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伟大创造——双拥运动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创造，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43年10月1日，在枣园的窑洞里，毛泽东亲笔起草了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的党内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在1944年农历正月普遍地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抗（抗日军人家属）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并规定以后于每年农历正月普遍举行一次。从此之后，双拥运动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后来推广到各解放区，再后来逐步形成制度，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被毛泽东称为“旧历年节中最重要的革命工作”。

双拥工作在土地革命中创立

早在红军初创时期，党和毛泽东就提出了“工农红军离不开工农群众”的思想，要求军队爱护人民群众，苏区政府和人民支援红军、优待军属。1927年11月，红军打下茶陵县城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红军的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宣传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红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政权和党组织，成立农会、工会。分得田地的农民又送子参军，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即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决议》 提出了正确的建军原则，明确在军政关系上，“要尊重地方政府，军队要帮助地方建立政权和武装”；在军民关系上，“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正确的建军宗旨、严明的纪律和各项拥政爱民活动的开展，使长期在封建统治下的人民耳目一新，军民之间开始出现了水乳交融的崭新关系。

1931年到1934年，随着红色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拥军优属活动也随之得以产生。当时拥军优属的内容主要有：扩红与动员归队，即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教育帮助逃亡士兵归队；支援前线，即动员群众捐款捐物支援慰问部队，配合部队作战等。1933年12月，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湘赣省优待红军委员会还在全省范围内发动群众每人至少捐3个铜板，购买慰问品慰问部队，鼓舞战士奋勇杀敌。

在后方开展优待红军家属活动。优待的内容主要有：（1）代耕。苏区16岁至55岁具有劳动能力的男女群众，每人每月参加义务劳动6～10天，帮助红军家属耕种土地；（2）未参加耕田队的老幼男女，帮助红军家属砍柴挑水、收集肥料；（3）城市商人和居民加收5%的营业税和房租，在业工人交纳4个礼拜六的工钱，一般百姓提供4个劳工或交纳4个零工工钱，由优待红军委员会统一分配优待红军家属；（4）对外籍红军的优待，则由每乡留出3～5人的田地当时叫“公田”，由区、乡政府组织群众耕作，收获由区政府保存，经过军事机关分配给外籍的红军。

这一时期拥军优属工作的特点是：（1）第一次确立了拥军优属的法律地位。1931年中央苏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 《红军优待条例》，1934年中央政府主席张闻天签署命令，颁布了 《优待红军家属条例》 《优待红军家属耕田队条例》 等法令。1931年7月，鄂豫皖根据地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了 《红军战士伤亡抚恤条例》 ；11月，苏维埃政府颁布了 《关于红军公田问题的通令》。（2）有专门的领导机构。在各根据地，省、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成立了扩红与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执行组织、动员与督促检查的职能，各党团支部、赤少队、贫农团、互济会、女工会等组织紧密配合。（3）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如以上所述优待内容，不尽义务者甚至要受到“违反苏维埃法令罪”的处罚。

广泛扎实的双拥活动，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使工农红军连续四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而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长征期间由于部队流动性比较大，加上群众的恐惧心理，地方的拥军优属没有形成规模，但部队的拥政爱民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为红军顺利到达陕北提供了有力保证。

双拥运动在延安蓬勃发展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同年，边区政府颁布 《陕甘宁边区抗日军人优待条例》，规定对抗日军人及家属实行优待：免纳边区一切捐税；住公房免缴租金；公家商店购货享受1%的减价优待；子弟读书免缴一切费用；因伤病休养，费用由公家供给；缺乏劳动力，由边区人民代耕等。1939年4月，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第25条将“优待抗日军人与工作人员之家属”写入边区的这部大法之中。同年12月10日，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关于拥护和扩大八路军的决议》 等文件，要求地方党政工作人员和民众增强对八路军的爱护，充分保障八路军粮食和被褥的供给，坚决正确执行优待抗属条例；还要求边区部队加强纪律性，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积极帮助地方进行生产劳动和文化、卫生运动，建立军民联系制度等。双拥工作由此日渐制度化、体系化。

但由于边区党军政机关比较集中，部队官兵和政府工作人员众多，加上国民党对边区严密的经济封锁，外部物资难以进入延安，老百姓的经济负担较重。此外，边区的军队和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等倾向，一些部队存在着军阀主义的残余思想，有的部队官兵违反政府法令，不尊重各级政府、侵犯群众利益、违反群众纪律等行为时有发生；在一部分政府人员中间，则存在忽视拥军的观念，不关心或不积极帮助军队解决困难。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负责保卫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群众之间的矛盾也时有发生。

为了克服国民党封锁带来的困难，有效解决军政军民关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想了不少办法，在加强对地方政府和老百姓教育的同时，特别严格地要求军队首先要做好拥政爱民工作。毛泽东还在杨家岭召集萧劲光、耿飚、阎红彦、莫文骅等10多位留守兵团的领导干部座谈军政军民关系，酝酿动员边区军民开展拥军优抗（后改为“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活动。

1942年，在全党整风运动的推动下，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和军政干部联席会议，又对军政军民关系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检讨，共同商定在边区开展一次规模较大的拥政爱民和拥军运动。据此，1943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作出了 《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 和 《关于拥军运动月的指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 《解放日报》 上撰文 《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军工作》，强调“军队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血肉相联而不可分开的”，“拥护军队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拥护人民自己的利益”。同时，确定1月25日至2月25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并规定每年春节前后，对边区驻军进行隆重的慰劳慰问；还制定颁发了 《拥军公约》 《陕甘宁边区政府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 《调整军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 《抗日军人抚恤条例》 等法规性文件，掀起了新的拥军热潮。

同年1月25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发布了 《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 和 《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工作指示》，规定2月5日至3月4日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月”。2月1日，留守兵团又在 《解放日报》 上公布了包括服从政府法令，保护、帮助政府，爱护公共财物，减轻政府和人民的负担，不侵犯群众利益等项内容的 《拥政爱民十大公约》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发表评论文章 《开展拥政爱民运动》，揭开了拥政爱民运动新的一页。这些文件和专论的发表，确定了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做法，成为“双拥”运动成熟完善的正式标志。

在拥军优属运动中，边区各级政府都举行了扩大的政务会议，邀请部队同志参加，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检讨过去对军队认识不够、尊重不够、爱护不够的行为。边区政府还动员群众支援军队搞生产，借给生产工具，保障粮草供应。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率领慰问团，到南泥湾359旅慰问。延安文化界专门组织了文化劳军团，萧三、艾青、柯仲平、丁玲等文艺工作者深入部队，慰问子弟兵。边区群众赶着猪、牵着羊，抬着衬衣、鞋袜、毛巾、肥皂等各种各样的礼物，到部队联欢慰问。在慰问部队的同时，各地、各单位还通过各种方式慰问抗属，据延安等9县统计，1943年慰问抗属的现金、物品折价达10.3万余元（边币）。

在拥政爱民运动中，边区各部队认真开展了拥政爱民教育、军民联欢和清理旧案活动。留守兵团向边区政府和群众写贺信、发贺年片、送春联、送年画，与老乡会餐。部队各级都认真地进行了纪律大检查，由干部带队，到政府、群众中去，逐门逐户访问，并在军民大会上，把违法乱纪的事情一件一件讲出来，向群众检讨。纪律大检查之后，又进行了物件送还和赔偿活动，极大提高了部队在边区的声誉。同时，军队努力增加生产，减轻政府和人民负担，并热情帮助人民群众发展经济，解决日常生活困难，军民关系日益密切。

这一时期开展的双拥运动，改善了军政军民关系，加强了军政军民团结，为边区战胜严重困难、巩固持久抗战打下了坚实基础。延安双拥运动铺开后，党中央、毛主席一直予以高度关注，并注意及时总结和推广军地双方好的经验和做法。1943年5月8日， 《解放日报》 发表了题为 《拥军运动和拥政爱民运动的经验》 的社论，充分肯定了陕甘宁边区军民开展双拥运动的重大成绩和成功经验，号召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学习借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对陕甘宁边区的双拥运动给予充分肯定，并要求广泛推广。自此，双拥运动在各根据地逐步开展起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史上一项崭新的创造，并成为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有力地促进了党政军民的大团结，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政治保证和力量源泉。

拥军支前在解放战争中大显神威

抗战胜利后，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双拥工作也转入新的历史阶段。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号召全军部队不要片刻放松拥政爱民。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纪律，向新解放区派出大批干部，组成工作团，协助地方建党建政，帮助新生的人民政权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剿匪反霸、巩固政权、发展生产。

1947年10月10日，解放军总部根据新的形势，调整颁布了新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成了全军统一的纪律和行为规范。此后，各部队先后进行政策纪律教育，许多单位还推出遵纪爱民公约，个人制订了遵纪爱民计划，并将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情况列入立功运动，定期进行检查，开展表扬和批评。这些举措极大增强了干部战士的群众观念和政策纪律观念，提高了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

与此同时，地方各级政府的拥军优属工作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发挥出越来越巨大的威力。为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陕甘宁边区人民掀起参军参战热潮，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场面。据统计，从1946年7月至1948年1月，陕甘宁边区共有5万多人参加人民解放军，另有1.4万余人加入我地方干部队伍。边区人民还竭尽所能，支援前线。“双拥”运动在保卫延安、保卫边区、转战陕北的烽火里，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军民关系进一步加强，鱼水之情更加浓厚。

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解放区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踊跃参战支前，“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人民群众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的真谛。仅淮海战役中，华东、中原、华北解放区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忙支前。前方需要什么，后方就支援什么；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就支援到哪里。据不完全统计，战役中，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大小车88万余辆、担架20.6万副、挑子30.5万副、船只8000余只、牲畜76.7万头，筹集粮食9.6亿斤，赶做军鞋数百万双，运送弹药300多万吨，转送伤员12万多名，另有10余万青年参军参战。战役胜利后，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深情地感慨道：“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双拥工作在继承和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基础上，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有了新的发展。1950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联合发出了 《关于在新旧年关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的指示》。这是建国后第一份关于双拥工作的文件。之后的每年元旦、春节期间，全国军地主管部门都要组织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

改革开放后，双拥运动迈上新台阶。1979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通知》。1991年1月，全国双拥工作会议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首次命名表彰河北省保定市等10个市（县）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县）。会后，全国各地掀起声势浩大的创建双拥模范城（县）热潮。

进入新时代，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军地奋力承担起新时代双拥工作使命任务，双拥工作紧扣新时代的脉搏，呈现出令人振奋的新变化。军人依法优先、光荣之家的标识彰显军人荣誉；军地多领域联动，在促进战斗力生成、改善民生福祉、协同创新发展等方面合作不断深入；军政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迸发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时代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