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2期●故事会●

我的俩爸俩妈

——一位新四军烈士遗孤的多舛命运

作者:口述 吴玉明 整理 黄文龙

1948年3月,我还在妈妈肚子里时,就在一个名叫黄阿土的地下党员的陪同护送下,从无锡辗转来到如皋县黄市乡。从此,我的一生就与这方土地结下了难解之缘。

寄养石家
  当时一起北撤的有我的妈妈吴建华和年仅十岁的大哥吴剑鸣、五岁的姐姐吴剑英。整个北撤的过程十分艰辛曲折,也非常凶险。
  多少年以后,我母亲曾亲口跟我讲起通过新港闸渡口的经过。当一行人到了闸口时,看守人员问我母亲是干什么的?我母亲说,她是在江南做童养媳的,男人死了,只好带小孩回娘家了。看守人员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啊?我母亲说,你们看我这个样子,手里牵着两个孩子,肚子里还有一个,像是共产党吗?谁知这句反问让敌人恼羞成怒,伸手就打了我母亲几个耳光,把脸都打青了,鼻子也出血了,毒打之后,还把母亲一行人关在他们的值班室。两个小时后,来了一个匪兵悄悄跟我母亲说,只有出钱才能放行。我母亲和随行的黄阿土交换了一下眼色后说,我要上厕所。就这样,母亲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把我姐姐的尿布拆下来,抽出缝在尿布里的钱,把钱给他们后,总算过了这个关卡。
  母亲等人从白龙镇口子下了船,来到当时的江南办事处所在地黄家市时,遇到了放哨的儿童团员的严格盘查。在这当口,街上来了一位身背盒子枪、长相英俊的年轻人。他看了相关证明身分的材料并询问情况后,把母亲一行送到了黄家市街西的江南办事处。
  1948年农历四月初八,在黄市乡南戴家堡村,一个婴儿呱呱坠地,我的生命旅程从这异乡土地上开始了。在我出生18天后,母亲因组织安排需赶赴苏中财会班学习,当时江南办事处的领导包厚昌、张卓如就动员我妈将孩子寄养在当地。于是,大哥被安排到江安上学,姐姐被寄养在南戴家堡一户人家,后来还在那里认了干妈,而我则被寄养到石家圩一户石姓人家。养父石峰,就是那位长相英俊、身背盒子枪的年轻人。他是如皋县江安区公所的工作人员。
  石峰,时年28岁。他于1943年参加江安区黄市乡民兵组织,1945年清算惩奸时调任乡工作队队员,旋任黄市乡治安员。1947年年底,他按组织要求北撤至蒋垛北边高家清一带,1948年2月南下随区公所工作,1949年大军渡江时调任江安区仓库主任……在解放前对革命事业是作出了贡献的。养母石朱氏,如皋县生建乡福石圩村人。她为了支持我养父干革命,也曾在1947年随养父北撤,直到1948年初才回到家乡。他们当时虽然都30岁不到,但因为残酷的革命斗争形势,一直没能要孩子,所以当组织上把我寄养到他家时,夫妇两人十分高兴。
  养父在区里、乡里工作,家里就靠养母忙前忙后。为了养活我,养母给我在本村找了一个小孩刚夭折的产妇当奶妈,解决了我吃奶的难题。虽然我是寄养的孩子,但石妈妈却把我当作亲生的。一开始的三年时间,我享受的是供给制,由国家给予抚养。那段日子生活虽艰辛,但整个家庭其乐融融。

生父牺牲
  在北撤前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连我妈妈也被瞒着——北撤之前的1948年3月8日,我的生父吴道元壮烈牺牲了。
  父亲吴道元,生于1917年5月21日,无锡县硕放乡秦村北宅后巷人,家境贫寒。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苏锡地区武工队队长,与日军、汉奸、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多次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屡建战功。1948年1月,中共澄锡虞工委决定成立中共苏锡县武装工作委员会,任命父亲为工委委员兼武工队长。可就在当年春节后的3月7日,他和二位战友来到西仓镇附近的唐家里村时,被敌人发现。他为了掩护战友撤退,主动将敌人的火力引向自己,胸部中弹后仍坚持还击。敌人从四面包围了他,喊话要他投降,他坚定地回答:“要我投降办不到,要抓活的就上来吧,要抓死的就开枪吧!”说着,他用尽最后的力气,从藏身的秆稞堆里向外打了一梭子弹。敌人一齐开枪,子弹像雨点射向秆稞堆中。
  后来,敌人听听没了声音,才敢上前搬开秆稞堆,只见父亲双手紧抓双枪,搁在膝盖上持枪待发,身上已像蜂窝一样。有个敌人想抢父亲手中的枪,却不想枪中的子弹让他去见了阎王。“吴道元牺牲后又打死一名敌人”的故事,在当地老百姓中流传甚广。丧心病狂的敌人拿来铁铲,把父亲的头颅铲下来,先是悬挂在西仓镇上示众,后又高悬在东亭西街大西桥的桥柱上和无锡县府大堂门前的树干上,示众三天。当时的无锡各报均以头版报道了吴道元不幸遇难的消息。后来,亲戚花二担米钱收拾了父亲的遗体,用棉花和白布做了一个假人头安葬在本村东边的山茶花树下。父亲牺牲时,刚刚31岁。
  1949年4月,解放大军胜利渡江,无锡、苏州等城市相继解放。6月,无锡县政府派人到黄家市,将我的大哥、姐姐领回;10月份,妈妈也到苏南行署交际处外宾招待所工作。但由于我寄养在石家时,养母和养父对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产生了浓厚的情感,加上他们俩也一直没有孩子,在他们的千般恳求下,我妈妈就同意我留在了这个叫石家圩的苏北农村了。

养父出事
  养父是革命干部,工作也很积极,可不料想竟遭遇厄运,彻底“栽”了。
  1951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三,据说过了正月十五就要到珊瑚区任区长的养父(时任黄市乡指导员),在调解乡民陈伯盛家务纠纷时,因调解未遂,命人将陈伯盛抓去乡政府。由于酒后未能控制住情绪,养父指挥工作人员刑讯毒打陈伯盛,致其意外身亡。后经如皋县人民法院、苏北人民法院南通分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华东法院的审理,养父被判处死刑,于1951年12月25日,与同案犯丁邦林一起被执行枪决。想不到他竟因一时的冲动、鲁莽,断送了自己的前途和生命。养父死时,和我生父同龄,也是31岁。
  养父死后的那些日子,养母整天以泪洗面,但为了照料我,又不得不强打精神。她总是自己吃野菜,把仅有的一点点大米给我吃。那时的我小小年纪,不得不去拾麦子、打猪草、挖野菜,最困难时还端着空碗去要饭。在那特殊的年代,由于养父的最后定性及枪决,我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食不果腹、遭人鄙视的艰难生活。
  养父的二弟石昭弟,在解放前被国民党某部炮兵连抓了壮丁。在部队准备逃往台湾之际,由于接兵的军舰未能及时赶到,被解放军俘虏,后来就转为解放军战士,又当了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杀敌立了战功,后因耳朵被震聋,复员回乡。全家生活穷困潦倒之际,为了保住这个家,也为了抚养我,在众人劝说之下,二叔与养母结合了。
  此后,家庭生活才渐渐有点转机,我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养母把我送进了村里的学校。在我大约五六岁时,无锡的母亲也曾来信询问我的生活情况,彼时她们还不知道养父出事了,信封上还写着养父曾用名“石国兴收”。恰好有一天我们队里有人到镇上办事,在黄家市街上邮电所看见了这封信,就给我们带回来了。此时,我才知道了母亲的联系地址。

二回江南
  母亲吴建华,本名施建珠,苏州人,1942年冬与父亲结婚,改名吴建华,跟随父亲参加革命。母亲在大军渡江后,于1949年10月从苏北回到了无锡,在苏南行署交际处外宾招待所工作。
  当时,我叔叔吴正光由地下交通员转为政府工作人员,23岁的小伙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经人介绍,叔叔认识了一个在上海当记者的黄小姐,准备结婚。28岁的妈妈也与部队一位姓唐的连长谈起了恋爱。两人各有意中人,但如果他们各自成家,父亲的家就算彻底散了。妈妈后来对我讲,为了照顾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奶奶找到了时任无锡市领导的包厚昌。组织上分别做二人的思想工作,最终他俩都服从组织安排:“叔接嫂”,包厚昌是大媒人。应该说,在这件事情上,我的叔叔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妈妈和叔叔结婚后,又有了四个孩子,这样包括我在内,总共七个孩子。他们俩人艰苦创业,把孩子们都抚养成人,辛劳一生,非常不容易!
  1964年夏,我小学毕业,考取了葛市中学,当时养母家里也实在困难至极,百般无奈之下,我就按以前的地址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我不能上学了,因为养母家实在是供养不起。收到信后,母亲和二叔就找到县民政局、县公安局,征得同意,把我从石家圩村迁到无锡安镇公社,跟亲妈一起生活,进安镇中学读书。谁知,到了“文革”,凡中学毕业生、“老三届”,全部下乡插队、落户。时任安镇公社人武部长的钱某,借口“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于1969年又将我的户籍关系再次迁往养母处。
  就这样,我又回到石家圩村,跟养母生活。当时,我已是二十来岁了,在村里除了参加劳动挣工分外,还积极发挥特长,参加了公社和大队的文艺演唱队,后来还在生产队当了两年队长,最后又到黄市日化厂当了一年多的供销员。这期间,养母做主将她的娘家侄女说与我成亲,家庭生活慢慢稳定并有些好转。
  1979年,经过我亲妈和二叔的努力,在有关部门的关心下,无锡县知青办以知青上调的名义,将我分配到无锡县工业代销总公司工作,还将我儿子的户口也迁到母亲处,把我家属的户口也迁到硕放乡秦村北巷落户。过了一年,我也将养母接到了无锡一起生活,直到90岁高龄为她送终。母亲也是80岁后才离世的。

尾声
  我这一生,命运这双无常之手,让我有了两个爸爸和两个妈妈。虽然我没见过我的生父,对养父也仅残存一丝模糊印象,但无疑,他们都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一生。我的生父养父,同在31岁离开了这个为之奋斗的世界;为了家庭,我的生母和养母在终身大事上都舍弃了各自的个人感情生活,相继经历了“叔接嫂”。

如今我早已退休,过上了平常亦平静的生活。回顾过往的风风雨雨,我非常感恩我的俩爸俩妈:是他们将我带到这多彩的世界,是他们坚强而共同的庇护,才有了我的今生今世。我的俩爸俩妈都有着跌宕起伏的人生,于我而言,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唯一,如天上的日月星辰,闪耀着永恒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