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自进入相持阶段之后，1941年至1942年是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怎样克服困难呢？毛泽东认为，除了实行开展大生产运动等政策外，就是开展整风，训练干部。一方面使他们振作精神，正确对待困难；另一方面，整顿不好的作风，以迎接将来的光明。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就整风问题发言时作了阐述。他说：如果我们全党干部在现在这个时期，在一两年以内，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扩大正风，消灭不正之风，那么，我们内部就能巩固，我们的干部就能够提高。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这个意义非常之大。在延安所进行的教育、学习，是有全国意义的。
为了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开展整风运动，194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写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宣传要点》。此文指出：“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故在去年内，中央政治局多次地着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与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因此，希望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机关与各级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加以注意，进行宣传，进行工作。”
毛泽东写了这个宣传要点之后，紧接着，于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讲。2月8日，又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他号召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他号召清除党八股，启发生动活泼的革命思想，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作风。为此，中央宣传部于1942年4月3日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这个《决定》指出这次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达到“认真地切实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目的。《决定》规定下列十八个文件为整风学习的文件，即：（一）毛泽东2月1日在中央党校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二）毛泽东2月8日在延安宣传干部会议上作的《反对党八股》的演讲；（三）康生两次报告；（四）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五）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六）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七）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八）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九）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十）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义；（十一）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二；（十二）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十三）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十四）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节；（十五）陈云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十六）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十七）宣传指南小册；（十八）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4月16日，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增加学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增加下列四个文件，作为在延安讨论整顿三风材料的第十九至第二十二个文件：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列宁与斯大林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
中共中央为了领导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并加强对延安整风学习的领导，于1942年6月2日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胡乔木为秘书。
中央宣传部为了组织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于1942年6月8日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指出：“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的高级学习组均应按照中央指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有计划地领导这学习运动。”
毛泽东对整风学习抓得很紧，曾在1942年4月至5月，多次找作家谈话，并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以指导文艺界整风学习。
在整顿党风阶段，毛泽东倾注了许多心血。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期间，毛泽东于开幕之日到会讲了话，讲了三个问题，即国际国内形势、关于整顿三风、关于边区的建设。他还于11月21日、23日用了两天时间，在这个会议上，讲了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讲得很详细，一条一条地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进行阐述，思想很丰富，语言又很生动。此外，他还为这个会议写了书面长篇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由贺龙在会上传达）。
延安的出版部门非常及时地把整风文件编辑成册，出版发行。最先是由解放日报社编辑了《整顿三风讨论资料特辑》，于1942年4月10日出版第一辑，共出六辑，于4月20日出齐，陆续发行到延安各机关、学校。解放社于1942年4月出版了《整顿三风文献》一书。接着，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于同年9月11日出版了《整风文献》。《整顿三风文献》和《整风文献》，内容都是整风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
后来，1944年4月，解放社将《整顿三风文献》改名为《整风文献》，出版了该书的“订正本”，增加了五个文件，共为二十七个文件。增加的五个文件是：（一）刘少奇《论党内斗争》；（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中共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级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四）《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1943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五）《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特别是对于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
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就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作了长篇演讲。这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系统地阐述了共产党员思想修养与参加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同改造客观世界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党的建设、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学说。毛泽东看过稿子之后，给《解放》编辑吴亮平写信说：“少奇同志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应赶快发表。”1939年8月《解放》第81期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前一部分，后一部分在第82、83、84期刊出。这篇文章在《解放》全文发表后，解放社随即出版了单行本。1942年4月，中央宣传部将此文编入解放社出版的《整顿三风文献》。
刘少奇早在1941年7月2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还就党员党性锻炼问题作过一次演讲，题为《论党内斗争》。延安《解放日报》于1942年10月9日全文刊出。毛泽东特为《解放日报》写了《编者按语》说：“这是刘少奇同志1941年7月2日在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期间，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1944年4月经作者修订，编入解放社出版的《整风文献》（订正本）。
陈云当时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也是一篇党的思想建设重要文章，被列为整风学习文件，编入《整风文献》。
《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是毛泽东倡议编辑，并经他亲自审定出版的一本哲学书。温济泽参加了这本书的编辑工作，并仔细回忆了这项编辑出版工作的过程，现引述如下：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先后做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个重要报告。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几天之后，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办公楼上小会议室，召开了一个会。到会约有二十人左右，记得有陈伯达、艾思奇、张仲实、柯柏年、丁玲、舒群、温济泽等人。
毛泽东在会上说，召开这次会，是为了要编一本书。他提出，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摘录出来，系统地编成一本书，书名可以叫做《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编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帮助同志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以此作为武器，来整顿我们的学风、党风和文风。毛泽东批评了在一些同志中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他还批评了当时在延安的一些青年中出现的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潮。他在批评绝对平均主义的时候说，今天在座的少数同志穿的衣服是斜纹布做的，多数同志穿的是土布，目前边区遭到封锁，物质条件这么困难，要大家都用斜纹布，能行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啊！他指出，产生这些思想，有立场观点问题，也有思想方法问题。因此，帮助大家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提出，把编这本书的任务交给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当时中央政治研究室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副主任是陈伯达。除去他以外，参加编书工作的还有张仲实和曾彦修。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是艾思奇，温济泽是学术秘书。后来参加这个工作的还有陈唯实、李又常（李续纲）、王匡、邓止文、陈茂仪、邵凯、张惊秋（殷白）、石岗（廖联原）、萧鲁、王愚（张守愚）、陈恒力、林舍（常乃志，女）、高菲（女）、陈平（黄启明）等。
两个研究室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首先把延安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以及延安能找到的外地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包括外文本，都搜集起来。然后每人分一本或几本，摘录书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核对了以后，交给艾思奇。他再核对，作了增删和分类编排，交给陈伯达。陈伯达又把他们摘录的论述加上，作总的编排，最后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从头到尾仔细地审阅了这本书稿。有些摘录，他又作了核对和增删。编排的次序，部分作了调整。有些标题，他作了修改或重写。最后的定稿，分为四章。
第一章《绪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特点》，下面分四节，重点是：论科学精神与革命精神相结合；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第二章《理论与实践》，下面分十四节，重点是：论事实是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论研究、分析具体环境、条件及历史特点，是决定无产阶级政策的基础；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需要最大的灵活性；论主观主义、革命空谈与革命的实际背道而驰；论共产党员要成为有头脑的政治家。
第三章《历史科学的创造》，下面分十一节，重点是：论法则是从自然和历史中找寻出来，法则以合乎自然及历史为依归；论历史唯物论的应用不是依靠固执的教义和抽象的格式；不是从“一般”的概念出发；论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把握事实的总和；论考察基本的历史联系；论历史的方法与理论的方法之一致；论从事物的表现形式到本质关系的发现；论共产主义思想是人类知识积累的总汇，一定的思想联盟之必要；论最伟大的科学家是反对偏见、打破传统的创造家。
第四章《国际经验·民族特点·革命传统》，下面分四节，重点是：论用批判的态度采取别国经验；论考察、研究民族的特点；论在一定条件下利用革命传统。毛泽东对论述的分类和章节标题改动不少，可惜原稿没有留下，究竟怎样改的，已无从查考了。
这本书当时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由于纸张缺少，印数不多。印成后，毛泽东拿了一部分，在封面上亲笔签名送给一些领导同志。习仲勋说过，毛泽东送过他一本。他说：“我学哲学，读这本书，是受益最深的。”后来中央宣传部编印了一套《干部必读》，共十二本，其中就有这一本。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人民出版社把这本书重印了第1版，到1963年，印了第6版。前两版，是照延安的版本翻印的，从第3版起，摘录的论述逐步改用了新译文。六版共印了将近五十万册。五六十年代是有很多人读过这本书的。
（今年是延安发起整风运动的70周年。现将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延安时代新文化出版史》中的有关章节予以摘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