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儒方孝孺曾提出“善怕”概念，说：“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所谓“善怕”，是一种建立在对自然法则或客观规律、法纪、规矩、道德或公义敬畏基础上的理性自觉。
回首历史，“善怕”者大多为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如孔子的“善怕”是“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唐太宗的“善怕”是“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
人生在世，总得怕点什么，有点禁忌，有所不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怕”是清醒，是智慧，是自知之明。“善怕”才能识大体、知进退，做到心有所循，行有底线，收敛脾性，谨言慎行。
政府官员，怕舆论监督，怕群众批评，就会勤政善政、求真务实；莘莘学子，怕蹉跎岁月，怕一无所获，就会寒窗苦读、不负时光；明星大腕，怕观众抛弃，怕被边缘化，就会努力表演、精雕细刻；部队官兵，怕战备松弛，怕战术落后，就会居安思危、苦练精兵；领导干部，怕纪委谈话，怕组织调查，就会拒绝诱惑、洁身自好……
不论古代先贤，还是今之志士，都怕有负人民、辜负时代、获罪天地。这理性而清醒的“善怕”，怕出了操守，怕出了襟怀，怕出了风骨。孔子不“善怕”，就没有流传千年的儒家学说；唐太宗不“善怕”，就没有励精图治的“贞观之治”。
反观那些什么都不怕的人，藐视规矩，目无法纪；轻视群众，自高自大；蔑视舆论，置若罔闻，下场只能是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