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谈皖南事变

今年是李一氓诞辰120周年。作为新四军皖南军部领导人之一，他的优秀品格和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奉为楷模。特撰此文以纪念之。

长期以来，史学界在研究皖南时期新四军高层领导时，大都将视角聚焦于军长叶挺、副军长（政治委员）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人，对军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李一氓的研究与宣传却有所欠缺。主要原因是，李一氓在新四军军部期间，其主要的工作是协调军部首长叶挺、项英的关系并分管机要内务、情报及保卫，因此除了应老友、政治部宣教部长朱镜我之邀，用真名或化名在《抗敌报》 《抗敌》杂志发表过一些随感和时政文章外，他处事低调，不事张扬，生前也长期缄口，几乎没有发表过述及自己在军部工作时期经历的文章。而当年在军部任职的其他同事关于李一氓的回忆更为鲜见。

在新四军早期高层领导中，对皖南事变的全面总结和评判更为欠缺。原因是：高层领导项英、袁国平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在事变中牺牲；从事变中突围归队的中层及以下干部虽有众多回忆录存世，但囿于视野所限，仅了解自己所属部门或所属部队在事变中的局部情况。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虽有两份向中央的汇报电文，但由于他事变前已于1940年12月25日奉命调离皖南赴苏北，后因没办妥“良民证”滞留于驻繁昌的第三支队部，最后于1941年1月3日返回军部，4日即编入军部直属队随军行动，所以并没有参加12月28日军部领导关于制定部队移动路线和时间的前期决策，北移途中项英也没有通知他参加1月6日下午和1月7日下午军部召开的潘村会议和百户坑会议。敌工部长林植夫和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钱俊瑞虽有长篇回忆问世，但因不能介入高层领导活动，所述不少情况属于“二手”来源。事变发生后在盐城重建军部，华中局和新军部召开高干会议总结皖南事变时，刘少奇、陈毅、饶漱石均有长篇大论，但会议主要精神是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重点都是围绕批判项英的右倾错误，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对事变本身的检讨也没有深入进行。

虽然在协调叶挺和项英的关系问题上，李一氓自责“没有在叶项之间做好工作”，但是对皖南事变而言，经历事变全过程的李一氓却有绝对的发言权。在事变最后一天，他在监督销毁电台和密码后，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化装逃出包围圈，奇迹般地经皖、浙、赣、湘、桂、粤6省，最终抵达香港，并通过广东和香港的地下党电台，从1941年2月24日至4月1日，就皖南事变向党中央先后发去7份长篇报告，详细汇报事变的全过程，以及他本人对造成皖南事变主客观原因等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和分析，为党中央掌握第一手实情、为后人研究皖南事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担负新四军秘书长重任的李一氓，负责处理新四军军部的电讯往来，参与了军部高层领导的所有重要会议和重要决策，其对当时全局的了解和皖南事变的走向及演变，是任何人都不能比肩的。正如他在1941年4月1日致中共中央第7份报告中所说：“除叶、项、袁、周外，我知道的经过比任何人为多。”

李一氓这7份报告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在报告中，他向中央阐述和澄清了不少历史真相，择其要者如下。

一是部队为何选择南走茂林经过旌德沿天目山绕道去苏南的北移路线？

因为南面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向南走政治上军事上都与己不利。所以，这也是史学界长期感到困惑的问题。

1941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电中，对皖南军部“始终借故不执行”“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以及在北移问题上“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提出严厉批评。李一氓汇报说：“自决定北移后，项英同志始终动摇不定，有时想苏北，有时想皖北，拿保全力量作为不坚决迅速行动之掩护”，“只有到后来中央书记处给项袁周的斥责电到了之后，同时得到情报四十师（编者按：指国民党军，下同）已进到泾县、旌德之线，才决定行动。”迫于此，项英于12月28日召开军部会议。会上认为，“走原来三战区指定到苏南的路线，必须通过五十二师及一零八师的防地”，“稍偏南走五十二师及一零八师之背面，仍须打两个师”，“再南，走泾县、宁国以南，旌德以北，脱离五十二师及一零八师，有与四十师遭遇之可能，但只打四十师，我估计力量有余，故决定走第三条路”。所以说，军部选择南走茂林的移动路线，主要原因是如直接向东去苏南要面对2个师的阻击，向南迂回仅需对付1个师，估计更有把握。

当周子昆将会议决定回到作战科传达后，引起大哗，“因为这个行动方案从来没有研究与讨论过”，作战参谋叶超回忆道，“这是新定的行动路线。我们连这些地区的地图也没有，只好临时油印地图发给部队。司令部原来对北渡的两个行动方案，做了将近两个月的准备，由于改变方向，都用不上了，临走时把这些材料烧了一大堆，真是前功尽弃。”

50年后，李一氓在回忆录中回顾此事道：“我们没有看重7个师比3个团的军力悬殊问题，而是认为我们可以对付某一个师，置其他6个师于不顾，安然就道。然而我们兵力不集中，地形不熟悉，所以栽了一个大跟头。”

二是1月7日召开的百户坑会议，在是否攻打第四十师驻星潭2个营这一具体战术问题上，为何花了7个小时之久？

李一氓在报告中说：“6日下午决定作战部署，以第一纵队出涵岭向南攻击榔桥河，以第二纵队出高坦向北攻击星潭，并且钳制三溪之敌，以第三纵队出中岭直攻星潭。军部随第三纵队前进。”7日上午部队前进时在星潭附近遭到阻击，双方发生激战。下午项英在一个叫百户坑的小村子主持召开军部会议讨论对策。在这次决定部队今后走向至关重要的会议上，叶挺和参谋处先后提出3个方案。李一氓汇报说：“会议情形并不顺利，反复讨论而项本人则无具体意见，但又反对别人意见。”主持会议的项英最后拍板部队“7日午夜撤退”，然而此时“战局更形不利，园岭既占不成，正面攻击星潭之机会又已失去，遂迫得只有向原路退回茂林，进至铜陵、繁昌，相机北渡皖北之惟一出路”。

三是澄清了1月8日深夜项、袁、周、李中途离队问题的经过。

关于项英等人在皖南事变中一度离队之事的档案和内情，事变发生40年来始终未见公开。直到1982年1月，由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一书，收录了《叶挺、饶漱石关于项英等行方不明给毛泽东等的报告》 《中原局关于要叶挺、饶漱石挽救危局的指示》 《刘少奇关于撤销项英职务问题向中共中央的建议》 《项英关于与袁国平等暂时离队经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的决定》等一组文献，大家才对此事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但对事情的经过情况却语焉不详。

李一氓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详细汇报了这次中途出走事件：“晚10时左右，项忽派人叫我几次，皆未找着。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项英派人来找过我，遂去项处。那时袁国平、周子昆皆在。项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语，即匆匆向后走，此外同行者仅一同志及二三卫士。我初不知道是何用意，我还以为是找地方开会，决定最后处置。但又不见有老叶。始行数十步后，袁始说他的卫士没有来，周又自语说他没带钱。我才恍然，项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一套。我即追问项，叫过老叶没有？项反答，叫了他不来。此时我对项此种行动不大赞成，我当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项即反问，那你怎么办？我说我另想办法，打游击也要带几支抢，脱离队伍也要想办法打救出几个干部，我还想把军法处、秘书处及胡立教等设法从铜陵、繁昌过皖北。项当即表示赞成，与我握手，并说把战报（原文如此）也带走，他身上还有钱。袁当时表示愿同我走，又听说今晚无把握，须等明天看军事情况再决定，结果仍与项、周同走。因同行之猎户是他们惟一之向导，于是分手。他们继续后进。我一人转回后，因找张元培、胡立教及军法处、秘书处的人未着，首先遇见李步新（皖南特委书记），我告诉他说老项他们走了，后走到河边祠堂叶之指挥所，当时我想告诉他这个消息，但又觉得太突然，刺激太甚。我想留下与叶一块，但又觉得项袁周党政军都是负责的，我没有与叶共存亡的责任，即或算开小差吧，也是奉命的。遂决定不告诉叶，仍然退出，找着张、胡、扬（帆）（军法处）等，并与李步新的地方党同志共三十余人，也就离开了队伍。”

最终项英和李一氓这两拨人均未走出包围圈，于10日上、中午分别随第五团返回军部。此时军部及剩余部队数千人在叶挺指挥下已打到石井坑，但仍遭到重兵包围。李一氓的报告澄清了一个内情，即此次出走并非事前商定，而是项英在被敌包围、惊慌失措之时的个人临时动议，这一行为使其3年来在新四军建立的威信扫地，也与项英归队后给中央发报承认自己“临时动摇”、“影响甚坏”相吻合。

对于这次皖南事变中途出走事件，李一氓在报告中向中央检讨：“我承认我当时没有坚决反对项袁等的动摇，只是简单不满意、不与他们同行动而已。我受了他们的影响，没有到最后时机，便脱离部队，这是我的错误。”

参与这次离队事件者共有40余人，但公开承认此事的仅李一氓一人。50年后，李一氓的回忆录不仅公开了事情的经过，还坦诚说：“我承认在新四军工作当中的错误，没有在叶项之间做好工作，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了项袁准备离开队伍，既没有劝说他们不能这样做，也没有去找叶挺报告这件事情，反而自己学他们的样子，也找了几个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脱离了部队，其实也没有跑出包围圈，被迫依然返回军部。虽然时间很短，从黄昏到夜半，不超过十个钟头，但总是一个这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后来华中局向中央报告，要给我一个口头警告的处分，我二话不说，决然接受下来。所以1942年以后，党内多次填表，在处分一个栏目上，我总是规规矩矩地写上皖南事变口头警告。至今想起来，不知为什么当时会错走这一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可能还差点什么。”

不掩过，明是非，心底坦荡，光明磊落，李一氓的高风亮节令人敬佩。

四是对造成皖南事变惨败的主观原因做出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李一氓在第7份报告中认为：“检讨这次战役的失败，主要的当然是项的政治领导的错误，但如单纯军事来说，也犯了极大的错误。1.出动太迟，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结果也不会如此之难堪。2.估计敌人太低，估计自己太高，以为四十师不堪一击。3.在地形选择上当把自己放在高山上，放在深谷中毫无作用。4.战斗准备不足，非战斗人员太多，行装太多。5.行军过久，行军力不强。敌人是每天100里路，我们仅40里路。6.使用兵力不恰当，兵力分散。假如全军作一路攻击，不会感到兵力不足与彼此脱节。7.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过去3年，战斗都是团为单位，这次6个团一起打，毫无协同作战可言。8.因过去子弹多，不注意节省弹药，到后来有枪无弹。9.参谋长工作差，周子昆只能管后方勤务与教育工作，对作战部署与指导毫无把握。10.项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差。11.战时工作全无计划，也无工作，下级连指导员只有单纯的鼓动工作，缺乏整个战役的组织工作。”

以上分析客观公允，充满了唯物辩证法，令人信服。

由于李一氓在新四军中的地位，他写于皖南事变结束不久的7份报告，对新四军历史研究者言，其史料价值无疑十分重要。几十年后的李一氓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也有如下的评价：“皖南事变是从1941年1月4日起到1941年1月14日止，历时11天。我写电报是3月间的事，中间隔了不过五六十天，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大事变，因此记忆非常清楚。要我现在再做详细的回忆，达到电报的程度，就很困难了。”

李一氓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在秦城监狱关押多年。其间按要求写了详细的个人自传，重新工作后又接受中央党史部门多次关于新四军及皖南事变的采访。1990年，对皖南事变沉默数十年的李一氓，在《人物》杂志当年第5期发表《血染着我们的姓名——皖南事变的前前后后》一文。同年12月4日，李一氓病逝于北京。1992年12月，以李一氓生前自传扩展而成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其中有整整一章4.5万字的篇幅详细论述新四军和皖南事变。10年后，《模糊的荧屏》改名为《李一氓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再版。其夫人王仪在“重印后记”中写道：“1992年12月，李一氓的回忆录以他自己生前定的名字‘模糊的荧屏’出版。现在由人民出版社将回忆录重印出版。重印前加以校订，并增加了几幅照片和一氓手迹，丰富了回忆录的内容。”

李一氓生前为何将自己的回忆录定名为《模糊的荧屏》？笔者认为，一个原因是毕竟时过境迁数十年，李一氓难免会有记忆上的模糊和错漏之处。正如他在回忆录《自序》中所说：“所记时间、地点很难说准确，有些议论也很难说都有道理。”另一个原因，著名学者、史学大家何方称之为李一氓的“难言之隐”。李一氓的回忆录出版之后，何方在2001年第5期《百年潮》著文谈读后感时认为：“作为当事人，可看得出来他确有些难言之隐。”这可能也是李一氓生前之所以将回忆录定名为《模糊的荧屏》的初衷吧。

或许李一氓在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在某种程度上对此作了回答：“皖南事变是有结论又没有结论的问题。在项英错误决定上，已经指出了那些错误，但最后又说这个问题要由七大作出决定，而七大和七大以后的多次代表大会，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现在争议很多，我不愿意卷进去，我的看法还是保持我向中央作出的报告。因为那是我亲身经历的实际情况。”

如何探索和释读李一氓的“难言之隐”，这是我们新四军历史研究者应该担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