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铁道兵的日子

1965年5月，部队批准我回家探亲。爱人在分娩之前，十分害怕，接连发了两封电报催我回家。我母亲也给我发了电报。爱人分娩是双胞胎，第一胎生了女孩，待了三个多小时没动静，医生急坏了，家里人也吓坏了；第二胎是男孩，生下来以后不哭，医生拍打了孩子的屁股以后，孩子才哭出声来，在场的家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在医院陪护将近一个星期，家里的事安排妥了，探亲时间也到了，然后离家归队。我从温州坐汽车到金华，在金华军分区招待所住宿，恰巧碰到了我们部队的首长，告诉我们团已经北上进驻河北省涞源县准备修建京原铁路，让我坐火车到北京，然后再乘汽车去涞源县。

部队修路施工不到两个月，又接到上级命令，移防到河北省高碑店集中，准备援越抗美。8月中下旬，部队分批往云南进发，我跟第二梯队专列政工组，负责政治思想和群众纪律检查工作。火车专列是货运车厢，每个人上车厢以后打开自己的背包铺好床，白天坐晚上睡。火车开得很慢，三天两夜到了贵州省安顺市。我们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改乘汽车去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县的部队营房，到那里继续学习，做好出国前的准备工作。云南省和当地州、县领导带着文艺团队，对出国部队进行慰问演出。

我是在出国打前站的先遣组，于1965年9月26日先从云南河口出国，到越南民主共和国沙巴县境内黄莲山一块宽阔的坡地——团司、政、后机关驻地，先安家，然后与当地政府取得联系，为修建十号公路以便后续大部队进驻，做一些相关的工作。我们团要修的十号公路起点是老街、沙巴，经过海拔3000多米的黄莲山，是一条盘山公路。公路最高海拔2000来米，由北向南到平卢，全长100多公里。国庆节以后，部队各营、连根据团里划定的管区陆续进驻，到驻地后做好施工的一切准备，先后开工。

1966年春节快到了，部队召开大会，首长传达上级命令，干部战士一律停止探亲休假，也不能给家里写信。既然不能通信，更不可能给家里寄钱。我是有两个孩子的父亲，心里自然十分焦急。爱人是小学教师，肩负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又要为我操心。直到1966年下半年，部队干部战士可以给家里写信，我才告诉她通信地址和投递方法。

1967年春节前，部队的干部和超期服役的老兵开始分期分批探亲休假。7月，轮到我回家探亲。这次共有十多人，部队派了一辆苏式嘎司汽车送我们到边防检查站。入关后，我们办理了入境手续，找旅馆住宿，第二天乘长途汽车到了昆明市区，整整一天时间。我们从汽车上下来以后，车站里有一个窗口看了我们证件，介绍我们到出国部队指定住宿的旅馆休息。第二天下午6时多，昆明至上海的火车准时发车。第三天早晨，我到金华下火车，转乘汽车到温州南站，住了一个晚上。第四天早晨，我在温州汽车东站乘温州到临海的班车，在水涨站下车，走路到大荆家里。外婆和3岁的女儿在家，见到我以后十分高兴，不过女儿有些见生。爱人在大荆小学教书，中午回家见到近两年没有音讯的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在家住了十多天，大荆邮政所送来一封信，上边写的是云南17号信箱34大队11分队。我拆开以后看了，是连长写的，说美帝国主义的飞机轰炸了我们连队2排，房子烧着了，7班有两位战士负了伤，但伤势不重，让我安心在家休假，待假期结束以后归队。

休假期满回到连队，我首先调查了解我们连遭敌机轰炸以后，战士的思想动态、出勤和工程任务完成情况。我通过个别谈话、召开座谈会，征求对工地施工和连队伙食、生活的改善等意见，掌握了不少情况，得知还有个别战士遇到家里亲人生病等困难。我同副指导员分别和他们谈心，做思想工作。连队集中学习时，我们大力宣扬好人好事，事迹突出的，通过班、排自下而上进行评比，予以嘉奖或上报三等功等；对于个别家庭有特殊困难的战士，发动班、排战友帮助，众人拾柴火焰高，保持连队有高昂的士气和坚强的斗志。

我当铁道兵20年，参加修建或维修了四条铁路，即娄邵线、襄渝线、京原线和京通线，还有三条公路，即水码公路（森林公路）和在越南修建的两条公路——十号公路、十二号公路。我们部队修路，从严寒到炎热，从干燥到潮湿，什么滋味都尝过。在山西省灵丘县修建京原铁路（地处寒冷干燥的黄土高原）时，任务紧迫。为了抢时间、赶进度，零下20多摄氏度连队照样施工，修建桥涵，挖基坑，打基础，烧热水搅拌混凝土。那时，营长不在，我是副教导员，在营部值班，顶着大雪和刀刺似的西北风，到工地现场检查施工情况。我身穿皮大衣，脚穿棉皮鞋，头上戴着棉绒帽，放下帽的双耳，又戴上口罩，仅露出两只眼睛。到了12连施工现场，看到工地上忙忙碌碌，大家干得热火朝天，连里干部在指挥，排长和战士们一起烧热水、拌水泥、浇筑混凝土。好在基坑作业地势低，再加上溪坝可以挡风，施工还算顺利。快中午了，基础作业即将告一段落，我往回走，风还是刮得很猛，天上还飘着雪花，我只得背着身体，一步一步地后退走回营部，看看温度表是零下28摄氏度。

修建水码公路（从江华县域到码市古镇）前，那里是一片原始森林，从来没有开伐过。公路沿江而修，连队多数是沿江而驻，面江河、背山坡，少数住民房，也大都是茅屋或帐篷。有的连队住的山沟窄小、潮湿，夏天闷热难耐。战士购买小商品，都要走十里八里的路。公路即将竣工的时候，林业部领导带队来慰问。

修建襄渝铁路时，几乎是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在大山里边桥隧相连，战士们不是建桥梁，就是凿山洞、打隧道，不分昼夜三班倒，住山沟，睡帐篷，修好一段路，打起背包又要走，正如铁道兵兵歌的歌词：“背上行装扛起了枪，雄壮的队伍浩浩荡荡。同志呀，你要问我们哪里去，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我们部队从南到北，从北到南，还走出国门援越抗美。部队修好十号公路，紧接着修建十二号公路。我们团修建的路段从奠边府到西庄，紧挨着老挝，通向越南南方。当时美国侵略者把这段路视作眼中钉，天天派飞机来，不是侦察就是轰炸、扫射，特别注意袭击中国的修路部队。战士们形容，那里的美国飞机多得像苍蝇。白天部队根本无法施工，只能是晚上修路，各个班点马灯、炸石头、挖土方。我们部队驻地比较隐蔽，在原始森林里边搭帐篷或盖茅草屋，距离工地路程一般三五公里，到施工后期还要远一些。战士们晚上7点左右出工，干到次日两三点收工。我们连队还配有一台苏式推土机，一直干到凌晨，规定一个晚上要完成土石方800立方。连里每晚有一位干部跟班作业到天将亮，下工后，我们把推土机停放在挖好的坑道做好伪装，避免被轰炸。就这样完成了公路的修建任务。

部队回国以后，领导同意调动我爱人的工作，把她从我们老家调到部队机关驻地的小学教书。我在部队20年的军旅生涯，她做了巨大的付出。1981年部队整编，我转业到地方，决定回老家的县里工作。县里研究，把我安排在乐清师范学校。不到一年时间，我又被调到县纪委案审室，第二年调县检察院，后又调到纪委工作，最后在县人大常委会机关退休。爱人被安排在县电影公司工作，坚持上班，做好本职工作。

我在地方工作15年，爱人一如既往支持我，对我是很大的帮助。

人生就像一出戏，60年的夫妻生活一晃而过。我觉得，人生的真谛就是两口子相濡以沫，彼此支持，以实际行动报效社会、感恩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