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一支政治坚强、作战英勇的军队，也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新四军挺进敌后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给根据地人民带去了政治民主和生产发展，也带去了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的新文化。
在农民中进行启蒙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的华中，城市大都被日军占领，新四军的根据地基本上是敌人后方的农村，根据地的人民主要是农民。要动员农民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为保卫和发展根据地而斗争，必须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
1941年1月，经历了皖南事变的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局势刚趋稳定，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就带头发起和大力推动根据地的新文化运动。4月17日，刘少奇在苏北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号召：“反对敌寇汉奸殖民地化中国的旧文化，反对中国半封建的愚昧、黑暗、倒退、盲从的旧文化，建立民族的科学的新文化。"他特别指出：“过去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一般来说，还只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尽了启蒙作用。但今天我们就不只要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启蒙的作用，而且主要的是要在一般的人民中，特别是劳动人民中，农夫农妇中，进行启蒙运动。”同一天，陈毅在这个代表大会上也说：“将文化关进了象牙之塔，变为少数人的专有品，这种文化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文化是大众所共有的。”他希望文化工作者“依靠群众，深入群众，成为一个大众的文学家艺术家。"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新文化运动，从此普遍地深入地开展起来。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和摩擦，虽然暂时地局部地造成了扰乱，但是就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来说，新文化运动始终此起彼伏地发展着，并且在文学艺术、新闻出版、教育、卫生等领城都有可贵的创新。
遍布集镇乡村的墙头诗
新四军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以抗日斗争和根据地生活为题材，创作了许多诗歌、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和农民最贴近的，是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墙头诗。
1941年5月8日，《江淮日报》发表向阳的文章《开展墙头诗与墙头小说》。小说篇幅太长，贴在墙上不便阅读，没有得到推广。墙头诗则很快在苏北普及，而且从贴在墙上发展到直接写在墙上。7月19日，《江淮日报》发表《墙头诗专号》其中有辛劳的《人牛太平》等八首墙头诗。辛劳曾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8年初参加新四军后，写了很有影响的长诗《捧血者》，此时刚当选为苏北诗歌协会理事长。他把写墙头诗称为“打诗歌的游击战"，带头写起了短小、通俗、便于朗诵的墙头诗。来自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的诗人林山，写了《蝗虫和皇军》、《鬼子诡计多》、《组织自卫队》等许多墙头诗。新四军第三师鲁迅艺术工作团还给墙头诗配上图画，发展成墙头诗画。
在淮南，著名诗人蒲风也是墙头诗的热心创作者。蒲风1932年就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诗歌协会，出版了诗集《茫茫夜》、《钢铁的歌唱》和长诗《六月流火》等。他于1940年到新四军第二师工作以后，常在农村编写墙报，发表了许多墙头诗。
墙头诗活动的持续时间之长，作者队伍之广，作品数量之多，同人民群众结合之密切，都是文学史上少见的。
墙画、布画和油印年画
墙头画的出现，比墙头诗要早一些。新四军开辟抗日根据地初期，战地服务团绘画组就把在墙上绘宣传画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画家沈柔坚在1960年写的《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绘画组》中说：“行军时，绘画组同志与打前站的尖兵们一起，走在大军的前头，边行军边作画。大军足迹所至，无论是城镇或乡野，只要有墙可以利用的，即绘上墙画，用简明的绘画形象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战建国十大纲领等。”③
由于墙画比较醒目，宣传效果好，而且用石灰、红土、锅烟灰就可以代替颜料，价格低廉，因此在根据地很快普及。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的涂克、芦芒、赖少其、亚明都作过墙画。在盐阜区，美术工作者常常在画报上发表墙画样稿，然后由乡村中小学的美术教师和美术爱好者依照样稿画到墙上去。后来，墙画与墙头诗配合，宣传效果更好。
布画也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绘画组的创造。他们把宣传画绘在大幅白布上，每到一地就挂出去展览，转移时卷起来带走，可以重复使用，节省费用，也不受时间、地点限制。
年画是农民喜爱的传统画种。根据地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没有彩色印刷的设备，美术工作者就用刻蜡纸油印的办法来印制彩色年画。在实践中油印技术越来越精，最多时可以做到六套色。1942年春节临近，苏中四分区的美术工作者创作了《抗战八仙》、《闹元宵》等八开大小的彩色油印年画，作为《江海大众》报的画页发行。馆雅，美术工作者还用木刻、油印、石印的办法，出版了多种画报。如《苏中画报》，《苏北画报》，淮北的《拂晓画报》、《人民画报》，鄂豫边区的《七七画报》，苏南的《前哨画报》，皖江的《大众画报》，浙东的《战斗画报》。这些画报图文并茂，雅俗共赏，不识字的农民也可以受到教育，看图识字。
传唱抗日斗争的新歌谣
新四军的音乐工作者在新文化运动中也很活跃。他们举办演唱会，到群众中去教唱歌，还创作了许多新歌。通过歌咏活动来唤起民众，扬我军威，打击敌人，歌颂胜利。集体作词、陈毅执笔、何士德作曲的《新四军军歌》，歌唱了新四军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和东进抗日的坚定决心。许晴作词、孟波作曲的《中华民族好儿女》，抒发了“不怕千难和万险，坚持抗战在敌后方”的战斗豪情。这首歌曲是1941年夏季为迎接反“扫荡"战斗而创作的。就在这次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中，许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让音乐走向民族化和大众化，是新四军音乐工作者的追求。许多歌曲的歌词通俗易懂，曲调有民歌风格，因而很容易为群众接受而普遍传唱。李增援作词、章枚作曲的《黄桥烧饼歌》，歌颂了黄桥决战中人民支援新四军的鱼水深情。1941年2月21日，李增援在创作这首歌的四个月后就牺牲了。但是《黄桥烧饼歌》却流传下来，至今还在唱着。黄桥烧饼也因而成了著名的苏中特产。史白作词、沈亚威作曲的《别处哪儿有》，把根据地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情景，以极其自豪的语气表达出来了，在苏中、苏北的水网地区传唱很广。周伯藩作词作曲的《天上有个扫帚星》，揭露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丑行。因为歌词口语化，曲调近似民歌，后来竟被当作苏北民谣，很少有人知道作者了。
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于1941年5月到新四军工作，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在连续遭遇日伪军“扫荡”的紧张战斗生活中，既写了《新世纪前奏曲》这样的四部合唱，也写了《满天星》、《我的爸爸》等儿童歌曲，歌唱根据地儿童是“英勇抗战的小英雄”，“爸爸在前线威风真正大”。他还编写了乐理学、作曲法、和声学等讲义，为根据地培养音乐人才，普及音乐知识。
旧瓶装新酒改革地方戏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和后来的军、师、旅剧团，在给部队演出的同时，也经常为群众演出。他们演出过夏衍、田汉、曹禺的话剧，更多的是自己创作的剧本，为的是在舞台上再现新四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生活。李增援的独幕剧《一家人》，写了一个大义灭亲除汉奸的故事，是新四军自己创作的第一个剧本。徐平羽、林琳、王于耕参加创作、吴强执笔的三幕话剧《丁赞亭》，写的是根据地的真人真事，反映了农民支持新四军抗日、反对恶霸地主的斗争。淮南的农民作家缪文渭创作的歌剧《生产互助》，刻画了乐于助人的农民积极分子，也反映了生产互助运动起步的艰难。
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曲演出新的题材，即“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是根据地新文化运动中相当成功的尝试。李一氓任淮海行政公署主任时，组建了实验京剧团，将《击鼓骂曹》改成《击鼓骂汪》，《风波亭》改成《新风波亭》，还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创作了京剧《九宫山》。剧作家阿英（钱杏邨）在盐阜区指导淮剧改革。轰动一时的新编淮剧《照减不误》和《渔滨河边》（黄其明编剧），剧本经过阿英的修改，排演得到了他的指导。作家黄源在浙东改革越剧，提倡男女同台演出，帮助民间艺人根据浙东抗日烈士徐婴、李敏的事迹，创作了新编越剧《赤胆忠心》和《义薄云天》。著名新闻工作者范长江到淮南指导戏曲改革，组织民间艺人将话剧《丁赞亭》移植为洪山戏。战斗在鄂豫边区的新四军第五师楚剧队，创作和演出了《赵连新归队》、《新古城会》等新编楚剧。他们在新四军打下豫南的桐柏县城的三天以后，就给当地人民演出了新编楚剧《桐柏解放》。
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以淮南津浦路东地区作为文化实验区，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要求文艺工作者虚心向民间艺人学习，同民间艺人一道改革戏曲。翌年1月，实验区举行总结座谈会和民间艺人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演出了泗州戏、洪山戏、淮北高腔、滑稽戏和话剧的新剧目。两年以后在淮阴举行的华中宣教大会，在一个多月的会议期间，几乎每天都有剧团演出，有话剧、京剧、淮剧，也有秧歌剧、小调剧、方言剧。
面向农村办好泥腿子报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报纸，把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作为自己的办报方针。在新文化运动中，又创办了一批以农村读者为对象，更加大众化通俗化的报纸。1943年4月25日创刊的《盐阜大众》报，在发刊词中就声明要办成“一种泥腿子报，专给不识多少字的大众看”。它的新闻、通讯和评论都很短，大多只有三四百字，有的新闻只有几十字。还设有专栏专版，刊登故事、歌谣、连环画和读者来信。类似的报纸，还有《淮南大众》，《淮海大众》，苏中的《江海大众》、《江潮大众》，鄂豫边区的《老百姓报》等。
在创办大众报纸的同时，根据地开展了“工农通讯员运动”，提倡和培养工农兵群众给报纸写稿。编辑部都为此做了许多工作。《苏中报》社编写了《提倡做什么写什么》、《怎样才能把新闻写得通俗些》、《怎样介绍经验》等整套辅导材料。《盐阜大众》报副主编钱毅（阿英之子）专为工农通讯员写了一本《怎样写》。有条件的地区，还举办短期的训练班。许多粗通文字的工农群众拿起笔来，写自己身边的新人新事，大大丰富了报纸的内容，增强了报纸的群众性。通过给报纸写稿，也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从中培养了--批党政军干部和文化人才。从文盲成长为记者和作家的陈登科，就是从这里起步的。1944年春天，他在《盐阜大众》报记者常工的鼓励下，写了第一篇报道《鬼子抓壮丁》。这篇六十多字的短稿，经钱毅帮助修改，在《盐阜大众》报登了出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半个世纪以后，时任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的陈登科重访盐城，还动情地说：“《盐阜大众》是我的保姆，是我的乳娘，我是吃《盐阜大众》的乳汁成长起来的。”④
兴办冬学人人参加学习
所谓冬学，就是利用农民冬闲季节办民校、识字班。以村为单位，分班上课，如青年班、儿童班、老人班，妇女单独编班，白天上课。冬学一律免费。有些村子买不起纸笔，就用树枝在地上练习写字。也有的村子动员士绅捐助课本、作业本。还规定中小学教师和私墊教师都要尽义务教冬学，同时聘请本村进步士绅、知识青年担任冬学教师。据不完全统计，华中抗日根据地（缺鄂豫边区和浙东）有常年办学的民校、识字班7399所。陈丕显在回忆录《苏中解放区十年》中说：“在冬学运动中，苏中84%的乡开办了识字班、识字站，进冬学的学生达120935人。”⑤冬学的教学方式灵活多样。集中上课，鸣锣为号，点香计时，每次三五支香，约两小时。小组讨论可以互相问答，互相检查作业。还在墙壁上、大树上书写或张贴课本内容，随时随地可以学习。又在村口、桥头树立识字牌，由站岗放哨的民兵让过往行人识字，不识的教会再走。有的小村小舍人太少办不成民校，有的老人行动不便出不了门，有的妇女家务事多不能入学，就辅以“小先生”的办法：由中小学生放学回家后，包教父母和左邻右舍。普遍举办的冬学，形成了人人学习政治文化的良好氛围，是根据地教育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一页。
注释：
①刘少奇：《苏北文化协会的任务》，《江淮文化》杂志1941年第二期。
②陈毅：《为广泛开展苏北新文化事业而斗争》，1941年4月18日《江淮日报》。
③沈柔坚：《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绘画组》，《新四军美术工作回忆录》，上海美术出版社1982年6月第一版，第1页。
④陈登科：《飞鸿雪泥》，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311页。
⑤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