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9年6月出生在江苏省射阳县通洋乡东园村的农民家庭，1946年8月，考入新四军二师六旅卫生部创办的卫生学校，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原定学制为两年，后因战事需要，我只学习半年就提前结业，分配到华野十二纵队后勤机关叶挺总队医疗队，辗转在盐阜大地对敌斗争的战场上，带着伤员在盐城西部水乡打埋伏，救治、转运解放盐城前线的伤员，为全国的解放奉献自己的青春。
水乡打埋伏
1947年1月，我们一个百余人的医疗队在滨海县八巨组成，由队长李金福带队，从华野12纵队卫生部出发，经过约一个月的迂回辗转，越过数处敌占区封锁线，来到了叶挺（现盐城）县总队，和原总队休养室合并为叶挺休养所。
叶挺总队有近一个团兵力，活动在盐城西部水网地区。这里河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机动范围较大，利于部队转移和隐蔽。当时这里的敌军占领的据点比较多，像秦南、楼王等一些较大乡镇都被占领，敌人经常下乡“扫荡”，抢劫财物，围击我军。我们叶挺休养所全体战士（包括伤病员）全部换穿便衣，化装成老百姓，分散隐蔽。依靠地方党组织和乡村干部的安排，医务人员和伤病员分住在可靠的老乡家打埋伏。全所医务人员分成若干个治疗小组，每组两三人，分别负责若干名伤病员的治疗。伤病员分散安置在王庄、大崔庄、白土庄等村庄以及周围的舍上，与农家共同生活。遇有敌情，联防哨迅速传递消息，轻伤病员与老乡一起撤离，重伤员由老乡用担架抬上自备的小船上，潜入西部的湖荡，隐藏在芦荡深处。有时敌人追到荡边，面对茫茫无边的芦荡，只能望荡兴叹，盲目地打一阵乱枪后，悻然而返。有一天，胡瑞清所在的小组，在敌人“扫荡”时，因掩护伤病员潜入湖荡时被敌人发现。敌人紧追到荡边，但没有船只，无法进荡，就在湖荡岸边死守不走，我们的同志困在芦荡中。直到傍晚，敌人担心遭到地方武装队伍的袭击，不得不撤回到据点里。胡瑞清和伤病员以及老乡们才得以回家。
我们白天提着菜篮子，携带敷料、器械物件，到村舍老乡家去，给伤员换药治疗，早出晚归。我与孟富两人为一个小组，负责以王庄为中心近六十名伤员的护理，住在五十多岁的王妈妈家中。村民叫她“二妈”，我们就直接喊她“妈妈”。当时，王妈妈一人在家，丈夫做后勤支前。他们没有亲生儿女，过继的儿子是王庄的村长，但不同老人一起生活。王妈妈对我们的生活照顾入微，我们每天要出去工作，她早早就起床把早饭做好，里面还放些年糕，让我们吃得饱饱的，有力气跑路。傍晚，她总是坐在门前等我们回来。晚饭后，我们要把带回的脏敷料洗好，用火烤干，再用蒸笼消毒，以备第二天再用，每天如此。白天偶有敌特侦探活动，为防暴露目标，洗好的敷料白天不能在外面晾晒。我们有时也利用晚间，和村干部一起召开村民会，宣讲斗争形势，鼓舞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革命斗志。
叶挺休养所在盐城西部水网地区打埋伏历时4个多月。随着战局的发展，尤其是我军在山东战场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后，苏中苏北地区的敌我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军收复了一些县城，敌人逐渐撤出西部水网地区的据点，我们在敌后打埋伏也随之结束。叶挺休养所全体人员集中到大崔庄，边工作边整训，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一天傍晚，战友周长玉特地陪我回王庄看望王妈妈，恰好王爸爸也已完成支前任务胜利返回。见我们身穿军装，英姿飒爽，王妈妈双手抚摸我的头和军装，热泪盈眶地说：“好啊！多好的革命军人，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朴实厚道的王爸爸站在一旁，面露开心的笑容。我和他们聊了好一会儿，临别时，我立正站在二老面前，恭恭敬敬地举起右手，向二老庄重而深情地敬了军礼，道一声：“爸爸、妈妈，再见！”走了几步，我回过头看，只见二老还在门前看着我，直至我们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他们才回到屋里。
不久，纵队来了命令，调我们回滨海五汛港纵队所在地。撤离时，大崔庄的男女老幼齐聚村头，敲锣打鼓，恋恋不舍地欢送亲人归队。我们的船队已行了好远，乡亲们还在高呼口号，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也不断挥手，向乡亲们表示感谢！短短四个月时间，我们与乡亲们结下了亲如一家的鱼水深情，令人至今难忘。
精心救伤员
盐城解放后，我们到了后勤保障基地——射阳县合德镇。虽然聚集了五六百名伤员，但镇上的居民多，家家户户都住上了伤员，加之学校正好放暑假，教室、办公室全部作为临时病房，伤员得到妥善的安置。居民、学校老师和髙年级学生还主动参加护理工作，为伤员清洗衣物、端茶喂饭等，救治伤员的环境和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此时的医务人员工作特别繁重，由于需要做手术的伤员多，而能做外科手术的人手不多，只好分成两个手术组，昼夜不停地做手术。其他医务人员成天忙碌着为伤员换敷料（这是工作量最大的一项）、清理伤员、输液、输干血浆……暑热盛夏，大家一个个忙得汗流浃背，水顾不上喝、饭顾不上吃、觉顾不上睡，体力消耗大，十分疲惫。有个护士在给伤员换敷料时突然倒在地上，以为她是低血糖休克了，结果她竟发出轻微的鼾声，睡着了。原来是她几个昼夜连轴转，缺少睡眠啊！镇上开诊所的医生，也加入救治伤员的队伍，为解放盐城贡献力量。
有天夜晚，我为一位被炸伤的首长（听说是团政治处主任）换敷料。这位首长身上大小伤口不下二十处，而且每个伤口都化脓了。他躺在一户民宅靠近窗口的木板床上，窗外街道上灯火通明，行人来来往往。我弓着腰，聚精会神地逐个伤口清洗、消毒。首长的警卫员站在我身旁，打着手灯，帮我照明。突然“啪”的一声，我的背脊上挨了重重的一棍，抬头一看，是窗外拄着拐杖的伤员打的，嘴里还在大声埋怨道：“你为何动作这么慢？不知道我伤口的蛆，把我折腾得多难受吗？”警卫员一把夺下拐杖，质问道：“你怎么这样！”躺在病床上的首长接着说：“你知道我的身上有多少伤口吗？你看到这些医务人员近来有多辛苦吗？你还打人，太不应该了！你是哪个部队的？把你团团长、政委的名字告诉我。”我说：“首长，你好好休息！”那位伤员自知理亏，低着头不出声。我对他说：“这位首长身上伤口多，要一个个清理，用的时间是长些，很快就好了。你再稍等一会，我给你处理。”我又让警卫员将拐杖还给他。这位伤员连忙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
当时，差不多每个伤员的伤口都生蛆，蛆到处乱爬，连我们医务人员的身上都有。一天中午，我们吃饭时，同事王富生巻衣袖时，掉下一个肥硕的蛆虫，在地上滾爬。旁边的一个同志调皮地说：“这小东西还怪懂事呢，没掉进谁的饭碗里！”
经过几天的紧张救治处理，这一阶段工作基本结束。上级决定，将这批伤员分配到各医疗队，带回到后方医院，进行后续治疗。分配给我队的有二百名伤员，还配备了二十多条民船，由副队长邵志华带队，按伤情分类，组织他们登船，各条船上都配有医务人员照料。船队出发后，很快进入射阳河，趁涨潮顺水西行，第二天上午抵达我们第三医疗队所在地四汛港。这是个只有三四十户农民的村镇，原有的各家各户都住滿了伤员，这次又带回二百名伤员，村子里实在容纳不下。队领导决定向外村扩展，由我抯任组长，和王富生等5人组成一个医疗组，带着做过手术、伤势不太重的六十多名伤员，住到离医疗所四五里的另一个村子。伤员生活由所在户村民料理，伙食费及口粮按标准发给伤员所住的农户。我们则天天挨门逐户地为伤员进行医疗处理。经过四个月的努力，六十多名伤员全部痊愈归队，我们圆滿地完成了任务。在全队总结大会上，我们医疗小组受到了嘉奖，我被记了一次三等功。
参加新四军医疗队虽然已经过去了七十余年，但艰难的战斗工作环境，极大磨练了我们革命意志、斗争精神、思想品质，给了我们无尽的前进动力。当下我们防控新冠病毒，医务工作者依然要发扬这样的革命精神，攻坚克难，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