媚骨，剥削阶级的穷奢极欲，劳动人民的贫困与痛苦……所有这一切使他们对社会的黑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地探求改造社会的真理。
　　新文化运动初期，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中国广泛传播，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却有着较大的影响。无政府主义发端于西方，因其标榜反对剥削阶级的黑暗统治，主张人人平等、人人幸福的新社会，从而对延年和乔年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1911年1月，陈延年和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郑培刚等人在上海创办了《进化》杂志，开展宣传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活动。在这方面，乔年虽然没有延年活跃，但他始终赞同和支持哥哥为宣传无政府主义、建立无政府主义团体所作的努力。他还协助哥哥将《进化》杂志及其他无政府主义书刊送到亚东图书馆和泰东书局出售。陈延年虽然信仰无政府主义，但其思想倾向是进步的。
　　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在寻找光明道路的过程中，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特别推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并把书中阐述的所谓无政府共产主义学说当作改造旧社会、创立新社会的“良药”。由于本身组织的不严密和经费的缺乏，陈延年他们参与出版的《民声》 《自由录》 《太平》 《人群》等相继停刊。《进化》月刊虽然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但被租界当局以及北洋军阀视为洪水猛兽，仅出版三期，就被北洋军阀反动政府以“妨害治安，败坏风俗”为由强行停刊。
　　1919年5月，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延年和乔年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但他们支持广大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父亲陈独秀在北京因上街散发革命传单而被捕。消息传到上海以后，兄弟俩不但没有感到恐怖和畏惧，反而认为父亲为革命作出牺牲，是所有爱国的仁人应尽的责任，是十分光荣的。
　　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陈延年和陈乔年也为这一运动所吸引，兄弟俩毅然决定赴法勤工俭学。延年和乔年赴法前，父亲陈独秀已从北京返回上海。对于他们出国求学的计划，父亲是支持和赞同的。不过，陈独秀希望他们去俄国。然而，兄弟俩因信仰无政府主义，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有很多偏见，不愿听从父亲的劝告，仍坚持要去法国。
　　1919年12月25日，陈延年、陈乔年离沪赴法，他俩赴法的费用由陈独秀、廖仲恺等人提供。这批留法勤工俭学生共有92人，从上海登船的30余人。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熊雄、葛健豪、林风眠等与陈延年兄弟同属这批。十来天前，毛泽东专程从武汉绕道上海为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人送行。由于蔡和森等启程时间推迟，毛泽东不能久待，即离上海到北京。
　　陈延年他们搭乘的轮船是法国邮船公司的“昂特莱蓬”号邮轮，除了6位湖南女生乘坐三等舱以外，其余勤工俭学生均乘坐四等舱。“昂特莱蓬”号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又通过苏伊士运河，经过埃及的塞得港后进入地中海，在经过40多天的航海生活之后，邮轮终于在1920年1月28日抵达法国马赛港。2月3日，兄弟俩来到了法国首都巴黎。接待延年、乔年和其他勤工俭学生的是设在巴黎的华法教育会。华法教育会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分别安排补习法语，或介绍到工厂做工，半工半读。
　　延年、乔年初到法国时，即在巴黎半工半读。巴黎的生活费用十分昂贵，兄弟俩每月120法郎在凯旋门附近的哥伯凡街租了一间楼房。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利用房内原有的瓦斯炉自己做饭吃。在巴黎住了一段时间后，兄弟俩又迁往里昂，到里昂附近的一家工厂当翻砂工，一面做工，一面学习。
　　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法国有着较长的历史和影响。延年和乔年曾满怀希望，到法国后可以进一步研究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以便用以“指导”改造黑暗社会的斗争。然而，当他们在法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耳闻目睹了大量的事实却使他们逐渐感觉到，无政府主义不但丝毫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的腐朽与黑暗，反而愈来愈成为阻碍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绊脚石。
　　从1921年起，在赵世炎和李立三等人的帮助和影响下，陈延年、陈乔年他们开始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并转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
　　在当时的法国，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早已大批出版，延年和乔年的法语又熟练，因此阅读研究甚是方便。他们在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书刊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有了新的理解，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无政府主义的尖锐批判，对他们启发更大。他们终于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只是空想，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真理。
　　后来，乔年对友人回忆起自己思想变化的经过时曾说：“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虽然都有着巨大的抱负，却各有自己的思想倾向。尽管信仰不同，但大家仍经常聚集在一起对中国的前途和革命出路等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乔年还说：“当时法国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著作都有法文版本，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介绍俄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书刊也很多。大家买到后，互相介绍，互相传看，争相阅读……思想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和延年便逐步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空想，相信马克思主义了。”
　　1921年间，延年和乔年还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进行的实际斗争。在斗争中，控制华法教育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和当时中国的驻法公使陈箓等人勾结法国反动当局，对勤工俭学生进行残酷的迫害。特别是在9月勤工俭学生发动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时，他们竟然借法国反动当局的力量，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人驱逐回国。这彻底暴露了无政府主义者口头上讲革命，实际上却在残害革命青年的反动真面目。斗争实践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延年和乔年从此不但从思想上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而且在组织上也彻底地与无政府派决裂。兄弟俩思想转变，受到了共产主义者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热诚欢迎，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1922年五六月间，在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帮助下，陈延年和陈乔年先后参加了旅欧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并出席了1922年6月3日在巴黎郊区的波罗涅森林召开的“少共”成立大会，成为“少共”的第一批成员。在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中，陈乔年、萧三（萧子璋）等人结识了当时在巴黎的越南革命者阮爱国（胡志明），并通过他与法国共产党组织建立了联系。1922年秋，经当时已是法共党员的阮爱国介绍，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赵世炎、肖三等5人正式加入法国共产党。此后，乔年等人便经常出席法共的会议，按时过组织生活，交纳党费，还多次参加法共领导的群众示威游行，同法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并肩战斗。同年冬，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廖焕星带信，正式承认原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和参加了法共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织中共旅欧支部。旅欧支部成立以后，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被选为支部领导人，陈乔年则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第一批成员。
　　1923年初，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当得悉旅欧的许多同志学习和生活遇到困难时，便决定分批抽调旅欧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征得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同意后，陈独秀便从莫斯科直接写信到巴黎。中共旅欧支部接到陈独秀的指示，随即研究决定派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12人第一批赴俄。同年3月18日，延年、乔年、世炎、若飞等一起，在周恩来的伴送下，离开巴黎，经比利时、德国去俄国。4月上旬，他们顺利抵达莫斯科，并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在中共旅莫支部里，陈延年对组织交给的每一项工作，都很认真细致地完成，他善于走群众路线，经常深入各小组了解大家的学习情况和要求，并随时反映给支部委员会研究解决。他一发现新涌现的积极分子，就及时做好培养工作，从而介绍了不少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夏天，陈乔年和萧三还根据法文和俄文，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歌词译成中文，为《国际歌》在中国工人和广大劳动人民中间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4年夏，因国内革命形势日趋高涨，党急需大批干部开展工作。党中央决定分批抽调旅俄、旅法同志回国。七八月间，陈延年、郑超麟、薛世伦、傅大庆等人奉令回国，陈延年是旅行团团长。1925年初，陈乔年奉中共中央之命，离开莫斯科回国。当时，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建立，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已经揭开序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