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浙江的大型文学杂志《江南》刊登了一篇与现代京剧《沙家浜》同名的小说，一派“反说"胡言。《江南》杂志社主编还振振有词地说：“样板戏《沙家浜》是不符合历史环境的产品。”作为一个新四军老战士，我读后非常气愤，有必要谈谈我的看法。
新四军从组建那天起，她的宗旨就是抗日。而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简称忠救”）是专门对付新四军，阻挠新四军抗日的。当年新四军根据党中央提出要“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根据陈毅同志部署，叶飞同志率领新四军第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名称，从皖南出发，进入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与我党直接领导的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会师。在地方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和支持下，血战黄土塘，击溃了日寇和国民党“忠救”对我“江抗”的“扫荡”：夜袭浒墅关火车站，歼灭日本鬼子数十人，炸断铁路桥梁，迫使京（南京）沪铁路运输停顿三天；夜袭虹桥飞机场，使日寇惊魂丧胆。这一切，使“江抗”在江南声威大振，大大鼓舞了抗日民众的斗志，各界爱国志士、热血青年纷纷投入抗日的洪流，打开了东路地区抗日新局面。“江抗”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离不开地方党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当地广大抗日群众的大力支援。
“江抗”东进的巨大胜利，使国民党顽固派坐卧不安，要“忠救”消灭“江抗”。在“忠救”周正刚部寻衅被我击溃后，他们又调兵遭将，令“忠救”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指挥杨蔚率领所部向我进攻。日寇与之配合默契，也让出京（南京）沪线上的些据点，以利“忠救”调动部队消灭我军。当时形势非常严峻。1939年9月22日，“江抗”在江阴顾山与“忠救”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此战斗中刘飞身负重伤，之后，副团长吴混同志英勇牺牲。为了粉碎敌、伪、顽联合进攻的阴谋，保存有生力量，“江抗”不得不忍痛奉命撤出东路地区。部队西撤时，在阳澄湖地区留下了一批伤病员。
在留下的伤病员中，只有“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和警卫员有两支打得响的驳壳枪。刘飞的伤势很重，弹头嵌入了肺部，且紧靠心脏，稍微震动就出血。虽然躺在门板上，不能动，但他义无反顾地担当起领导的重任。首先建立了临时党组织，统一思想，鼓励大家保持革命斗志。他说，跟主力走是战斗，留下养伤也是战斗。我们不仅有养伤的任务，更重要的是为了在东路地区留下火种。当时的环境十分艰苦、险恶。所谓“后方医院”，是既不在“后方”，也不成其为“医院”。最远的敌人据点距“医院”不过一二十里，近的只有几里。情况较好时，农家的客堂、厨房、牛棚、猪圈是他们的病房，卸下的门板是他们的床铺；情况不好时，就只能常在阳澄湖上漂泊，数叶渔舟就是他们的一切。食品、药品奇缺，伤病员常常因敌人“扫荡”而忍饥挨冻。当地的地下党想方设法搞来药品，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不分昼夜地掩护和照顾着伤病员。
到10月底，除刘飞的伤势仍较重外，伤病员们基本恢复了健康。刘飞认为在东路地区重新树起“江抗"旗帜的时机已经成熟。他的想法得到同志们的一致拥护。经上级批准，1939年11月6日“江抗”东路司令部在阳澄湖畔成立。因陈毅安排刘飞到上海疗伤，便由伤病员中原“江抗"作战参谋夏光任司令。刘飞把自己和警卫员何彭福的两支短枪留下，交给由十余人组成的新“江抗”特务连。
新“江抗”成立后打了好几个漂亮仗：梅李伏击战，打垮三十多个鬼子，缴获崭新的三八轻机枪一挺。血战张家浜，再歼鬼子一个小队。在农历大年初一的清晨，一百多鬼子和几百名伪军包围了新“江抗”的宿营地杨沟楼，血战一整天，重创了敌人，我们的伤亡也较大。36个伤病员中的猛将谢锡生同志光荣牺牲。1940年春天，刘飞结束了在上海的治疗，重返新“江抗"。出任政治部组织科长，在新“江抗”司令员兼政委和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同志的领导下工作。
不久刘飞成了这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敌、伪、顽的重重包围中，伤病员们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在敌人的心脏地区。重新打出了新“江抗”的旗帜！在白色恐怖极其严峻的形势下，他们以河湖港汊的复杂地形为依托，奋勇抗击日、伪、顽多方夹击，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坚持敌后游击战，打出了威风，建立和发展了东路敌后抗日根据地，像一把尖刀插进敌人心脏。这一切都离不开当地的地下党组织，离不开千千万万个阿庆嫂、沙奶奶、沙七龙！1941年，有几个外国记者到新四军采访。他们看着地图惊奇地问道：“这个地方没有山，你们怎么对付敌人？”负责接待的干部铿锵地回答：“这个地方也有山，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靠山！”这浓浓的军民鱼水情呵，每每想起都不禁动容！
这支英雄的部队经过千百次的浴血奋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1998年抗洪斗争中又为人民立了新功！什么是沙家浜精神？沙家浜精神就是：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能勇猛顽强，不畏艰险，敢打敢拼，视死如归，毫不犹豫地为人民的利益献身：无论何时何地，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沙家浜精神已成为党领导下军民团结战斗的缩影，已被党政组织和人民群众所认可。
同名小说把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郭建光描写成软弱无能、作风败坏、遇事无主张的窝囊废：新四军18个伤病员也是无能之辈，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虏，只剩下郭建光一人，去找阿庆嫂牵线，寻求胡传魁的保护。阿庆嫂则风流成性，整天周旋于多个男人之间。胡传魁反而是抗日的，还指挥炸毁了鬼子的炮楼。难道这样反说就是符合“历史环境的产品”了？当年，新四军正在大江南北与日寇进行着殊死的战斗，而蒋介石却说：新四军不抗日的，是在争地盘。小说的作者把历史反写，岂不是站在敌人的立场，美化“忠救”！
现代京剧《沙家浜》是根据上述史实而创作的。1959年，上海沪剧团编导文牧和党支部书记兼副团长陈荣兰同志看了崔左夫的《血染着的姓名》和刘飞的回忆录《火种》后，又采访了刘飞。在刘飞的安排下，他们深入到这支部队，采访和收集素材，参观了军史展览馆，见到了36个伤病员的名单，以及伤病员在战斗中用生命夺得的机枪……就这样，由上海人民沪剧团集体创作、文牧执笔的现代戏《碧水红旗》诞生了。或许是受刘飞《火种》一文的启发，后来剧名改为《芦荡火种》。该剧草创于50年代末，上演于“文革”前，绝非“文革”产物，岂能借口“高大全"而否定它！
1964年，《芦荡火种》调北京参加会演，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首长观看了演出，给予了充分肯定。后来京剧又移植了《芦荡火种》，改名《沙家浜》。“文革”期间，江青强将它列入样板戏，安图篡改、掠夺，据为己有。这一阴谋以“四人帮"的覆灭而告终！今天《沙家浜》依然在舞台上演出，可见《沙家浜》是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戏的情节和出现的人物形象是在历史和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塑造并提高的。
该剧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历史地、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怎么能信口胡说“是不符合历史环境的产品”？我不禁要问，小说《沙家浜》的作者，你了解这段历史吗？郭建光这个人物形象是党领导下广大新四军指战员的代表。阿庆嫂这个人物形象是千千万万个地下党员和抗日民众的爱国精神和大智大男的集中体现。他们的抗日情结，他们的民族气节，已深深地印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在当前，该剧仍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我希望你们能认认真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5月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想，这会对你们有帮助。
作为一个年已90岁，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经过战争洗礼幸存下来的新四军老战士，一个共产党员，我要郑重地告诉这位作家，你的小说《沙家浜》伤害了我们，伤害了抗日民族情结，伤害了一切有爱国良知人的心！更亵渎了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们！亵读了由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英雄部队！你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毒害了年轻人，伤害了人民军队，与精神文明背道面驰。希望你今后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写出能教育和鼓舞人民的好作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朱一同志是刘飞同志的战友、夫人。此文由凯军记录整理——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