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

父亲石西民，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来去匆匆的背影。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时，他常年做夜班编辑，要不就是赶到各地采访，真是难得见到他一面。到了延安，父亲分配在新华社和解放日报工作，他更忙了。延安撤退时，为了保证党中央的声音不间断，父亲是留守到最后一批撤出延安的工作人员。随之，他又受命为新华社打前站，重任在身，他根本无暇顾及随大队转移的正怀孕的妻子和子女。随后，他是新华社接管北平电台的工作组成员，不久又奉党中央之命赶到南京，接管国民党《中央日报》，创办南京《新华日报》。直到1950年，母亲带着我们风尘仆仆赶到南京与父亲相聚，我总算有了“家”的概念。当时母亲抱着在转移途中早产的妹妹，我们几个大孩子穿着破旧的棉袍和鞋子，脸上却洋溢着见到父亲的喜悦笑容，拍下了第一张全家团圆的照片。
　　新中国成立后，我以为可以和父亲天天见面了，哪知他和母亲都忙于工作，把我和妹妹送进了寄宿学校。随着他工作的不断调动，从南京、北京，再到上海，我们几个子女也总是从这个寄宿学校转到那个寄宿学校住读，即使寒暑假回家也难得见到父亲一面。所以，从小对父亲，我有一种生疏感，敬畏有余，亲切不足。
　　虽然父亲与我们接触不多，但在我的记忆里，他的教诲却是严厉的。记得他最恨干部子弟特殊化，告诫我们要向工农子弟看齐。因此，父亲在上海工作十年，没有带我们到锦江饭店、上海大厦这些地方吃过饭。只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他在乔家栅宴请几个朋友，我有幸和两个弟妹被选中去陪客吃饭。本以为这次可以大快朵颐，谁知到了乔家栅，父亲为我们点了两份点心，让我们在大堂吃，他和朋友进了里间。不消几分钟，两份点心已风卷残云，我们肚子没吃饱，身上又没钱，只能呆坐在那儿等父亲。后来，读了沈柔坚叔叔的文章才知道，父亲那次是请几位在政治运动中受委屈的朋友吃饭、谈心，把我们带去是为了调节气氛而已。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天马电影厂工作。父亲调北京文化部工作时，天马厂已内定内迁四川三线。父亲完全可以合法合理地也将我调进北京电影厂工作，可是他提都没向组织上提出此要求。后来因为“文革”，天马厂没有内迁成，我才留在上海。
　　父亲调北京后，只留下我一人在上海，我必须从康平路的住处内搬出来。母亲与机关事务局商量后，分给我湖南路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谁知父亲得知此情况后，立即将房子退掉，要我和其他职工一样，住集体宿舍。天马厂大木桥路的集体宿舍之简陋，今天的人简直难以想象，严格地说是个大工棚，洗手和卫生要跑到户外十多米处。我在那里一呆就是七年，直到结婚，房管处给了个十平米的小间，才离开大木桥路宿舍。
　　本来，我对父亲过于严苛的要求不太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月让我慢慢体会到了严是爱、惯是害的道理，也慢慢体会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特别是“文革”中，父亲被关了九年，我们六个子女无一不受到牵连，我和读大学的妹妹都被分到工厂劳动，小的都在农村插队。面对逆境，我们都能泰然处之，这不能不感谢父亲长期的严格要求培养了我们的品格、道德和气质。

　　父亲对我们子女很少谈及他的经历和工作，我们对他的了解真是少而又少。父亲去世后，父亲在各地的朋友写了大量回忆文章，阅读后使我震撼不已，我这才进一步正面、立体地了解、认识了我的父亲。我为我能有这样一位父亲而自豪、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