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义务军医”罗敏修

“救死扶伤，数十年如一日；爱国进步，尽毕生为人民。”这幅1979年罗敏修去世时悬挂的挽联，高度概括了罗敏修爱国为民、救死扶伤的一生。更鲜为人知的是，1938年3～5月新四军在岩寺期间，罗敏修自愿担负起为新四军指战员看病疗伤的重任，被叶挺军长誉之为“义务军医”。

罗敏修（1906～1979），1926年考入上海南洋医学院，1930年获医学士学位，先后受聘于慈航、惠生及新中国医学研究院。当时惠生高级助产校附设有平民产科医院，是慈善机构，别人上一堂课两块银元，他只收一元。他曾用一首打油体诗《示诸生》表明心迹：“铃响到讲堂，点名呼一场。念完油印句，吸尽石灰香。老旦鬓发白，三花脸自妆。为期诸子懂，辛苦又何妨？”在教学实践中，他有感于当时的劳动妇女不仅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而且在生育上常常连生命也得不到保障，告诫学生要呼吁社会，大力提倡新法接生。1933年，他租下上海法租界跑马厅路87号，创“立德医院”，开始边教学边行医。

1937年，迫于时局动荡，罗敏修携一家老小从上海疏散回徽州，沿途看到逃难的百姓络绎不绝，十分感慨。几经辗转，他在岩寺租下房子，创办了黄山脚下较早的一家西医诊所“徽州医院”，并设了产妇科。其亲属也是学生的程振翠、程日芬（即田井，解放后曾任浙江省妇联书记）也随之由上海回到徽州，并担任产妇科助产士，积极推广新法接生，使这一新事物在古老的徽州大地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时，在黄山脚下岩寺一带，罗敏修不仅医术远近闻名，而且医德有口皆碑。病人无论是有钱无钱，有权无权，只要上门求医，他都一视同仁，认真诊治，绝不厚此薄彼。即使是下班后或节假日，甚至是深更半夜，凡请他看病，皆有求必应，从不嫌烦。正因为罗敏修不凡的医术和“医者仁心”的高尚品质，早在1937年底，他就被黄诚（中共党员）聘任为“七政”（第7战区战地政治工作委员会）训练班岩寺工作团义务医师。

1938年春，岩寺成为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第一站，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陆续汇集到这里整编。刚刚成立的新四军，正面临着一边是历经九死一生的红军游击队员伤病急需治疗，一边是缺医少药的窘境。在叶挺、陈毅出色的统战工作和新四军抗战精神的感召下，罗敏修自愿担当起为新四军义务看病疗伤的重任。他努力地发挥一技之长，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战，帮助新四军。陈毅常到医院和他谈形势，向他了解当地风土人情，闲暇时还一起下棋品茗。1959年，当地征集革命文物时，罗敏修便将陈毅当年送给他的那副围棋赠予岩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的翌日，国民党宪兵团就查抄了徽州医院，抓走罗敏修和助手程振翠（罗的妻妹，1944年被敌人杀害）。后来罗敏修的家又被查抄了几次，终因查无实据，最后定性为“中共同情分子”。罗敏修才在当地群众强烈要求看病的呼声下，被联名保释了出来。此后，他就在特务的秘密监视下看病行医多年。

历经自己被抓、家被查抄、亲人惨遭杀害的悲愤，罗敏修的思想也完成了由“中共同情分子”向“亲共分子”到“革命分子”的转变。尤其是1945年之后，他不顾白色恐怖和山高路远，先后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夜跋涉30余里山路，到黄山游击队驻地给游击队指战员疗伤治病，用实际行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尽管上海、杭州、合肥的多家卫生医疗单位发出了邀请，但都被罗敏修婉拒，他以百倍的热情投身到新中国的基层医疗事业中。1952年，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携医疗器械，与老中医金霁时、方建光，西医沙怡如等，组建了岩寺联合诊所并任所长；1960年以后，又参与了岩寺区卫生院（现黄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前身）的组建工作，并一直担任负责人。他从不以“曾有功于革命”自居，始终秉持医者仁心的初衷，扎根基层，几十年如一日，履行着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天职，为西医在黄山脚下的推广作了最大的努力。据其子罗日全回忆说:在他小时候的印象中，父亲上班去是给人看病，回家来仍要给人看病。即使他60多岁时，根本就没有“退休”一词的概念，仍经常出诊，每逢这种时候，母亲总会叫我们兄弟中的一个去陪伴。就是在他卧床不起的最后岁月里，还常常在床边给人看病，且从未见过他收取一钱一物。

罗敏修生前从没人给他确定过“参加革命”的时间，他也从未享受过“离休待遇”，但他解放初期曾当选为皖南区各界代表大会代表，是歙县二、三、四、五、六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