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1期●征战纪事●

新四军医疗队的战斗生活片断

作者:李达春口述 凌琪 任崇海整理

我于1929年6月出生在江苏省射阳县通洋乡东园村的农民家庭,1946年8月,考入新四军二师六旅卫生部创办的卫生学校,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原定学制为两年,后因战事需要,我只学习半年就提前结业,分配到华野十二纵队后勤机关叶挺总队医疗队,辗转在盐阜大地对敌斗争的战场上,带着伤员在盐城西部水乡打埋伏,救治、转运解放盐城前线的伤员,为全国的解放奉献自己的青春。

水乡打埋伏

1947年1月,我们一个百余人的医疗队在滨海县八巨组成,由队长李金福带队,从华野12纵队卫生部出发,经过约一个月的迂回辗转,越过数处敌占区封锁线,来到了叶挺(现盐城)县总队,和原总队休养室合并为叶挺休养所。
  叶挺总队有近一个团兵力,活动在盐城西部水网地区。这里河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机动范围较大,利于部队转移和隐蔽。当时这里的敌军占领的据点比较多,像秦南、楼王等一些较大乡镇都被占领,敌人经常下乡“扫荡”,抢劫财物,围击我军。我们叶挺休养所全体战士(包括伤病员)全部换穿便衣,化装成老百姓,分散隐蔽。依靠地方党组织和乡村干部的安排,医务人员和伤病员分住在可靠的老乡家打埋伏。全所医务人员分成若干个治疗小组,每组两三人,分别负责若干名伤病员的治疗。伤病员分散安置在王庄、大崔庄、白土庄等村庄以及周围的舍上,与农家共同生活。遇有敌情,联防哨迅速传递消息,轻伤病员与老乡一起撤离,重伤员由老乡用担架抬上自备的小船上,潜入西部的湖荡,隐藏在芦荡深处。有时敌人追到荡边,面对茫茫无边的芦荡,只能望荡兴叹,盲目地打一阵乱枪后,悻然而返。有一天,胡瑞清所在的小组,在敌人“扫荡”时,因掩护伤病员潜入湖荡时被敌人发现。敌人紧追到荡边,但没有船只,无法进荡,就在湖荡岸边死守不走,我们的同志困在芦荡中。直到傍晚,敌人担心遭到地方武装队伍的袭击,不得不撤回到据点里。胡瑞清和伤病员以及老乡们才得以回家。
  我们白天提着菜篮子,携带敷料、器械物件,到村舍老乡家去,给伤员换药治疗,早出晚归。我与孟富两人为一个小组,负责以王庄为中心近六十名伤员的护理,住在五十多岁的王妈妈家中。村民叫她“二妈”,我们就直接喊她“妈妈”。当时,王妈妈一人在家,丈夫做后勤支前。他们没有亲生儿女,过继的儿子是王庄的村长,但不同老人一起生活。王妈妈对我们的生活照顾入微,我们每天要出去工作,她早早就起床把早饭做好,里面还放些年糕,让我们吃得饱饱的,有力气跑路。傍晚,她总是坐在门前等我们回来。晚饭后,我们要把带回的脏敷料洗好,用火烤干,再用蒸笼消毒,以备第二天再用,每天如此。白天偶有敌特侦探活动,为防暴露目标,洗好的敷料白天不能在外面晾晒。我们有时也利用晚间,和村干部一起召开村民会,宣讲斗争形势,鼓舞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革命斗志。
  叶挺休养所在盐城西部水网地区打埋伏历时4个多月。随着战局的发展,尤其是我军在山东战场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后,苏中苏北地区的敌我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军收复了一些县城,敌人逐渐撤出西部水网地区的据点,我们在敌后打埋伏也随之结束。叶挺休养所全体人员集中到大崔庄,边工作边整训,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一天傍晚,战友周长玉特地陪我回王庄看望王妈妈,恰好王爸爸也已完成支前任务胜利返回。见我们身穿军装,英姿飒爽,王妈妈双手抚摸我的头和军装,热泪盈眶地说:“好啊!多好的革命军人,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朴实厚道的王爸爸站在一旁,面露开心的笑容。我和他们聊了好一会儿,临别时,我立正站在二老面前,恭恭敬敬地举起右手,向二老庄重而深情地敬了军礼,道一声:“爸爸、妈妈,再见!”走了几步,我回过头看,只见二老还在门前看着我,直至我们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他们才回到屋里。
  不久,纵队来了命令,调我们回滨海五汛港纵队所在地。撤离时,大崔庄的男女老幼齐聚村头,敲锣打鼓,恋恋不舍地欢送亲人归队。我们的船队已行了好远,乡亲们还在高呼口号,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也不断挥手,向乡亲们表示感谢!短短四个月时间,我们与乡亲们结下了亲如一家的鱼水深情,令人至今难忘。

精心救伤员

盐城解放后,我们到了后勤保障基地——射阳县合德镇。虽然聚集了五六百名伤员,但镇上的居民多,家家户户都住上了伤员,加之学校正好放暑假,教室、办公室全部作为临时病房,伤员得到妥善的安置。居民、学校老师和髙年级学生还主动参加护理工作,为伤员清洗衣物、端茶喂饭等,救治伤员的环境和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此时的医务人员工作特别繁重,由于需要做手术的伤员多,而能做外科手术的人手不多,只好分成两个手术组,昼夜不停地做手术。其他医务人员成天忙碌着为伤员换敷料(这是工作量最大的一项)、清理伤员、输液、输干血浆……暑热盛夏,大家一个个忙得汗流浃背,水顾不上喝、饭顾不上吃、觉顾不上睡,体力消耗大,十分疲惫。有个护士在给伤员换敷料时突然倒在地上,以为她是低血糖休克了,结果她竟发出轻微的鼾声,睡着了。原来是她几个昼夜连轴转,缺少睡眠啊!镇上开诊所的医生,也加入救治伤员的队伍,为解放盐城贡献力量。
  有天夜晚,我为一位被炸伤的首长(听说是团政治处主任)换敷料。这位首长身上大小伤口不下二十处,而且每个伤口都化脓了。他躺在一户民宅靠近窗口的木板床上,窗外街道上灯火通明,行人来来往往。我弓着腰,聚精会神地逐个伤口清洗、消毒。首长的警卫员站在我身旁,打着手灯,帮我照明。突然“啪”的一声,我的背脊上挨了重重的一棍,抬头一看,是窗外拄着拐杖的伤员打的,嘴里还在大声埋怨道:“你为何动作这么慢?不知道我伤口的蛆,把我折腾得多难受吗?”警卫员一把夺下拐杖,质问道:“你怎么这样!”躺在病床上的首长接着说:“你知道我的身上有多少伤口吗?你看到这些医务人员近来有多辛苦吗?你还打人,太不应该了!你是哪个部队的?把你团团长、政委的名字告诉我。”我说:“首长,你好好休息!”那位伤员自知理亏,低着头不出声。我对他说:“这位首长身上伤口多,要一个个清理,用的时间是长些,很快就好了。你再稍等一会,我给你处理。”我又让警卫员将拐杖还给他。这位伤员连忙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
  当时,差不多每个伤员的伤口都生蛆,蛆到处乱爬,连我们医务人员的身上都有。一天中午,我们吃饭时,同事王富生巻衣袖时,掉下一个肥硕的蛆虫,在地上滾爬。旁边的一个同志调皮地说:“这小东西还怪懂事呢,没掉进谁的饭碗里!”
  经过几天的紧张救治处理,这一阶段工作基本结束。上级决定,将这批伤员分配到各医疗队,带回到后方医院,进行后续治疗。分配给我队的有二百名伤员,还配备了二十多条民船,由副队长邵志华带队,按伤情分类,组织他们登船,各条船上都配有医务人员照料。船队出发后,很快进入射阳河,趁涨潮顺水西行,第二天上午抵达我们第三医疗队所在地四汛港。这是个只有三四十户农民的村镇,原有的各家各户都住滿了伤员,这次又带回二百名伤员,村子里实在容纳不下。队领导决定向外村扩展,由我抯任组长,和王富生等5人组成一个医疗组,带着做过手术、伤势不太重的六十多名伤员,住到离医疗所四五里的另一个村子。伤员生活由所在户村民料理,伙食费及口粮按标准发给伤员所住的农户。我们则天天挨门逐户地为伤员进行医疗处理。经过四个月的努力,六十多名伤员全部痊愈归队,我们圆滿地完成了任务。在全队总结大会上,我们医疗小组受到了嘉奖,我被记了一次三等功。

参加新四军医疗队虽然已经过去了七十余年,但艰难的战斗工作环境,极大磨练了我们革命意志、斗争精神、思想品质,给了我们无尽的前进动力。当下我们防控新冠病毒,医务工作者依然要发扬这样的革命精神,攻坚克难,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