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1期●文摘●

陈毅将军访问记

(原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五至六日《新华日报》)

作者:石西民


一、新四军怎样进入苏南的?
  是一个春雨如丝的上午,我们二三个人围着一盆炉火。在一间幽明的小屋子里,陈毅将军安详地同我们开始了谈话。
  南京、镇江、金坛、溧水等地区,是在茅山山脉周围的一个平原,肥沃的土地,丰富的物产,便捷的交通,它是敌人沿长江西进的后方最主要的战略据点。所以摆在坚持敌后打击日寇的新四军战士面前的,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在苏南这块狭长的地区,北面是滚滚的长江,限制着我们向北活动,除了饮马长江之外,对游击战争是一大障碍。京沪铁路与长江平行,更缩小了我北面活动的地区。在东西南三面,四个大湖,运河、小湖泊、公路网,交织如蛛网,每一条小河浜都可以通上海。在这样一个交通发达的平原地带,又加上这是敌人咽喉,因此成为两军势必争夺的所在。客观环境如此困难,但是我们勇敢地担任了这一神圣的任务。
  陈毅将军以强有力的词句这样说:“一般人认为游击战争是不能在这困难地区进行的,但我们不同意,我们要反对这种地形拜物教的观点。我们始终认为:游击战主要条件是人力,地形条件固然是重要的,但这是其次的,人力可以战胜地形条件的不利。而且江南虽然地形条件困难,但是日寇的滥烧滥杀已激起了千万大众的仇恨,南京撤退时散布在乡村中××万支长短枪,更给我们很多战斗武器。日寇侵略我们,我们有人山人海来作保障,使敌人如陷孤岛。这人山人海,便是战胜敌人的基础。”
  新四军团结支队(即新四军一支队,陈毅同志是司令员)初到苏南地区时,有的人看不起他们:“上十万的大军都要撤退,靠你们少数的人枪有什么用?”还有比较忠厚老成的人告诉陈毅将军说:“陈司令,你的司令部只有七支枪,怎样能够抗日呢?日寇一包围来,你们是逃不掉的。我劝你们改换服装,穿便衣吧!”但是我们堂堂的国家正规军,怎能脱下军装改换便衣?尤其在苏南一般民众抗敌情绪比较消沉时,我们更不能够穿便衣。我们谢绝了老百姓的劝告,就在这种情况底下,开始了我们的战斗。
  二、我们是怎样战斗着的?
  抽完了一支烟,沉默了一会,陈毅将军继续讲下去:
  我们初进入这样一个困难的地区作战,主观的力量又是这样的贫弱,但是我们全支队指战员抗战的情绪和信心都是非常高涨和坚定的,没有一个被这当前的困难所压倒。我当时首先指出,一切当前的困难,都可以由战争的胜利来解决,而且也只有战争的胜利才能解决。我们武器不够,但是可以通过战争夺取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我们人力物力困难,但是战争的胜利,可以提高人民抗战信心,他们就会踊跃参战和慰劳援助我们。所以,我当时提出以战争的不断胜利来配合全国战局,特别提出在江南创造一模范抗敌根据地的任务。
  自去年六月十五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这两个月中,我们与敌作战三十余次,捷报如雪片一样飞来。从此以后,敌人不敢轻易下乡了,保持了苏南一片干净土地。在这几个月中间比较大的战斗有:
  第一是新丰车站的夜袭,把六十八个鬼子兵全部烧死在车站内,缴获了二十余支枪。这一次战斗震动了苏南,民众对新四军的信仰,对抗战前途的信心都提高了。
  第二是去年“八一三”攻入句容城。城内的二百余名敌军在城门口就被我击毙三十余名,城内伪维持会完全烧毁,烧死汉奸武装和日寇很多,残部狼狈逃出。这一次战斗后,句容城的居民纷纷迁往乡下,感觉到城内不安全了。
  第三次战斗是在高资车站。有七十余名伪军和五十余名日寇同住街上,我们以迅速袭击,将伪军全部歼灭,日寇死伤很多。自此以后,周围二十里内敌军都逃往南京,汉奸部队大大动摇,日寇组织伪军利用伪军遭到很大打击。
  第四次与×××军一部配合,在丹阳珥陵消灭下乡敌军一连人。从此以后,不仅敌军二三人不敢轻易下乡,就是比较大的队伍,亦不敢轻易下乡了。
  第五是动员了十七万民众,在很短期间把镇江到句容,丹阳到句容,金坛到丹阳,镇江到江阴的四条公路彻底破坏了,使敌人仅仅能够保持京沪铁道和溧武公路而已。
  敌人在屡次遭我痛击之后,便在去年九月以后改变了战略,采取了封锁战术:(一)积极修复公路,并且为保护公路每隔二三里就在公路桥梁旁都造好据点。由南京到武进这样长的路程,敌人不惜工本,到处构筑据点,使我破坏交通发生困难,往来游击遭到妨害。(二)是积极修筑新公路,像棋盘格子一样,将地区划分为几小块,以谋缩小我活动地盘。(三)在每一小棋盘格中,又布置梅花点般的小据点,用少数兵力靠坚固工事固守,使我活动更加困难。(四)最后便是敌预先布置机动兵力,一发现我军,便疾驰包抄。
  这是敌人新的军事进攻,虽然增加我游击战的困难,然而敌人决不能将我赶走。陈毅将军以辩证法来解答这个问题,他说:“敌人虽然把我们的弱点看清楚了,用这种办法来打击我们,但是他要乘我们的弱点,消灭我的长处,而他自己又暴露了新的弱点。第一,敌据点星罗棋布,把集中的兵力分散了。在战略上讲是挨打战术,而且兵力分散,一切运送子弹给养交通都感不便;第二,少数敌兵固守据点,他是外来民族,不能不与我民众发生关系,因此我又可乘机袭击他。
  “由于这二个弱点的暴露,从九月以后,我经常地乘敌不备消灭他守备比较疏忽的盘据点。时常袭击他运输子弹给养的队伍,经常出其不意刺死敌人酋长。 敌人已感到, 现在用‘梅花桩’式的据点不能战胜我们了。
  “今年二月初东湾的伟大战斗,我毙敌八十余人,攻入敌据点,并且击溃了三百余增援的敌军,这是我们给敌人‘梅花桩’式战术的最有力的答复。经我全支队同志英勇顽强的战斗,我们已战胜了敌人新的军事进攻了。”
  陈毅将军最后指出:“今后敌人的企图,将可能以更大的兵力来‘扫荡’我军,而把许多小据点放弃,改守大据点。但是这是敌人快要打出的最后一张牌了。”
  三、我们怎样粉碎日寇的政治进攻?
  日寇竭力鼓动民众反对游击队,对苏南老百姓说:“游击队是土匪,专门与老百姓作对。他们不是抗日的,如果他们真抗日,他们若有真本领,可以到九江到徐州去打(当时徐州、九江未失陷),假如他们能把我们‘皇军’主力打败,我们自然会退,何必到后方来捣乱。”新四军一开到,敌人更竭力宣传说什么共产军要赤化苏南,想借此动摇上层分子,但是新四军战争的胜利,纪律的严明,粉碎了敌寇的反宣传。日寇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说:“新四军现在对你们好,可是将来是靠不住的。”
  团结支队一开入苏南,首先以很大的注意力来运用统一战线,调解地方内部的内讧。陈毅将军告诉记者:当他驻扎某地时,一个绅士来看他,正谈着话,一个参谋跑进来,私下告诉他:“与这位绅士同村的另一绅士,已组织一批人要杀这个绅士了。”他听了很惊奇,马上差人去把那位绅士请来,问他究竟有没有这回事。那位绅士承认是要杀那绅士,说那绅士是汉奸。陈毅将军当面指出这种举动的不对,晓以大义,使两人杯酒言和,结果那两位绅士都感动了,安然回去。像这种事实是很多的。团结支队一到苏南,许多地方的绅士想利用军事力量来达到消灭异己的目的,多方包围,请客,到处送来互相攻击,互指汉奸的函件,请军队惩办,更有暗示可以奉送金钱的。在这复杂的情形下,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内部斗争,而且是日寇的一种阴谋诡计所造成的现象,所以各方调解,决不偏袒。由于统一战线的正确运用,地方民众的团结一天天巩固起来了。
  新四军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帮助地方游击队整顿训练,帮助枪支,不干涉他们的用人行政,不把他们改编为正式军队,保留地方性。由于这一正确的策略的运用,地方游击队已有很大成绩。像丹阳地方的游击队,已有独立与日寇作战三十次以上的成绩了。
  汉奸和两面派开始动摇,而且有的已帮助我抗战了。各地的汉奸,因为新四军的坚持抗战,开始动摇,金坛、溧水等城里的大汉奸,时常有派人送些情报来的情形。江南最多两面派,这种人为了保持生命财产而对敌敷衍。他们流行着这样的口头语:“明保曹操,暗保刘备”哩!“身在日本,心在中国”哩!“大丈夫能屈能伸”哩!等等。这种人并非死心塌地要做汉奸,对这种人的争取也有成绩了,民众组织也发展了。
  苏南地方行政组织像保甲、乡、镇、区、会所县政府,渐都恢复了。敌人的经济攫夺受到打击。现在广大的苏南乡村,不仅敌人不能抽壮丁,而且也不能收田赋。一般人民的抗日情绪提高了,敌人不但没能在政治上分化我们,我们却更团结更进步了。这完全是由于战士的英勇,革命军队纪律的优良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力量。
  四、克服困难的道路
  我们坚持在苏南顽强战斗是有些成绩的,但是这成绩还不太大,还要创造更大的成绩。我们的面前也存在着许多创造更大胜利的困难。
  陈将军以坚决的语气说,在这敌人将施用大量兵力来“扫荡”我们的时候,我认为是有办法克服这许多困难,而且战胜敌人新的进攻的。但是我要特别强调指出,今天困难的根本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即是健全游击区的行政机构问题。这个问题能解决,我可以大胆地肯定说,在第二阶段战争中,我们可以使敌人放弃一切乡村、小城市,退守铁路线和大城市,造成真正相持的局面。
  五、一个重要的意见
  我们被陈将军的话震动了,所以特别提出游击区行政机构这个问题,请他作比较详细的解说,并请他根据实际情形,发表意见。陈将军也不厌谈话时间的过长,继续侃侃谈下去。
  “在今天来说,游击区的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因为游击队的作用只是使用力量,消耗力量;民众则是担负着供给人力、物力、财力的储蓄池。怎样来准备乃至充实这力量以供运用?这任务落在行政机构身上,所以行政机构是一个枢纽。
  “我们不可否认,今天整个江南游击队作战是有成绩的,民众是奋起了,但是行政机构表现得还是非常无力。如战区中组织壮丁武装民众,优待出征战士家属,侦察汉奸,援助军队作战,这一切做到的成绩还是很少。主要的原因在于今天游击区的行政机构还是抗战以前的老作风。在平时,弊病还可马虎过去,但在战时,就不行了。为了适应战争紧迫的要求,任何一件事的决定和实行,都需要当机立断,假若还是老文章在敌人后方送到数千里路外去等待上级政府批准,则已失掉时效,而且远处敌后的上级对当地情形,也不能十分清楚。所以,游击区的行政今天特别需要独立性,创造性,在最高国策原则下,发挥这种机构的长处。可是今天是缺乏的,正因为这样,许多重要的有关军事的行政,地方政府都诿为无上峰命令轻轻搁置了。
  “今天的游击区,需要新的适合战争客观需要的施政纲领,需要健全行政机构,需要党政军民协同的统一战线的最有力的动员组织,更需要有新的财政经济政策,这是保证游击战更大胜利的基本条件。”
  差不多三小时的谈话,至此结束了。陈将军最后很谦虚地说:“半年多来的战斗,我们总算在敌人种种进攻下尝到了各种的考验。我们一个支队虽然仅仅获得击毙敌人两千余,缴枪两三千支的很小成绩,但是我们总算试验成功,我们没有被敌人赶出苏南,这一点是可以告慰国人的。倘若今天有人以我们不能打一个像台儿庄一样的胜仗来责备我们,这是过分的,他没有认识我们今天坚持江南战争政治上的意义。”话说到这里又转回来,他说:“倘若政治能进一步与军事打成一片,我们想那时候‘关门捉鬼’并非难事。”
  在感动和愉快的心情中,记者告别了这位精明强悍的江南卫星。一个豪爽英武健谈的影子,长期留在我们的脑海里。
  (摘自《石西民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