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既合格又不合格的父亲

一位盛名之下仍有遗憾的科学家

　　“在我眼中，钱学森不是一位合格的父亲。他给我的教诲太少了！我上学他基本不管，尤其是我上初中的时候，物理老师水平不怎么样，讲课常常讲不清楚。那时我别的功课都是5分，唯独物理有点儿摸不着门儿，学起来费劲。后来我就和我爸开玩笑说：‘您这么大的一个科学家，那时要是能稍微向我播撒一点儿爱心，给我点拨点拨提示提示，那么今天我的本事可能就会大一点儿。’但在我心目中，钱学森又是一位合格的父亲。因为他教会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尤其是让我知道了，一个有作为、成大器、能够为国家作出大贡献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舍’。”
　　高级工程师、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日前接受了笔者的采访，深情讲述了父亲钱学森一些鲜为人知的侧面。
　　钱永刚说，中国航天事业初创时，除了钱学森一人知道火箭、导弹是怎么回事外，从全国调来的几十位教授和100多名大学生都不了解，连火箭、导弹的样子都没见过。所以，当时钱学森即使想要找一个助手也找不着。成年后的钱永刚理解了，在那种情况下，钱学森不得不舍弃对自己儿女的教育，才能保证我国航天事业的顺利发展。父亲的这一精神特质对钱永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深刻理解了“舍”、“得”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勇于舍，才能保证得”。在这个意义上，他评价自己的父亲“既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又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人民的满意，是科技工作者最高的奖赏
　　在“舍”和“得”之间，钱学森的取舍标准是什么呢？《钱学森说》一书里记录了钱老本人的一段话，揭示了他心底的指向：“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这是钱学森在得到美国的一个重大奖项后，回应别人祝贺他“得到了美国人的认可”时说的话。也正因此，他一生坚持加州理工学院的精神传统，不管别人怎么看，只要自己认准的事，就坚持到底，如他自己所说——“事理看破胆气壮”。
　　在得到党和人民给予的高度认可及奖励的同时，一种只有家人才会感受到的巨大孤独感也伴随了钱学森的晚年。在钱永刚的回忆中，“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几句中国古人的词正是钱学森晚年心境的写照：他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自身不断进步，却发现和自己谈得来的朋友越来越少。早年经常到他家看望他、聊天甚至吃饭的朋友，到了钱学森晚年的时候，再提出去看望他时，基本都遭到了婉拒。因为钱学森觉得老朋友已经谈不到一块儿，共同语言越来越少，真正能够理解他思想的人越来越少了。

“不过他在学术晚年的各个阶段，总还是能找到一些谈得来的人，而且很多是后来者。他的朋友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不是永久的。他在那个阶段思考什么问题，和他有思想共鸣的人才是他的朋友。有时候他遇上一个谈得来的年轻人，会高兴好几天。他是挑选朋友的。”钱永刚说。

被忽视的钱学森思想，可能对中国科技发展产生重大推动

孤独者总有难以被理解的思想，当笔者问及钱学森最被忽视的思想是什么时，钱永刚讲述了一段往事。1954年，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发表后，引起轰动。一位华裔科学家事后评论这件事，说钱学森的这本书出版后，美国人3年没有读懂。“美国是一个科技发达的国家，钱学森写出来的书美国人没读懂，不是说钱学森的英文不行，而是因为钱学森表达的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全新的研究科学的方法。”钱永刚解释说，“过去绝大多数的科学研究，都是探索如何通过改变物质的结构来改进和提升物质的特性、改进物质的性能和效率。物理、化学，都是研究这方面的；包括生物，通过杂交产生的新物种，其物质结构和杂交前是不同的。但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不谈物质结构的变化，而是讲如何在不改变物质组成结构的情况下，通过调整相关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物质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来改变和提升物质的特性。”在钱永刚看来，钱学森思想中，外国人一下子没读懂的，正是这一点。钱学森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且鲜明的观点——可以利用运行不那么可靠的元器件，组成可靠运行的系统。这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在《工程控制论》里只有一句话轻描淡写地带过。即便如此，明白的人已经可以明白。这为我国科技的发展，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思路。

　　钱永刚记得，钱学森回国以后，在被询问中国是否有可能造出自己的导弹时，他的答复非常肯定。当时有很多人不明白钱学森为什么敢这么肯定，香港的报纸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写道：钱学森在美国是一个受人尊重的科学家，但回国以后学坏了，学会了拍马屁、说共产党爱听的话了。中国要造导弹，钱学森说中国人可以造，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当时，香港媒体认为钱学森是没有本事为中国造出导弹的，可事实证明，钱学森和他的团队经过艰苦的努力，造出了中国的导弹！这个过程中，钱学森正是充分运用了他那个许多人看不懂的观点。
　　“钱学森晚年的学术思想，也是顺着这个方向走的。你看钱学森晚年的学术著作，会觉得很好读懂——里面没有数学，我相信多数中国人看得懂。为什么？因为钱学森把他自己的这个思想——通过改善、调整事物之间的关系来制造新的物质——延伸到了他晚年关于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生命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的思想中。”钱永刚说。他不无遗憾地指出，钱学森的这一思想不仅当时的美国人没读懂，钱学森的众多中国同行到今天依然没读懂。“而这个没有被读懂的钱学森思想，恰恰是将来会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

对“钱学森之问”，钱学森自有答案

钱永刚记忆中的父亲晚年虽然孤独，但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依然通过电视、广播、报纸了解社会发展的状况，而且是个敢想敢说的人。比如，钱学森认为在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情况下，科学技术必将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很多人现在感受不到，或者不敏感，但钱学森直接预测共产主义在200年后，也就是23世纪时，会在世界上实现。这种“事理看破胆气壮”的纯粹，也体现在钱学森在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他时，提出的著名“钱学森之问”。
　　事隔多年，钱永刚认为有必要向公众澄清，“钱学森之问”的本义并非如后来安徽教授改编的那样，而是“为什么我国的大学总是冒不出有独特创新的人才”这个问题，其实钱学森自己心中已有答案，钱永刚后来在整理时将之表述为：“所有设定的项目都需要由人来完成。没有人，项目定得再好也没有用。而关于人的问题，现在国内没有一所大学是按照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模式来办的。北大清华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它们也不成。”据说，后半部分在发表时被删掉了。

从小在由科学家父亲与音乐家母亲组成的家庭里长大的钱永刚，在谈及教育对人的影响时特别强调：钱学森的一生证明了一个人的科学素质固然得过硬，但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素养，而这正是当下国内教育所忽视的。“很多人以‘有用’或‘没用’来衡量孩子的学习，把文化或形象思维的培养当作‘没用的’。形象思维相关课程很难打分，很难说作文87分和92分的区别在哪里，但要‘升学’，就非要打成90分以上，80多分就不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整体上是重逻辑思维、轻形象思维的。而钱学森认为，一个有创新能力的人在求学期间所接受的教育，一定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并重的，这样，这个人将来才可能做出新东西。”钱永刚强调说，钱学森认为真正诱发创新的，是形象思维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