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琼生于1927年12月，1942年入党，先后任淮北 《大众报》 编辑、 《拂晓报》 记者、华中军区第九纵队新华支社记者、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21军前身）新华支社编辑、第21军新华支社编辑主任、华东军区 《人民前线》 编辑，是地地道道经过战火考验的新闻工作者。他在战争年代写的东西我不得而知，但他调入解放军报社任驻南京军区记者、记者组长期间写的头条要闻，让我印象深刻。
1958年，31岁的宋琼走上军报记者岗位。熟悉他的人说，宋琼写新闻，喜欢抓大事、上头条，就像他请人吃饭一样，让你吃什么，实打实，讲实惠，主菜突出。他关注的重点是部队的军事训练。他的头条和要闻绝大部分是练兵和准备打仗的内容。他说，新闻要实打实、有分量，首先就要记者作风实打实，深入基层、不怕吃苦。他把火热的部队生活当作挖掘新闻的富矿，用大量时间深入边防、海岛、练兵现场调查研究。每次采访归来，他便废寝忘食地伏案写作。一次在上海，他连续几个昼夜奋战，待写完稿子才发现左眼什么都看不见了。
1993年，报社决定给离休老同志每人出一本新闻作品集。这时他已经过世4年，一位老编辑提出应该给宋琼出一本 《头条要闻集》 ，还说对他写的临汾某旅侦察连把兵练得个顶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连队军事干部也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等报道印象深刻。他的夫人戴国豪女士根据这个建议，选取他驻南京军区6年间写的43篇要闻、1篇通讯和后来刊载于 《解放军将领传》 第三集的 《彭雪枫》 （合作），编成 《演兵场的回声》 一书（长征出版社出版）。戴老在该书 《后记》 里说：“本来应由他自己来编这本书，来写这个后记，现在只能由我代做了，但愿能得到他的认可，能使他在九泉下得到一点安慰。”
宋琼之所以给 《解放军将领传》 写 《彭雪枫》 ，是因为他和彭雪枫是忘年交。据一位老同志回忆，一次新四军四师开大会，十多岁的宋琼上台演讲，受到彭师长的夸奖。彭雪枫有很多书友，经常一起阅读聚谈，当时边区联合中学一个小同学叫宋琼，一直和他保持着读书讨论的通信联系。他工作再忙也是有信必复，而且都是自己亲手写信。宋琼参军后在彭雪枫创建的老部队工作多年，又在彭雪枫亲手创办的 《拂晓报》 当过记者（21军的人都知道彭雪枫有三宝：骑兵团、拂晓剧团、 《拂晓报》 ），感情之深可想而知。他曾计划写一部彭雪枫的长篇传记，只可恨病魔无情，未能如愿。
二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将宋琼卷入腥风血雨的政治漩涡，让他遭受了8年磨难。这个硬汉没有被整死，幸存下来，1975年任 《解放军报》 军事工作宣传处副处长。这个任命，不能不说与他驻南京军区期间重点关注军事报道的突出贡献有关。1977年，宋琼任记者处处长。
1978年年底，我在1968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冤案平反，重新穿上军装不到两个月，宋处长找我谈话，说越南入侵柬埔寨，搞地区霸权，我们准备教训侵略者，部队已经开赴前线集结。他说，奉上级命令，报社要派记者随军采访，首批赴云南方向的4名记者由孙浩刚副处长带队；驻成都记者胡郁文已在前线，你和冯玉光同志过完元旦就随孙副处长出发。我到云南前线后，随11军31师采访，直到宣布撤军。战争结束后，我是他麾下的内勤记者，跟他朝夕相处整整3年。他对我言传身教，耳提面命，让我受益良多。
1979年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改革开放的号角已经吹响。新闻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摆脱“四人帮”假大空文风的恶劣影响，倡导新闻报道说真话、报实情，仗义执言、针砭时弊，用新颖的题材、生动活泼的文字感染受众，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宋琼满腔热情地投身这一历史进程中，被誉为“记者的好老师”。
1979年9月21日，军报驻乌鲁木齐记者李慎明把电话打到内勤组，说下午3点，空军一架试飞的直升飞机（应为直升机）从哈巴河起飞，降落在扎玛纳什山边防站，边防站指导员在电话里告诉他，战士们看到祖国的飞机第一次到来，高兴得欢呼跳跃。李慎明还介绍了这个边防站地处阿尔泰山山麓，四周是1000多米高的雪峰，交通极为不便。以往，大雪封山后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马拉爬犁，往返一趟要六七天。接到内勤记者报告以后，宋处长立即决定把李慎明在电话里说的内容写成当日新闻。于是，基本上由他口述，几个内勤记者敲边鼓写成了消息 《直升飞机代替了马拉爬犁》 ，刊登在第二天军报一版。第二年，这条消息荣获首届“全国好新闻奖”，为军报争得了荣誉。
这则消息的导语是这样的：“本报乌鲁木齐9月21日电?记者李慎明报道：今天下午3时，从新疆北部哈巴河起飞的我空军某部一架直升飞机，在扎玛纳什山边防站缓缓降落：哈巴河—扎玛纳什山边防站试飞成功。战斗在祖国西北边陲的这个边防站指导员王志民，在电话里高兴地告诉记者：战士们看到祖国的飞机第一次在边防站降落，无不欣喜若狂。”
我之所以抄录这则导语，是因为有两点切身感受。在此之前，我写消息习惯于“本报讯?最近（或不久前）……”，让人不知道记者是在哪里写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这条消息用“电报”式开头，明确交代了记者的位置以及所报道的是当天发生的事情，而且把时间具体到下午3时，突出了新闻的新鲜感。再就是当时报纸上（特别是一版）的新闻标题，多是大而化之的标语口号，这则消息用具体事实做标题，给人以新风扑面之感，把“新闻是事学”的特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成功发射第一枚运载火箭。宋处长深知这次发射是我国胜利地进行了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试验和发射人造卫星成功后，在尖端科技领域取得的又一重要成就，于是精心组织、现场指挥了这场有9名记者参加的报道战役。他把记者分别派到发射场、测控中心、南太平洋测量船队，要求多用眼睛采访，写出现场实况。定稿后的题目是： 《运载火箭飞越万里长空——本报记者报道发射试验实况》 ，内容由发射场、测控中心、南太平洋测量船队等4部分组成。整篇报道形式新颖，内容是记者亲眼所见、亲身所感，有画面、有色彩，激情洋溢、文采飞扬，读来犹如身临其境。
由于当天的一版头条要刊登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贺电，记者的稿件放在二条突出处理。在宋琼精心策划并坐镇指挥下写出的这篇报道，理所当然地名列当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的第一名，又一次为军报赢得了荣誉。然而，获奖名单里没有宋琼。在他看来，记者处长的本分就是组织记者写好稿，创造条件让记者出名。而在记者心目中，宋琼则是一位敢担当、有魄力、有真知灼见、有浩然正气的幕后英雄。
三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始阶段，部队官兵认识上不去，疑惑很多。宋处长提出要站在拥护改革、稳定军心的高度看待这个问题。他说：“我们要经常问问自己：中央当前在考虑什么？我们能做点什么？”为此，他一方面要求驻外地记者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写一批有事实有分析的内参，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提供真实依据；另一方面带领内勤组策划了一批报道提示。随后他就带领驻南京军区的钱钢、夏国珞两名记者，赴安徽凤阳实地采访，写出长篇通讯 《凤凰，在阳光下高翔》 ，用大包干带来丰收成果、农村巨变、农民喜悦的生动事实，回答人们的疑虑，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鲜活的教材。通讯由三个人署名，宋琼的名字是第一个。
采写过程中同宋琼朝夕相处的钱钢，跟我说了这样一段话：“1981年5月底，宋处长回老家江苏泗洪柳巷，邀南京记者组各位同行。我们在临淮关会合，在码头上还看到许多要饭的老乡。宋把我们带到老家，住在双目失明的老姐姐家，家里穷极了，没有板床，只有‘绳床’（吊床），当晚我们露天睡在借来的破旧竹床上。宋说，从前说‘万年不穷大柳巷’，这些年搞成了这样。离开柳巷，宋、夏、我三人于6月5日到凤阳。正逢‘午收’，我们采访了好多天，很激动。我们当时也去了小岗村，但是‘按手印’的故事当时还未披露，还不说‘包产到户’，说‘大包干’。文章里写的在凤阳采访的一位老新闻工作者，抗日战争时期在淮河两岸战斗过，他感慨地说：‘当年凤阳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我们的党组织和干部，可是解放后我们走了弯路，伤了他们的心。’老新闻工作者其实就是宋处长本人。”
这也让我明白，平时倾注心血组织记者写稿而从不署名的宋处长，这次为什么要署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