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最南端的祁门县与江西省毗邻，距县城30公里的永胜村境内有一座高山，叫舍会山。三年游击战争时期（1934～1937年），皖赣特委及下属四个中心县委之一的祁（门）浮（梁）婺（源）中心县委活动区域即以舍会山为中心。中心县委领导的游击队在长期与上级失去联系的艰苦环境中，紧紧依靠当地群众，坚持与敌斗争，保存了革命基本力量。
七七事变后，长期栖身深山的党组织及红军游击队，对风传的“国共合作”之说疑虑重重，急需了解时局变化真相。1937年12月上旬，在南昌从事革命活动、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的陈毅来到舍会山，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做通了大家的思想工作，为在皖赣地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疑惑重重，国共合作为哪般
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怒潮影响推动下，国民党被迫同意了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但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仍妄想以合作抗日为名，趁机将红军游击队收编、缴械。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公然发布《改编本省各县残匪办法》，国民党祁门县长武汉也派叛徒何英、苏宏发等，先后带着“委任状”到舍会山找李步新、江天辉等同志，想诱骗游击队下山缴械。
1937年9月初，王丰庆、李步新、江天辉等率领游击队，打下了浮梁县鹅公区国民党军驻点，从缴获的报纸上看到“国共合作”有关消息。同时，江西省别动队通过瑶里联保主任送来我党中央公布的《国共合作宣言》和东南分局《给南方八省各游击区游击队的公开信》，以及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要求谈判的信。此时，刘毓标同志从衢州监狱释放出来后，辗转来到了舍会山，也带来了东南分局的《公开信》，并汇报了刘英、粟裕同志的谈判代表在浙江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此外，国民党浮梁县、祁门县政府，在多次诱骗碰壁后，又一再来信要求谈判。
根据特委的决定，1937年9月底和10月初，中共皖赣特委指派江天辉为红军代表，与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代表、驻瑶里别动大队大队长张甫成，在舍会山和瑶里正式开始了谈判。经过我方代表的据理力争，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国民党当局停止向游击队进攻，撤退在根据地周围的一切驻军；准许游击队派人联络各地红军人员；红军人员过境应通行无阻。（2）国民党当局解除“移民并村”的封锁，恢复群众生产自由。（3）释放一切政治犯。（4）红军游击队停止打土豪，停止对当局的敌对行动；全部给养可以自由买卖。协议达成后，皖赣特委当即派李步新、江天辉前往南昌，向项英、陈毅请示汇报。
当李步新、江天辉途经婺源时，国民党闽赣浙皖边区“剿匪”总指挥刘建绪，令其驻在婺源的一个团长送去一封信，要李、江写信调部队下山改编，并威胁恐吓，遭到严词拒绝。在李、江到南昌找到项英和陈毅住处后，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团司令又想利用项英和陈毅都不在南昌的机会，诡称项英、陈毅叫他们写信回去把游击队调到景德镇改编。这一阴谋亦被李、江识破。事后，李、江得到陈毅的赞扬。
李步新、江天辉向陈毅汇报了皖赣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红军主力离开苏区后的艰苦斗争，以及和国民党接触的情况，并请示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和《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等问题。陈毅对他们在皖浙赣边区坚持3年游击战争，拥有三四百人的武装力量特加称赞，并向他们讲了当时的形势、任务及党的方针政策。李、江二人在南昌逗留期间，陈毅除让他们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外，还设法让他们接触外界、了解形势。
当李步新、江天辉准备离开南昌返回时，陈毅考虑到边区党组织、红军游击队长期与党中央失掉联系，加上国共两党10年内战，积怨太深，怕边区党员和游击队指战员思想转不过来，因此决定亲自到皖赣边区红军游击根据地，做好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思想工作。
陈毅到来，烟消云散方向明
1937年12月初，陈毅从南昌经景德镇前往舍会山，行经皖赣两省交界处石岭头时，受到皖赣特委派来迎接的警卫排长邹志成等指战员的欢迎。陈毅问：“有多少路？”邹说：“近20里。这里山高林密，路不太好走，请代表上轿吧！”陈毅没有同意，两个轿夫只好抬着空轿同行。
沿途陈毅边走边问：“你们有多少人？”邹答：“两三百人。”“是否在一起？”邹说：“原来不在一起，有的在宁国一带，有的在都（昌）湖（口）鄱（阳）彭（泽）一带，还有一部分没有下山来。”路上陈毅又问了根据地的其他一些情况，到达舍会山的时间是下午5点多钟。
吃饭时两个轿夫也同席。陈毅说，我们都是工农出身的，没有高低之分，应该一样。陈毅把自己的住房用来会客，吃饭则在一个祠堂里。陈毅到舍会山的当晚即召开皖赣特委会议，由王丰庆、田英等汇报工作。在听取汇报过程中，陈毅提了不少问题：“你们这支部队还有些什么思想问题？”王丰庆说：“这里的同志们一方面感到形势很好，可以从山上下来到房子里住了，住下来后，国民党部队也不来打我们；另一方面又不了解情况，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中央红军又反攻过来了？还有人对游击队下山、国共合作抗日有怀疑。”他还说：“我们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没有见到中央的文件和指示，所以也讲不出什么道道来。”
第二天早饭后，陈毅走到搭在外面的草棚，看望住在里面的部队，并问了一些情况，之后又回到屋里开会。会议一开始，陈就问：“同志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有就讲，要讲真话！”王丰庆要邹志成谈，说警卫排了解情况多。邹就说：“一怕投降，二怕和国民党部队合编。”陈毅听后又问：“怕不怕苦？”回答：“都不怕！”这时陈毅说：“国共合作这是个大问题。我们讲国共合作，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保持独立性，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国民党的部队不是混合而是独立的；我们的军队是要改编，但不是和国民党军队合编，只是我们自己的部队合编。”陈毅又讲：“部队里有些名称也可以改，军长、师长、旅长、团长、营长照常称呼。为了符合当前情况，要改的是做政治工作的。政治工作照样要做，但政委、政治教导员等名称可以改，如政委改为副师长。”
陈毅不顾疲劳，下午3点又在舍会山仓库下面的田地里，向全体干部战士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针对部分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顾虑，向大家传达了中央关于合作抗日的指示精神，讲解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敌人的枪口对准中国人，中国人的枪口也要对准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国共两党在10年血战后能够一致抗日的原因所在……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日本侵略者，识民族大义，化敌为友，团结内部，共赴国难。”
陈毅的报告，使广大边区干部、游击队指战员思想认识得到了提高，皖赣特委游击队迅速行动起来。
奔赴前线，奋勇抗日保家国
陈毅走后，皖赣特委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立即广泛宣传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传“家庭不和外人欺，合作抗日得胜利”的道理，同时派人联络各地游击队指战员到舍会山地区集中。不久，王丰庆、李步新、杨汉生、田英、熊刚、柴荣生、倪南山、程祥元等，分别带领各地游击队共350多人，先后集中到舍会山地区进行学习，之后开赴瑶里，欢度春节，听候改编。
皖赣边区游击队集中瑶里后，立即进行整编工作。第一，统一番号，先将各游击队改称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熊刚为支队长。第二，整顿思想，进行“搞好革命团结”、“自觉遵守纪律”等方面的教育。第三，加强军事训练，组织部队统一了队列、射击、投弹、刺杀等课目的动作要领，实行了早操制度。第四，扩编部队设立招兵处，先后招募新兵200余人。同时，由田英等分别带领十几支宣传队，到祁门、休宁、至德、浮梁、景德镇等地的广大农村和城镇，采用各种形式，对群众进行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宣传。
春节期间，陈毅专程从景德镇赶到瑶里，看望下山整编的部队指战员，召开边区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具体指示。另外，他还召集当地保甲长、地主、资本家和一些有声望的人士开会，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道理，并邀请上层人士聚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2月，长期战斗在皖浙赣边区的红军在瑶里召开了抗日誓师大会，告别父老乡亲，启程开往安徽歙县岩寺。这支部队被正式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1支队第2团第3营，不久奔赴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