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精心拜读了2002年《大江南北》连载的陈同生抗战回忆录，不禁思绪万千，许多往事，又浮现在脑海。陈同生是我的老首长，不仅是我得以健康成长、投身革命的引路人，也是我先父张兰美追求真理、决心献身于抗日事业的带路人。他与我们父子两代间的革命情谊，水远不可磨灭。
我家原住通海，抗战爆发后迁居掘港。1940年新四军进驻掘港，先父张兰美联合工商各界人士给予热烈欢迎。不久，季方司令介绍我父亲与时任政治部主任的陈同生相识。陈同生与我父促膝长谈组建地方抗日武装和创建抗日民主政权的革命道理，我父当即表示要决心跟着共产党走。献身于抗日事业。
1941年9月，梅嘉生（司令)、陈同生（政委)率新四军江海挺进支队南下通海，陈同生邀我父随军行动。我父既担任前导引路，又具体介绍通海地区敌伪顽及匪患等情况，一起参与筹谋策划。挺进支队很顺利地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张能忍、邱冠生部。在创建通海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时，我父又联合各界爱国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支持新四军抗日义举。通海行署成立时，陈同生任行署主任（党内任通海工委书记)，我父张兰美任通八区区长，兼管通一区军政事宜。
我父担任区长之后，遵循党的教导，团结各界人士，推行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消除匪患，整顿社会秩序，安定民众生活，公正处理业主与佃农的土地纠纷，积极开辟财税来源，减轻百姓负担，深得广大群众的爱戴。但是，通海地区的斗争是错综复杂的，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我父似乎已经预感到不测。一次，他把我叫到跟前，叮嘱我说：“革命就会有牺牲。万一我遭不幸，你就去找陈同生主任（此时已调离通海)和季方司令，或者请通海工委任天石书记介绍你到抗校去学习，投身革命。我已拜托过他们，他们一定会把你培养成人的。”
1942年8月的一天夜里，我父突然遭到伪军杀害。那时我才15岁。不久季方司令把我送到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气氛很浓的南通县中（在温家桥)读书。那时，陈同生已调东南行署工作，他得知我父亲被害消息，特地写信来安慰我，勉励我“勿因令尊被害而消极悲观，要鼓起勇气，继承父亲的遗志，努力读书，长大后早日参加抗日干革命”。当年冬天，我哥哥张英杰调到盐城抗大去学习，途经二分区。陈同生一见他，高兴得不得了，便对陈丕显、钟期光、叶飞、谭震林等老首长说，这个同志我熟悉，留在我身边工作好了。这样，我哥哥也得到他的教育和培养。
1943年3月，日伪“清乡”前夕，时任苏中二分区专员的陈同生，特地派人来通知我.要我速去他那边，并将去东台的路线和必要的准备都一一作了吩咐。于是，我以学生打扮，通过了层层封锁和伪军岗哨，在东台三仓河红庙头找到了陈同生及其夫人张逸城同志。老首长对我说：“季方司令对你们全家很关心，多次提到你。我们与四地委的几位领导商量，决定把你转移到东台来，就是要你认真学习，努力增长才干。”当他谈到我父张兰美时，深情地说：“张兰美同志在通海声望很高，他旗帜鲜明，抗日坚决，正直无私，光明磊落，关心百姓疾苦。他是个民主人士，能做到这样是难能可贵的，组织上已把他列入了党的发展对象。可惜他不幸遇难了，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我在东南工作时，他曾来聚星镇看望我，他给我讲了通海的复杂情况和要求加入党组织的愿望，我都转告四地委领导和通海工委任天石同志了。”老首长的话，既表达了对我父张兰美的深切怀念，也是对我初到东台的一个激励。
当年冬天，陈同生调往华中局党校学习，临走前夕，他又把我找去。他循循善诱地勉励我说：“国仇为公，家仇为私。你父亲遇害前10天，我曾收到他的来信，说他如牺牲在日汪之手，为革命献身心甘情愿，如被暗处的枪弹所害，则死不瞑目。你现在已是一个共产党员了，要做一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就要以党的利益为第一生命。革命形势有可能发生变化，但抗战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成功。所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定立场，坚信党的领导，紧跟党中央。”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表示决不辜负老首长对我的关心和期望。1944年秋冬，我在东台参加县级机关整风学习。当时，生活很艰苦，连棉衣都没有。陈同生在淮南工作，他写信给东台泰源公司的一个老乡，叫他把打埋伏在他家的冬衣送给我御寒。当我拿到棉衣时，犹如一股暖流流进心田，激动之情，难以言表。他在信中还鼓励我，在整风学习中要勇于解剖自己，改造思想，必须有“脱裤子不怕丑，斩尾巴不怕痛”的精神，才能彻底改造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抗战胜利，陈同生任华中军区联络部长。他从季方（时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处知道我在东台县公安局工作，便来信说，看到你们兄弟俩的健康成长，十分喜悦。信上还着重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形势，他说：“现在既希望和平，又必须准备战争。蒋介石是不守信义的，不能为暂时的和谈气氛陶醉。争取和平、准备战争，两手都要作好准备。你是做公安工作的，更要清醒地正确认识这个形势。”读了他的信，我心里亮堂多了。为感谢他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及时给他复了信，最后还恭恭敬敬地署上“晚辈张复”。没想到他又很快地给我来信，说：“我们只是参加革命先后不同，是一条战线上的同志，以后万不可用晚辈这个称呼。”他又说：“公安工作十分重要。联络部工作是争取瓦解敌人，公安工作是用铁拳狠狠打击敌人，我们是为一个共同目标而战斗的。希仁弟机智勇敢地与暗藏的敌探、奸细作斗争，争取更大的胜利。”他对我的教导，我一直牢记在心上。每当我想起他的话，就有了勇气，就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自卫战争开始以后，战火纷飞，形势瞬息万变，老首长与我的联系也一度中断了。
1949年初，我在泰州市公安局工作。此时，陈同生随二野接管南京，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兼南京市政府秘书长。我写信将近4年来的思想、工作情况向他详细作了一次汇报。他夫妇俩给我复信，强调了公安工作的重要，鼓励我要做个忠诚的卫士，并希望我有机会到南京看看六朝古都胜景。那年冬天，我趁赴宁办案的机会看望了老首长。他紧握着我的手不放，说：“看到你健康成长，我心里宽慰多了，也不禁使我想起了令尊兰美同志与我们一起战斗的往事……老首长确实太忙了，我目睹他办公室里安装着6台电话，铃声响个不停，我不忍打扰他的工作，便起身向他辞行，说有公务急着要办。他一再挽留我，叫我住下来好好聊聊别后之情。他见我执意要走，便热情地问：“有什么事要我办没有?是否愿到南京来工作?”我回答说我参加了党组织，一切都由组织来安排。他拍拍我的肩膀说：“真像你的父亲，政治觉悟提高很快。别忘掉，以后要多给我写信啊!”
不久，陈同生调任华东局统战部长，以后又相继任上海市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和院长、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和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在这段时间他常写信告诫我，对工作要恪守职责。他还要我认真学习，加强党性修养，特别嘱我要读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认真多读几遍。我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结合公安工作实际，加强了学习，自觉地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1961年底，江苏省委惠浴宇、刘顺元等领导邀请陈同生来宁治病。在宁经治疗后转连云港疗养途经扬州时，他住在西园宾馆。我接到电话后便去看望他夫妇俩。一到他的住处，扬州市政协副主席、师院教授江树峰已先我一步到达，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之后，江教授还邀请陈老一家和我到他家里吃饭。在江教授家里，陈老问起我父亲张兰美烈士纪念碑的情况。我告诉他，抗战胜利后，当地政府为我父亲建了一座纪念碑，是苏皖边区李一氓主席题的碑名。解放战争中被国民党还乡团砸了，现在还有点痕迹留着。他说：“那就请当地政府维修一下。张兰美对开辟通海抗日根据地是有贡献的，应该让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我很感激他对我父亲的怀念之情，便说我在兴化看到“中国大文学家施耐庵先生之墓”是您题写的，可否也请您为我父亲题个碑名。陈老连声说好，表示到连云港写好后一定寄来。不久，我就收到了他题写的碑名。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当年他为我父亲题写的碑名和寄碑名时给我写的信。
陈同生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丑史早已了解，所以在“文革”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我闻此噩耗，心痛欲裂，几天都没有睡好觉。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市委通知我参加陈同生同志的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我含着热泪，拿起笔，情不自禁地写下了“四十余年事斗争，刑狱兵戈一身经。马列赐教育两代，千秋亮节悬明灯”的诗句，以表示我对他的深深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