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号”起义的前前后后

1983年底，家在杭州的彭海涛收到一封来信，写信人叫于飞，他在信中深情地回忆了38年前，时任宣城县委书记的彭海涛，专门派游击队员护送他到浙江长兴面见新四军苏浙军区粟裕司令员的情况，以及对他们追求光明驾机起义的一系列安排和帮助。这封来信，勾起了彭海涛的回忆。
　　时光回到1945年3月，汪伪空军少尉飞行员黄哲夫，因不满长官的腐败，同上校副总队长彭鹏吵了一架，遭到关一周禁闭的处罚，后经调解给了一个停飞一周的处分。不久后，彭鹏又以“思想不良”的罪名开除了黄哲夫。黄哲夫只得托人在蚌埠东面的临淮关税务所找了个工作，暂作栖身之地，但他仍然志在蓝天。为此，黄哲夫到南京找到至交好友、时任汪伪空军少校飞行教官的周致和，决定驾机起义，飞往延安。两人商定：由黄哲夫去找共产党，周致和继续留在南京汪伪空军中待机行事。
　　汪伪空军始建于1941年，当时共有日本制造的93式、95式、99式教练机20多架，相应的航空器材设备等也由日军负责提供，汪伪空军还被日军严密监视着。此外，还有几十名飞行员和一些空勤、地勤人员，空军基地设在扬州，配有一个警卫营。汪伪政府有3架专机——“建国号”、“淮海号”、“和平号”，常停放在扬州空军基地，除担负汪伪政权的专机任务之外，有时也作运输之用。
　　此时，黄哲夫一直四处奔波，试着寻找有关共产党的线索，但都无果。
　　在黄哲夫苦苦寻觅的同时，周致和又联络了汪伪空军少将、扬州机场空军司令白景丰和常州伪中央航校教务主任何健生及其他飞行员，一同加入了准备起义的行列。白景丰曾在法国学习飞行，有爱国思想。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形势，迫使他迅速地表明脱离汪伪政权、投奔光明的态度。白景丰管着飞机、机场和飞行员，有他的参加，起义时的风险就小很多了，这也是周致和、何健生所希望的。
　　6月底的一天，周致和对黄哲夫说：“今天在夫子庙凤凰餐厅，碰到从重庆八大队回家的轰炸员秦传家，他说在他的老家安徽宣城一带有新四军活动。可以去宣城试试。”于是，黄哲夫和秦传家化装成商人，赶到宣城东南的孙家埠，找了一个靠公路的茶馆歇息。“四哥几时来呀?”操着当地口音，并用当地群众对新四军的亲切称呼，他们直接向迎面走来的茶馆老板问道。老板随口答道：“快来了，就在公路那边。”
　　大约半小时后，果然几个穿便衣的带枪人来到公路边开始收税。黄哲夫喜出望外，忙走上前去，说明来意。几个人见他言辞诚恳，似有大事，税也不收了，把他俩带进附近村中的一间屋子里。3个月的艰苦寻找终于有了希望。夜幕降临时，收税的带他们上山见到了中共宣城县委书记彭海涛（原名许道琛，广德人）。彭海涛欢迎黄哲夫组织汪伪空军驾机起义，同时宣传了中共对起义人员的政策。然后说：“这是件大事，万万不可草率，应到苏浙军区所在地长兴去，同领导人当面谈谈。”
　　于是，彭海涛派人护送黄哲夫通过日伪密布的封锁线，到达浙江长兴山区。粟裕司令员、刘先胜参谋长、钟期光主任十分热情地接见了黄哲夫。黄哲夫将来意和汪伪空军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粟裕听后十分高兴，说：“欢迎你们起义。不过，这是一件大事，我马上报告给军部和延安党中央。”
　　三天后，粟裕告诉黄哲夫，党中央已经复电“待机而动，配合反攻”，并介绍了延安的地形情况：“那里有一个飞机场，很少有飞机来往。因为延安有个美军观察组，有时有飞机去送给养。”他要黄哲夫改个名字和他联系，并且告诉黄，自己的化名叫“左如”以及他在南京和扬州的联络人、联络地点。黄哲夫也不知道取个什么代号好，想了一想说：“叫‘于飞’好吗？”粟裕微笑点点头说：“好！就叫‘于飞’吧！”此后，黄哲夫就用“于飞”这个名字同党组织联系，并说是“左如”同志介绍来的。
　　粟裕对黄哲夫说，回去以后，要继续做好起义准备工作，千万要小心谨慎，不可操之过急，要伺机而动。还特别交代，扬州城外杨家庙的程明作为联络人，在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如有什么困难可随时联系，请他们协助。
　　黄哲夫带着粟裕司令员的指示赶回南京。在珠江饭店同周致和、白景丰、何健生以及飞行员吉翔等人召开秘密会议，讨论飞往延安的计划，并研究了争取更多的飞机和人员去解放区。会议确定：起义地点一是南京，二是扬州；由周致和负责驾机，黄哲夫负责同中共方面联系和领航，并当副驾驶；何健生负责制定飞延安的航行计划、组织地勤人员和起义人员家属撤往解放区。
　　8月19日，机会来了，周致和在南京借执行公务为名，把汪精卫的专机“建国号”搞到手，他先把伪第7路先遣军总司令叶蓬送到武汉，后又借口油量不够驾机飞到了扬州。
　　1945年8月20日，毛主席为这次起义亲笔拟写电文。其中一份写道：“华中局：（一）飞机一架从扬州起飞今午飞抵延安；（二）延安机场可容二十架飞机。此外，太行之辽县城西及五台之灵邱城东二十公里各有一可用之机场。”毛泽东的两份电报都是安排起义飞机的降落事宜，反映出毛泽东对这次起义行动的高度重视。8月20日清晨，周致和、管序东、赵乃强相继来到机场，周致和特地对机场的地勤人员说他们只是“到上海去，一两天就回来”，聪明的周致和担心延安机场没有地勤和专门技术人员，特地从机场拉上了两名机械师。周致和驾驶飞机在跑道上滑行，黄哲夫突然从附近草丛中跳了出来，顺势跑进飞机。马达轰鸣，“建国号”从跑道上腾空而起。此时，黄哲夫的心情才稍为舒松了一下。他们告别了浩浩长江，展翼北飞。
　　航线上有几处是敌人机场的空域，飞机很容易被敌机发现和拦截。所幸那天云海茫茫，成了他们的空中保护伞。虽然事先作了航行计划，但毕竟是一次特殊飞行，根本不知道空中的风速和风向，他们只好靠飞机上的磁罗盘保持航向。
　　延安地区，群山起伏。由于他们下降高度过低，被那些山头遮挡了视野，起初没有看到飞机场。此时，他们已经飞了6个小时，油料快用完了。周致和焦急地对黄哲夫说：“糟糕，没有机场呀！”“不会没有的，粟司令员说有机场，不会错，爬高些再找找看！”飞机再上升100米、200米、300米，忽然右翼下方发现在河边有个土机场，黄哲夫在机舱里大声喊道：“哎！到延安了！”飞机急速转弯，下降，终于安全着陆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周致和、黄哲夫等人飞抵延安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特地宴请了这六位起义的将士。朱德说：“我们也要搞空军的，但是人才太少了，你们来得正好。”这些话让大伙特别受鼓舞。因为“建国号”是在8月20日起义的，所以这架飞机后来被命名为“八二〇号”，它是八路军的第一架飞机，隶属于八路军总司令部。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前，还亲切接见了全体机组人员，使他们受到极大鼓舞。
　　8月底，延安召开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八二〇号”飞机在会场上空散发五颜六色的传单，军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飞机，引起不小轰动。一时，“八路军有飞机了”的消息传遍了延安，也传到了陕甘宁边区各地，极大振奋了士气。
　　起义后怕牵连亲友的周致和改名蔡云翔，黄哲夫改名于飞，赵乃强改名张华，管序东改名顾青，沈时槐改名陈明秋，黄文星改名田杰。

参与这次起义的白景丰少将、何健生上校、飞行教官吉翔、机械师陈静山，以及原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轰炸员秦传家等17人，在共产党所属部队护送下分两批从陆路奔赴解放区。这些同志后来都转赴东北，参加了筹建我人民空军航空学校的工作。白景丰任副校长、周致和任教育长、何健生任训练处长、吉翔任飞行科长、黄哲夫任理论教育科长、赵乃强任翻译科长、黄文星任机务队长、陈静山任修理厂长等。1946年6月，周致和在执行一次紧急运输任务中因飞机失事而壮烈牺牲。他们为我人民空军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功臣、先驱者，历史将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