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俩爸俩妈

1948年3月，我还在妈妈肚子里时，就在一个名叫黄阿土的地下党员的陪同护送下，从无锡辗转来到如皋县黄市乡。从此，我的一生就与这方土地结下了难解之缘。

寄养石家
　　当时一起北撤的有我的妈妈吴建华和年仅十岁的大哥吴剑鸣、五岁的姐姐吴剑英。整个北撤的过程十分艰辛曲折，也非常凶险。
　　多少年以后，我母亲曾亲口跟我讲起通过新港闸渡口的经过。当一行人到了闸口时，看守人员问我母亲是干什么的？我母亲说，她是在江南做童养媳的，男人死了，只好带小孩回娘家了。看守人员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啊？我母亲说，你们看我这个样子，手里牵着两个孩子，肚子里还有一个，像是共产党吗？谁知这句反问让敌人恼羞成怒，伸手就打了我母亲几个耳光，把脸都打青了，鼻子也出血了，毒打之后，还把母亲一行人关在他们的值班室。两个小时后，来了一个匪兵悄悄跟我母亲说，只有出钱才能放行。我母亲和随行的黄阿土交换了一下眼色后说，我要上厕所。就这样，母亲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把我姐姐的尿布拆下来，抽出缝在尿布里的钱，把钱给他们后，总算过了这个关卡。
　　母亲等人从白龙镇口子下了船，来到当时的江南办事处所在地黄家市时，遇到了放哨的儿童团员的严格盘查。在这当口，街上来了一位身背盒子枪、长相英俊的年轻人。他看了相关证明身分的材料并询问情况后，把母亲一行送到了黄家市街西的江南办事处。
　　1948年农历四月初八，在黄市乡南戴家堡村，一个婴儿呱呱坠地，我的生命旅程从这异乡土地上开始了。在我出生18天后，母亲因组织安排需赶赴苏中财会班学习，当时江南办事处的领导包厚昌、张卓如就动员我妈将孩子寄养在当地。于是，大哥被安排到江安上学，姐姐被寄养在南戴家堡一户人家，后来还在那里认了干妈，而我则被寄养到石家圩一户石姓人家。养父石峰，就是那位长相英俊、身背盒子枪的年轻人。他是如皋县江安区公所的工作人员。
　　石峰，时年28岁。他于1943年参加江安区黄市乡民兵组织，1945年清算惩奸时调任乡工作队队员，旋任黄市乡治安员。1947年年底，他按组织要求北撤至蒋垛北边高家清一带，1948年2月南下随区公所工作，1949年大军渡江时调任江安区仓库主任……在解放前对革命事业是作出了贡献的。养母石朱氏，如皋县生建乡福石圩村人。她为了支持我养父干革命，也曾在1947年随养父北撤，直到1948年初才回到家乡。他们当时虽然都30岁不到，但因为残酷的革命斗争形势，一直没能要孩子，所以当组织上把我寄养到他家时，夫妇两人十分高兴。
　　养父在区里、乡里工作，家里就靠养母忙前忙后。为了养活我，养母给我在本村找了一个小孩刚夭折的产妇当奶妈，解决了我吃奶的难题。虽然我是寄养的孩子，但石妈妈却把我当作亲生的。一开始的三年时间，我享受的是供给制，由国家给予抚养。那段日子生活虽艰辛，但整个家庭其乐融融。

生父牺牲
　　在北撤前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连我妈妈也被瞒着——北撤之前的1948年3月8日，我的生父吴道元壮烈牺牲了。
　　父亲吴道元，生于1917年5月21日，无锡县硕放乡秦村北宅后巷人，家境贫寒。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苏锡地区武工队队长，与日军、汉奸、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多次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屡建战功。1948年1月，中共澄锡虞工委决定成立中共苏锡县武装工作委员会，任命父亲为工委委员兼武工队长。可就在当年春节后的3月7日，他和二位战友来到西仓镇附近的唐家里村时，被敌人发现。他为了掩护战友撤退，主动将敌人的火力引向自己，胸部中弹后仍坚持还击。敌人从四面包围了他，喊话要他投降，他坚定地回答：“要我投降办不到，要抓活的就上来吧，要抓死的就开枪吧！”说着，他用尽最后的力气，从藏身的秆稞堆里向外打了一梭子弹。敌人一齐开枪，子弹像雨点射向秆稞堆中。
　　后来，敌人听听没了声音，才敢上前搬开秆稞堆，只见父亲双手紧抓双枪，搁在膝盖上持枪待发，身上已像蜂窝一样。有个敌人想抢父亲手中的枪，却不想枪中的子弹让他去见了阎王。“吴道元牺牲后又打死一名敌人”的故事，在当地老百姓中流传甚广。丧心病狂的敌人拿来铁铲，把父亲的头颅铲下来，先是悬挂在西仓镇上示众，后又高悬在东亭西街大西桥的桥柱上和无锡县府大堂门前的树干上，示众三天。当时的无锡各报均以头版报道了吴道元不幸遇难的消息。后来，亲戚花二担米钱收拾了父亲的遗体，用棉花和白布做了一个假人头安葬在本村东边的山茶花树下。父亲牺牲时，刚刚31岁。
　　1949年4月，解放大军胜利渡江，无锡、苏州等城市相继解放。6月，无锡县政府派人到黄家市，将我的大哥、姐姐领回；10月份，妈妈也到苏南行署交际处外宾招待所工作。但由于我寄养在石家时，养母和养父对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产生了浓厚的情感，加上他们俩也一直没有孩子，在他们的千般恳求下，我妈妈就同意我留在了这个叫石家圩的苏北农村了。

养父出事
　　养父是革命干部，工作也很积极，可不料想竟遭遇厄运，彻底“栽”了。
　　1951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三，据说过了正月十五就要到珊瑚区任区长的养父（时任黄市乡指导员），在调解乡民陈伯盛家务纠纷时，因调解未遂，命人将陈伯盛抓去乡政府。由于酒后未能控制住情绪，养父指挥工作人员刑讯毒打陈伯盛，致其意外身亡。后经如皋县人民法院、苏北人民法院南通分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华东法院的审理，养父被判处死刑，于1951年12月25日，与同案犯丁邦林一起被执行枪决。想不到他竟因一时的冲动、鲁莽，断送了自己的前途和生命。养父死时，和我生父同龄，也是31岁。
　　养父死后的那些日子，养母整天以泪洗面，但为了照料我，又不得不强打精神。她总是自己吃野菜，把仅有的一点点大米给我吃。那时的我小小年纪，不得不去拾麦子、打猪草、挖野菜，最困难时还端着空碗去要饭。在那特殊的年代，由于养父的最后定性及枪决，我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食不果腹、遭人鄙视的艰难生活。
　　养父的二弟石昭弟，在解放前被国民党某部炮兵连抓了壮丁。在部队准备逃往台湾之际，由于接兵的军舰未能及时赶到，被解放军俘虏，后来就转为解放军战士，又当了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杀敌立了战功，后因耳朵被震聋，复员回乡。全家生活穷困潦倒之际，为了保住这个家，也为了抚养我，在众人劝说之下，二叔与养母结合了。
　　此后，家庭生活才渐渐有点转机，我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养母把我送进了村里的学校。在我大约五六岁时，无锡的母亲也曾来信询问我的生活情况，彼时她们还不知道养父出事了，信封上还写着养父曾用名“石国兴收”。恰好有一天我们队里有人到镇上办事，在黄家市街上邮电所看见了这封信，就给我们带回来了。此时，我才知道了母亲的联系地址。

二回江南
　　母亲吴建华，本名施建珠，苏州人，1942年冬与父亲结婚，改名吴建华，跟随父亲参加革命。母亲在大军渡江后，于1949年10月从苏北回到了无锡，在苏南行署交际处外宾招待所工作。
　　当时，我叔叔吴正光由地下交通员转为政府工作人员，23岁的小伙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经人介绍，叔叔认识了一个在上海当记者的黄小姐，准备结婚。28岁的妈妈也与部队一位姓唐的连长谈起了恋爱。两人各有意中人，但如果他们各自成家，父亲的家就算彻底散了。妈妈后来对我讲，为了照顾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奶奶找到了时任无锡市领导的包厚昌。组织上分别做二人的思想工作，最终他俩都服从组织安排：“叔接嫂”，包厚昌是大媒人。应该说，在这件事情上，我的叔叔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妈妈和叔叔结婚后，又有了四个孩子，这样包括我在内，总共七个孩子。他们俩人艰苦创业，把孩子们都抚养成人，辛劳一生，非常不容易！
　　1964年夏，我小学毕业，考取了葛市中学，当时养母家里也实在困难至极，百般无奈之下，我就按以前的地址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我不能上学了，因为养母家实在是供养不起。收到信后，母亲和二叔就找到县民政局、县公安局，征得同意，把我从石家圩村迁到无锡安镇公社，跟亲妈一起生活，进安镇中学读书。谁知，到了“文革”，凡中学毕业生、“老三届”，全部下乡插队、落户。时任安镇公社人武部长的钱某，借口“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于1969年又将我的户籍关系再次迁往养母处。
　　就这样，我又回到石家圩村，跟养母生活。当时，我已是二十来岁了，在村里除了参加劳动挣工分外，还积极发挥特长，参加了公社和大队的文艺演唱队，后来还在生产队当了两年队长，最后又到黄市日化厂当了一年多的供销员。这期间，养母做主将她的娘家侄女说与我成亲，家庭生活慢慢稳定并有些好转。
　　1979年，经过我亲妈和二叔的努力，在有关部门的关心下，无锡县知青办以知青上调的名义，将我分配到无锡县工业代销总公司工作，还将我儿子的户口也迁到母亲处，把我家属的户口也迁到硕放乡秦村北巷落户。过了一年，我也将养母接到了无锡一起生活，直到90岁高龄为她送终。母亲也是80岁后才离世的。

尾声
　　我这一生，命运这双无常之手，让我有了两个爸爸和两个妈妈。虽然我没见过我的生父，对养父也仅残存一丝模糊印象，但无疑，他们都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一生。我的生父养父，同在31岁离开了这个为之奋斗的世界；为了家庭，我的生母和养母在终身大事上都舍弃了各自的个人感情生活，相继经历了“叔接嫂”。

如今我早已退休，过上了平常亦平静的生活。回顾过往的风风雨雨，我非常感恩我的俩爸俩妈：是他们将我带到这多彩的世界，是他们坚强而共同的庇护，才有了我的今生今世。我的俩爸俩妈都有着跌宕起伏的人生，于我而言，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唯一，如天上的日月星辰，闪耀着永恒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