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必成同志

编者的话：今年2月是新四军虎将王必成诞辰110周年，本刊特发表开国上将叶飞写的《怀念王必成同志》一文以表缅怀。叶飞的文章刊登在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虎将王必成》一书中，本刊作了一些删节。

一

几年前，有位年轻的党史工作者来采访，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江苏抗战和华东解放战争的史料里多次提到‘叶王陶’，不知是谁？现在何处？用过‘叶琛’、‘聂扬’等化名的，是否就是你？”
　　岁月匆匆，流逝不久的人和事也成为需要查证的历史了！竟然引起人们研究的兴趣了！
　　这不禁使我想起一件旧事。那是1965年8月，在陶勇同志指挥下，东海舰队取得了崇武海战大捷，击沉了美制蒋军大型猎潜艇“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艇“章江”号。正巧韩先楚同志宴请陈毅同志，陶勇、魏文伯、刘培善等同志和我作陪。当时，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阴谋篡夺海军的领导权，正在“整”陶勇同志。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先后向陶勇同志敬酒祝捷。陈毅同志颇有深意地说：“叶王陶、叶王陶，现在也不提了！”有人插话说：“现在孩子们只道叶王陶是一个人哩！”大家黯然。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叶王陶，不是一个人，而是叶飞、王必成、陶勇三人的合称。叶王陶不是“桃园三结义”，而是从1940年夏，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三个纵队的司令员，1纵队司令员叶飞，2纵队司令员王必成，3纵队司令员陶勇。这三个纵队一直并肩作战，三个司令员的姓也就一直联在一起了。
　　如今，陶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盛年早逝；王必成同志也于去年故去。总算我还健在。

　　王必成同志是湖北省麻城县人。1927年11月麻城和黄安暴发了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就是著名的“黄麻暴动”。1928年，王必成同志只有16岁，却在这个艰苦的年月里参加了赤卫队，加入了共青团，1929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员，1930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在战火的锤炼中，年轻的王必成同志担任过红四方面军第10师3团通信队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3营营长，红30军第88师263团1营政治委员，第89师265团副团长、267团团长、政治委员、副师长。他参加了长征。
　　我和王必成同志相识较晚，而且是先闻其名后相识的。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色游击队编成新四军后，一批主力红军的干部由延安分配到南方新四军工作，王必成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岩寺集中之后，我在新四军6团任团长。6团属于3支队，驻防泾县青弋江畔。王必成同志先任2团参谋长，后任团长。2团属1支队，于1938年6月下旬由1支队司令员陈毅同志率领进入苏南敌后茅山地区。
　　6月18日先遣支队在韦岗首战告捷；7月1日袭击宁沪铁路线上的新丰车站，歼灭日军一个中队；8月13日夜袭句容城；8月23日，在珥陵伏击日军船队。这些都是2团和王必成同志小试锋芒。那时，还属抗战初期，国内政治形势还比较好，除了可以看到新四军军部的战报和内部通报外，还可以看到由蒋介石、顾祝同名义发来的“嘉奖电”，千篇一律地写上什么“叶军长：所属X部，袭击XX，斩获颇多，殊堪嘉尚，仍需督继续努力，达成任务”等等，虽然是些官样文章，但也宣传我军战绩，扩大影响。
　　那时，宣传新四军还是合法的，邱东平的《东湾一日军据点的毁灭》就发表于重庆出版的《时论丛刊》。
　　“东湾一敌人的强固据点。……如我们团长所说，是铁一样的坚固，我们是一个逆袭的姿态，把这些眼睛（按：指东湾的敌据点）一只只拔除下来，把他扔在地上。”“瘦小的团长，……那结实的中年人一动不动的站着，他的沉默是一个既不紧张也不松懈的沉默，仿佛在倾听着，这个队伍会不会坚硬得变成铁……”50分钟的激烈战斗后，“团的指挥员下令暂时地停止射击。由敌工股长琼州人作领导，以3分钟的时间进行对敌人的日语喊话。”战斗解决了，全歼日军一个中队，包括中队长太田大尉在内。

这篇文章中写的“团长”、“团的指挥员”就是王必成同志，“敌工股长琼州人”则是该篇文章的作者。而使王必成同志在茅山人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延陵战斗。歌颂此战的歌曲称之为“延陵大捷”。1939年2月18日，也即旧历除夕之夜，2团1营长途奔袭敌据点延陵镇，以果断动作破门而入，迅速俘虏全部伪军，继向河东地主大院和昌国寺的日军发起总攻。我军在藏经楼下火攻得手，全歼守敌。
　　“王老虎”的声名显赫，敌军闻之丧胆，人民为之振奋！

　　王必成同志率部与我首次并肩作战是在1939年9月。那时，我率6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直抵上海近郊，然而却遭到国民党忠义救国军1、2、3、10支队的进攻。8月的锡北鸿山、鞋山战斗延续一天一夜，敌我双方互有伤亡。我方所处地形不利，部队整编任务尚未完成，仓促投入战斗，“忠救”则是长期龟缩宜兴山区的生力军，弹药充足。我军相机退出战斗，另选阵地，等待增援部队，再行决战，但在向青旸以东地区行军中，遭受袭击。副团长吴焜同志牺牲，政治部主任刘飞同志身负重伤。全军指战员对顽固派丧心病狂的反动逆施无比愤慨。我军立即投入反击。第一天，“江抗”2路和3路投入战斗，打了整整一天。第二天，王必成同志率2团赶来增援，与我会师在江阴东南的峭岐以北、定山以南的丘陵地带，我真是大喜过望，这样我军就占优势了。我立即与王必成同志研究敌我态势，部署兵力，决定发起总攻。可是，这时却收到了陈毅司令员的电报，要我们停止进攻，立即撤退。我和王必成同志都不愿意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仍然确定在拂晓时总攻，并向陈司令员发了请战的电报。半夜时分，陈司令员回了电报，严令我们停止进攻，立即西撤与他会合。于是我们命令部队连夜撤出战斗，向西石桥转移。王必成同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既有战斗积极性，但又能坚决服从命令。
　　1940年10月，著名的苏中黄桥决战。当时，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拥兵10万，直接进攻我军的兵力为3万余人。我军只7000余人。这是一个兵力悬殊的战役。我和王必成同志再度并肩作战。我率1纵队、王必成同志率2纵队用于突击，陶勇同志率3纵队守黄桥。这也是我们联在一起而被简称为“叶王陶”的开始。预定的任务是：1、2纵队先歼顽军主力独立6旅，然后配合3纵队围歼顽89军。10月4日下午2点左右，我发现独立6旅正向黄桥前进。我全纵出击，将其斩成几段，分股全歼。王必成同志率2纵队赶到高桥，独立6旅已经过完，没有打上，就机动灵活插到南边去，切断了独立6旅与89军的联系。待我纵全歼独立6旅后，89军就完全暴露了。当晚，王必成同志率部果断地插入顽117师和33师的结合部，经过八字桥，赶向如（皋）黄（桥）公路上的分界地区，切断了韩军的退路，将顽117师349旅和33师分割包围于黄桥东北地区，配合3纵队出击，首先歼灭了33师主力。1纵队于当晚歼灭了独立第6旅后，南下投入决战，协同2、3纵队将顽89军军部及117师全部消灭。此役，我看到了2纵部队攻击精神非常旺盛，与敌展开了白刃肉搏。这使我联想起黄桥战斗之前的姜埝战斗。王必成同志2纵队担任突破前沿的勇敢队，战后由李增援同志作词、章枚同志作曲的《勇敢队》热烈颂赞，歌唱至今。陈毅同志曾向中央报告黄桥鏖战的情况，“拚刺刀七八次”、“空前恶战”。这是全军的情况，也是2纵队的情况。这战也使我加深了对王必成同志的认识。他是既具有勇猛气质，作战指挥若定，又能审时度势，果断机智的将才。
　　1945年4月，我率苏中教导旅（廖政国旅）渡长江南下，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在此之前，王必成同志率2旅、粟裕司令员率陶勇同志的3旅，早已南下。5月下旬，我率廖旅（苏浙军区4纵队）拟渡富春江与浙东游击纵队会合。王必成同志率1纵队、陶勇同志率3纵队，担任掩护，由我统一指挥。6月2日渡富春江前夕，我与顽军狭路相逢，遭受袭击。6月3日，顽军猛攻新登城。王必成同志率部与敌激战。48团团长刘别生同志坚守虎山阵地而英勇牺牲。此时，从缴获的文件和俘虏口供中查明：国民党第3战区置日寇进攻浙赣线而不顾，却向我军大举进攻，投入的兵力有79师、52师、142师、突击纵队、独立33旅及“忠救”军等部，妄图歼我军于孝丰地区。6月4日，我召集王必成、陶勇、廖政国同志开会，研究是否在新登地区决战。王必成同志由于刘别生同志的牺牲，情绪十分激动，力主就地决战。我则认为新登远离根据地，加之粮荒严重，兵力及补给均处于劣势，而且敌人弱点尚未暴露，以诱敌深入到孝丰地区决战为宜。陶勇、廖政国同志同意我的看法。王必成同志也即表示服从命令，同意诱敌到根据地腹部再战，而且愿意担任诱敌任务。果然，顽军轻进，被我军在孝丰地区各个击破。特别是歼灭顽52师这一“皖南事变”中的急先锋，大快人心。此战之后，我对王必成同志又增加了一层认识：他既重同志感情，却又以全局为重；对于毛泽东同志“诱敌深人、后发制人”的战术思想，或者红四方面军称为“收缩阵地”的战法，是很有体会的。

　　王必成同志战功卓著。我对他在红军时代的勋绩缺乏了解，但相识以后的情况还是熟知的。抗日战争初期，陈毅同志在茅山地区掌握的主要军事力量就是王必成同志的2团。1941年塘马战斗中，罗忠毅、廖海涛同志牺牲。1942年底他率2旅南下，与江渭清、吴仲超等同志会合，坚持了苏南茅山地区的斗争，并开辟了浙西新区。解放战争开始，粟裕、谭震林同志指挥的七战七捷的骨干队伍，就是陶勇同志的第1师和王必成同志的第6师。
　　王必成同志从不夸耀自己的功绩，更不居功自傲，却为他1946年12月涟水之战失利而深感内疚。这一点，曾经担任过他的副职的皮定均同志最为清楚。长篇小说《红日》出版后，其中的军长沈振新，很多人都认为写的是王必成同志。皮定均同志就对《红日》的作者指出：王司令员不是骄傲自满的人，涟水失利也决不是轻敌麻痹所致！当然，艺术创造与真人真事的记录并不是一回事，但作为艺术典型的原型，总给人一种联想。特别是这部书描写了这个军的史实，在读者心目中，现实生活中的军长和艺术概括的军长难道没有一定联系吗？决不能说军人不懂艺术。
　　王必成同志生前从来没有对《红日》创造的沈振新形象谈过任何看法，正像他从来不谈涟水失利的客观原因。
　　当时，伪“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蒋介石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想在军事上取得一个胜利，妄图迅速占领苏北解放区。他调集20多个整编旅，分四路同时进犯：以精锐主力之一的整编第11师和整编第49师，自宿迁向沭阳、新安镇进犯；以另一精锐主力整编第74师和整编第28师，由淮阴向涟水进犯；以整编第65师、第2师和第83师，自东台向盐城、阜宁进犯；以第33军及整编第51师，由峰县、枣庄向临沂、郑城进犯。我军决定集中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五个团），歼击宿迁这一路，另外三路敌人分别由华中野战军和山东军区部队钳制。12月15日战斗打响。19日我军全歼敌整49师。我军原拟续歼整11师，但因兵力不足，该敌又缩踞宿迁，而且两淮之敌已于16日攻占涟水，东台之敌于20日攻占盐城，遂停止对已遭严重打击的整11师的攻击。宿北战役遂告结束。
　　王必成同志的第6师（纵队）奉命坚守涟水。使用主力于钳制方向，令人难解；而且要在广阔的平原上，除淤黄河一片沙砾之外无险可守的地带上“死守”，更令人难以解释。实际上，这是在敌方空军轰炸和密集炮火压制下，徒拚伤亡。现在看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原则并不是那么容易实施的，就像毛泽东同志在红军时期就指出的：舍不得坛坛罐罐。如果此役以苏北地方部队担任钳制进犯涟水之敌任务，而以王必成师投入宿北战场，那么歼灭敌整11师可操胜券。那时的整11师比较好打，因为对我军作战还缺乏经验，以后就比较难对付了。
　　1947年初，王必成同志与我久别重逢，情绪抑郁，与陶勇同志的神采飞扬成为鲜明对照。受领莱芜战役之前，王必成同志默默无言地接受任务。
　　王必成同志的6纵担任攻占吐丝口镇歼敌36师的任务。在我军压力下，李仙洲集团猬集于莱芜城。我奉命指挥左路军。2月23日中午，我军有意放开大路，让丧家之犬的李集团仓皇北窜。我通知王必成同志部署拦阻。当时口镇之敌师部尚盘踞关帝庙顽抗，有人担心王必成同志是否因此而不以主力使用于拦阻。我深知他不会因未全歼口镇之敌而意气用事的！果然，王必成同志以全力封锁了敌军的退路。溃逃之敌被我军全部歼灭。该纵队有个别师俘获竟在万人以上！
　　战后，王必成同志的心情为之一畅，但也不外露，只是说：“经过此次人枪补充，6纵可以恢复元气了。”

　　很多同志都说王必成同志有些怪。他，确是不苟言笑，落落寡合，而且易生闷气，有些孤僻。我却认为，王必成同志是富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情谊的。上面讲到浙西新登战斗刘别生同志牺牲后，他怒火难遏，极力主张决战。他和刘别生同志的情谊太深厚了！这决不是个人情愫。刘别生同志是在湘赣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皖南事变时任军特务团团长，突围到苏北后才任4团团长。王必成同志在1942年冬渡长江南下后，与刘别生一同在苏南坚持斗争。刘别生同志英勇善战。苏南我军挺进苏浙皖边，在王必成同志亲自指挥下，48团开辟新区，特别是杭村之战，全歼进犯日军，缴获92式步兵炮，新四军声名大振。王必成同志倚之为左右手的刘别生同志牺牲后，王必成同志照料他的家属、子女，40年如一日，备受老同志们的赞许，此种深情厚谊实在感人。

王必成同志多次劝我撰写回忆录，直到病重住院时，还对去看望的王于耕同志说：“一定要老叶把回忆录写出来。他有文化，与我不一样。要把真实的革命历史写出来，不要让有些人胡说胡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