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上海解放那两年，为躲开国民党反动派滥捕滥杀的白色恐怖，我有几次不得不弃家出走，避到浙东家乡浦江去。有一次，我看到县城广场墙壁上一大片通缉令，还附有赏格。第一名就是我多年没有见面的朋友金良昆，衔头是“共匪匪首”，生擒者奖银元五千元，白米二百石；取其首级者奖若干，通风报信者奖若干……布告是直接书写在粉壁之上的，久经风雨剥蚀，字迹模糊，至少有一二年了，金良昆没有捉到。抗日战争前，金良昆是我在杭州读书时的初中同学。因为同乡，又合得来，星期天我们总是租自行车在白堤苏堤等处兜圈子玩。自然也谈些各自的志向，将来要做些什么什么。不久抗战开始，我们一同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加入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秋天，我们相约同赴丽水复学，动身前，他突然改变主意，说：“不读了，不读了，我要到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去学习。”同去的还有浦江的民先队员五六人。
1939年3月，他被派回浙江工作，在义乌开了一家抗建书店，作为党的联络站。这个时期，他给我寄过不少进步书刊，有几本我一直保存到今天。半年后,形势恶化，书店被迫关门，他到金华去找介绍我们参加民先的中共党员项荒途，在《浙江潮》、《刀与笔》、《大风》等杂志社帮忙。做文化工作，非他所愿，他喜欢搞武装斗争，总是想轰轰烈烈冲冲杀杀大干一场。第二年战争正在向浙东腹地逼近，他决定回浦江打游击。
他的老家在浦江西乡前吴乡塘岭金村，西面是建德，南面是兰溪，西南是富春江上的桐庐、富阳。虽是山区，但他对周围环境十分熟悉，党在这里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青年农民中有很多民先队员，而金良昆家早先曾是党的一个联络点。金良昆幼年丧父，母亲出身于前吴乡地主家庭，年轻时练过武功，能拉三百斤硬弓，是个思想开明而有丈夫气概的老太太。她支持革命,两个女儿都是民先队员。
1942年浦江沦陷。日伪军占领县城和东乡平原，不时“清乡”。当时各色部队旗号不一，情况复杂。有时候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为了给养，不得不暂时打国民党政府的旗号。金良昆到处寻找党组织，都没有结果，如同失群孤雁苦闷万分。直到1944年初，他才找到曾在抗建书店共过事的崔洪生。崔这时已是新四军金萧支队前身、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坚勇大队队长，正在建德兰溪一带活动。经崔介绍,他又与兰北浦南区委书记高惠华取得联系。这时他才知钱塘江南、浙赣路西、富春江之东有了一个抗日游击区，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已有较大发展。浦江东南二乡分别建立金萧支队办事处之后，又组建了支队第八大队和金义浦总办事处，负责人是王平夷、陈雨笠和吴山民。这几位都是金良昆在义乌工作时有过接触的熟人。区委给他的任务是在塘岭金村建立情报站，以情报员为骨干秘密发展民兵组织。他除了经常报告日伪军和国民党部队在浦西活动情况之外，还在这年6月侦察到忠义救国军许长水部自诸暨西窜入浦江骚扰百姓的动态，及时汇报后，金萧支队出动突击队追击，一举予以全歼。
抗战胜利后，金萧支队奉命北撤。当时金良昆正在里黄宅山中，没有接到上级通知而失去联系。国民党反动派继日寇之后又大肆“清乡”,悬赏辑拿金良昆。他不能在家立脚，只得逃到临安妹妹家隐藏起来。
1947年在党的路西工委领导下，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成立,活动于诸、富、桐、浦边缘山区，张志骏的一个武工组到了浦江西乡,与金良昆接上了关系。不久路西区委书记、司令部政委蒋明达也到浦江，要求金良昆在浦西建立司令部的第二大队第五中队。金良昆废寝忘食地外出奔走，动员向往革命的青年农民参军。翌年4月，五中队成立，有60多人，成为党在浦西建东的第一支武装力量。金良昆作为中队长，很注意在战士中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我军传统教育，战士素质和战斗力得以不断提高。不久，五中队上调为司令部主力部队。
这年6月，江东县人民政府成立，金良昆被任命为副县长。因五中队上调，司令部要求他再组建抗暴第三大队（又名江东县自卫大队）。三大队于10月份建成，又奉命上调。会稽山抗暴游击司令部改编为新四军金萧支队，第三大队改编为支队的第八大队。
浦江解放前夕，金良昆奉命组建“新三大”。由于革命形势很好，人民急切盼望从“三座大山”下解放出来，北乡国统区贫苦农民、沪杭金华带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前来参军，新三大又在几个月内组建完成，人枪已超过两个中队。1949年5月江东县奉命撤销建制，金良昆与上级增派的陈理农一同担任金萧支队浦江接管组负责人，率部解放浦江全县。陈理农和继任的王一文二同志不久都北上，金良昆是实际主持工作的首任副县长。他擅长经济管理，重视文化建设，政绩可观。但他还没有人党。
关于金良昆在解放前的战斗经历和在当地的轶事，在民间流传很多很广。他一次次率领战士从敌人枪口下突围，回头又消灭顽敌的英勇战斗故事，令人联想起前苏联电影《夏伯阳》中的恰巴耶夫。他对敌狠，对同志爱，对群众关心备至，生活作风正派就是有点自由散漫习气。当时浦北壶源、壶溪二乡（富春江上游）乡长不听我军一再警告，向国民党送情报不止，1948年六七两月间都被他逮捕枪决。他的母舅家是前吴乡大地主，因拒交爱国公粮，限期一到，他就亲率武工队火烧其粮仓，一时烈焰冲天，人人拍手称快，全县地主为之震动。
建国后部队整编，他转业地方做司法工作。先在金华地区后调上海，任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秘书组长、审判员。不久，又调去主持新设立的公证处……
“文革”后多年，听说他受“四人帮”逼害，在批斗会上“突围”而出，潜往临安。由于造反派追通，他潜人山中，没有出来。不知是因饥饿、疾病或精神错乱而溺死水中，还是往日的阶级敌人借机报复把他害死了？传说纷纭。从山里出来，又回到山里去，他是大山的儿子。生时轰轰烈烈，死后留下难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