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百姓情 报百姓恩

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一条极其普通的弄堂，一间狭小的住房，一位慈祥的老人，回忆起岁月侃侃而谈：“战争很残酷呀，老百姓对我们是真的好呀，我们一定要照顾群众的。”这是杨老一直重复的一句话，是已然融进他生命的信念。

杨增喜于1932年5月出生于江苏。1946年7月，年仅13岁的他瞒着家中父母，赶上了陈毅、粟裕所带领的新四军部队，从此成为了23军69师卫生部的一员，在托亲戚给家里带回一句“我参加新四军了”后，便正式开启了自己长达30年的军旅人生，也与国家的卫生系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回忆起自己的军旅生涯，除了义无反顾地冒着炮火前进和心痛却无奈地看着战友们倒下，在杨增喜心中还有一件事显得分外重要，那便是当时的人民群众对部队、对战士们、对自己的帮助。
　　1946年10月，杨增喜参军后不久，所在部队为了避开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主动向北撤到了山东。3年间，为了保护有限的兵力，部队白天休整，晚上则行军近百里机动迂回，“比方说我们向东北走，国民党部队在后面追我们，我们就在找到一个掩体之后，兵分两路，绕到敌军的后面，这一绕就能拖3天。”杨老说，因为兵力过于悬殊，不到时机成熟，部队的主要任务还是集中在保存兵力上，即使只有3天，对于战士们来说也是一大喘息的机会。而山东的人民群众，在这3年间亦是尽己所能地配合保护着部队战士们。
　　杨增喜回忆，有一次，他和战友们因为来不及绕开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被迫和对方正面冲突，激增伤员百余人，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杨增喜和战友们带着伤员们跑向了最近的村子。当地的群众看到后，紧急将他们安置在了自家的高粱地里，自己则返回家中吸引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待搜查的国民党军走远后，群众又赶紧抬着自制担架来到高粱地，一起将伤员们接回家中，一边协助当时担任卫生员的杨增喜为伤员包扎伤口，一边挖出为了防止被国民党军抢走而埋在屋后、自己都舍不得吃的装白面的瓦罐，擀成面条，给战士们补充体力。
　　杨增喜说，如果没有这些山东的群众，自己和战友们早就牺牲了。归队后，杨增喜和战友们参加了载入史册的“孟良崮战役”。这是一场威武雄壮的大胜仗，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险仗、恶仗。面对国民党王牌军队——受过美国军事顾问团特种训练、全副美式武装的整编74师，战士们无视装备上的悬殊差距殊死搏斗3天，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敌军阵地，将生死置之度外，最终创造了奇迹。
　　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基本上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我军开始掌握战争的主动权。1948年，杨增喜随部队参加淮海战役，成为了65万解放军中的一员；淮海战役结束后，他又随部队从山东南行至泰州，1949年4月下旬开始横渡长江。
　　长江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天堑”，浪大流急，下游江面宽几公里到十几公里不等，百万雄师要想渡过长江，势必需要足够的水上运载工具，以及技术熟练的船工。但是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掠走、破坏了江北的大量船只，直接导致我军到达集结地时，江面空空荡荡，不见片帆只影。在知晓了解放军的这一困难后，江边的船民带着极大的政治热情，不顾自身安危，冒着敌人的炮火枪弹，，纷纷划着自家的船只来支援大军渡江作战。杨增喜说：“渡江全靠‘船老大’划，长江的浪很高，一个浪头起来就把这个船送得老高老高，一个浪头下来就四面都是水，船好像就在水里面了。百万雄师能够横渡长江，全靠‘船老大’们！”为了防止敌机的轰炸破坏，船只白天分散隐蔽，夜晚驶入港河、湖泊及我军控制的江面，配合部队演练战术技术，进行实船模拟突击登陆演习。在此次作战中，船工们涌现了不少英雄，也有不少为革命事业献身了。没有他们的义无反顾，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便无法实现，全中国的解放也许需要另一个时机了。
　　1950年10月，杨增喜又随部队从苏州北上，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部队作战任务之艰巨、行动之迅速，完全没有休整的时间，只能身着南方的单衣，直接迎上朝鲜半岛刺骨的寒风。6年后，英雄的百万志愿军终于凯旋。杨增喜说：“牺牲的志愿军战士一部分人都是冻死的，零下40多度，穿的都是单衣，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不动了，一推就倒了，才发现已经冻死了。”无法想象如此壮烈的场景，也无法直视杨老已被泪水模糊的双眼，只有真正经历过那个战争年代的人，才能感同身受。
　　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几场重要战役，杨老几乎都奋战在前线。这刻骨铭心的年月，在他的记忆中深深扎下了根。“战争是很残酷的，牺牲的战友太多了，心里真的很难过呀！没有老百姓，我们也早就撑不住了。”杨增喜说，遇到山东的老百姓、江苏的老百姓、朝鲜的老百姓，是这峥嵘岁月的幸运；这份善意，这份支持，要用一辈子来报答。
　　1958年，志愿军返回国内，杨增喜回到了哈尔滨，并作为军医驻守在当地20年，直到1978年转业回到上海。他始终无法忘却山东高粱地边上的白面面条，横渡长江时与风浪殊死搏斗的“船老大”，以及默默装满志愿军饭盒的朝鲜阿妈妮。因此，尽己所能为群众做点实事，回报老百姓的恩情，成为了他的人生目标。

　　1978年，转业回沪的杨增喜，在组织的安排下，来到卢湾区中心医院担任院长，“当时的中心医院条件很差。中午吃饭，在大堂里面，桌子都没有，大家只能端着饭菜站着吃。”看到此情此景，他知道自己的担子有多重，没有丝毫的退缩和迟疑，迅速着手开始规划中心医院的未来。
　　4年的院长岁月，杨增喜从食堂伙食、门诊病房，到医院规章制度，桩桩件件亲力亲为。有一天，一位医院职工神情低落地来到院长办公室，在杨增喜震惊的目光中，径直跪了下去。“我当时就想立刻了解他遇到了什么事情？”几番引导下，这位职工吐露了心声，原来是他实在没有地方住，想找院长帮忙却一直无法开口，今天也是鼓足了勇气才来到了这里，做出了如此举动。
　　知道了来龙去脉，杨增喜陷入了沉思，意识到对于职工来说，有一个安居之所是多么重要。于是，他开始着手调查中心医院1000余名职工的居住情况，在了解到大部分职工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后，便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让中心医院每个职工都有一间安居的“小窝”，于是开始了漫漫集资路，“一个单位出200，我就是这样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去集资的。有了钱，就自己建房子，木工什么都自己做”。4年后，杨老用40多套自建房，实实在在地保障了中心医院部分困难职工的生活，却没有考虑过为自己留一套房子。早已过杖朝之年的他，至今仍和妻子住在从岳父处继承下来的、不足20平米的小房中，“她（指妻子）老对我有意见，但这是我应该做的。”杨老微微一笑，似是对妻子埋怨的无奈，更是因为这份理解而释怀。
　　1982年，杨增喜调任卢湾区卫生局长，面临的是如同4年前一样艰苦的条件。没有丝毫的犹豫，时年50岁的他毅然接下这第二份组织交给的任务，“大不了就重头再来。我干成过一次，就能干成第二次。”他仍像当年那样意气奋发。“预防科”、“管理科”、“人事科”等现在耳熟能详的部门名称，在当年的卢湾区卫生局，却都是没人听过的新名词，更不用说有足够的合格人手，来充实这些必要的职能部门了。于是在拟定好卫生局各部门的基本职能后，杨增喜便开始寻觅合格职工。上级组织、下级组织、本区单位、外区单位，只要有合适的目标对象，他便亲自前去做思想工作。就这样，卢湾区卫生局在杨增喜的不懈努力下逐渐形成规模，发挥出了社会效能。1992年，杨增喜正式离休。从卢湾区中心医院到卢湾区卫生局，卢湾区的卫生系统见证了他的奉献。
　　30年的军旅生涯，“军民鱼水情”对于杨增喜而言，早就不只是字面的含义，那是用小车推出来的深厚情谊，是用小船渡出来的同生共死，是真真切切用岁月甚至生命积淀出来的情感。
　　在谈到对党员这一身分的理解时，杨增喜说：“党员就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战争年代，最苦的事情都是党员去干，打仗都是党员跑在前头。”这是老一辈党员的共识，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认同与坚守。对和平年代的党员，杨增喜亦有着格外的期待：“希望他们一定要关心群众，帮助群众，真心实意为群众服务。”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指导教师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