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5月是刘顺元同志百年诞辰。他是山东博兴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济宁特支书记，博兴县委委员，江苏省委沪西区巡视员，陕南特委书记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皖东工委书记、苏皖省委书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政治委员、淮南区党委副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济南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代理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华东局委员，中纪委常委、副书记，中顾委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96年2月14日，刘顺元同志在南京逝世。
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建立独立自主的抗日民主政权
1938年10月，以刘顺元为首的皖东工委，在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的紧密配合下，不断反击日伪军的“扫荡”和袭扰，到1939年底，已先后组建起10多个县委和中心县委，开辟出以定远县藕塘镇和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津浦路东这两块直接威胁敌巢南京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新四军进入皖东的主力部队，也发展到11000人。
但是，自从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皖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受到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在这样的形势转折关头，中原局决定将皖东工委扩建为苏皖省委，仍由刘顺元任书记。他考虑到中央要求向东发展的方针，提议立即成立津浦路东临时前委，由苏皖省委委员方毅带领一支部队，去开辟津浦路东地区。
1939年冬，刘少奇来到苏皖省委驻地定远县岗李村附近的大桥镇，在这里召开了中原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在会上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以及不敢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右倾倾向。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敌顽夹击中独立自主地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刘顺元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衷心拥护刘少奇的这些讲话，从此就把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作为省委当前的首要任务。
正当苏皖省委和新四军江北部队明确了新的奋斗目标之际，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达了经蒋介石批准的“剿灭”新四军江北部队的作战方案。由安徽李品仙、江苏韩德勤统领的150000余名国民党军队，兵分儿路，从东西两侧向皖东根据地奔袭而来，其尖兵已迫近中原局机关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扎的大桥镇。中原局决定，从津浦路东调回新四军第五支队，与路西的第四支队合力进行自卫反击，先击渍由西面来犯的李品仙部。但这时有些部队尚未到达指定位置，需要争取时间集结兵力。应召参加中原局紧急会议的刘顺元献出一计：一面派四支队特务营抢占有利位置，准备坚守待援：一面派干部连夜动员群众，过河欢迎李品仙部团结抗日，拖延其发动进攻的时间。
这一着果然非常灵验。已进入大桥镇河西地区的李品仙部，在成千群众欢迎他们团结抗日的热烈场面面前，一时不知所措。等到他们清醒过来，驱散群众，开始向大桥镇进攻时，我军袭击其后方定远县城的战斗已经打响。国民党颜仁毅部慌忙回师增援，在运动中被我第四支队第九团、第十四团歼灭。与此同时，刘顺元也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还击南线来犯之敌，歼灭李品仙部近千人。我军乘胜迫击，解放了为国民党所盘踞的定远县城。
这时，韩德勤的10个团，在津浦路东地区，包围了我驻来安县半塔集的留守部队。新四军第五支队和苏皖支队，又星夜回师路东，在江南指挥部所属新四军挺进纵队的声援下，打得韩德勤部落荒而逃，一直把他们赶到淮河以北。
此时，刘顺元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立即向定远、凤阳、滁县、全椒、六合、仪征、高邮、来安、盱眙、嘉山、天长等县，派出自己的县长，大刀阔斧地进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切实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抗日民主根据地面貌一新定远自卫反击战和半塔集保卫战取得胜利以后，苏皖省委即一分为二，分别成立了中共津浦路西和津浦路东省委。刘顺元先后担任津浦路西和津浦路东省委书记。进入路东以后，他就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在注重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同时，更加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
1940年9月上旬，南京、扬州等地的日伪军10000多人，又一次对津浦路东地区进行大“扫荡”。经过12天的战斗，这次大“扫荡”被路东军民粉碎了。但是，半塔集周围的油坊老板心有顾虑，不敢开门榨油。奸商李宝隆乘机欺行霸市，明明一斗芝麻能出6斤油，但农民拿1斗芝麻还换不到2斤油。刘顺元觉得农民遭受的剥削太重了，建议由半塔集的工人抗敌协会发起，组织民众合作社，为农民榨油，并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投入股金200元，赠给马两匹，促成此事。这个民众合作社开市榨油以后，农民拿芝麻来换油，每斗可换4斤半。从此以后，每次逢集，民众合作社门前都是人山人海。影响很快扩大，农民纷纷要求入股、扩股。这个由半塔集工抗会负责人杨言德为经理的合作社，事业如旭日东升，很快由单纯的经营榨油，发展到经营百货、医药用品、农具、种子、粮食，并且先后办起了织布厂、卷烟厂、被服加工厂、毛巾厂、农具厂和畜牧场。为了反击日寇的经济封锁，合作社还专门制作了近千部纺车和织机，发给农民纺纱织布。到刘顺元以淮南区党委副书记的身份，前往总结经验，写出《介绍杨言德合作社》一文的1944年，这个民众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已扩大到整个津浦路东地区，拥有总资产近千万元，年利润近600万元。
半塔民众合作社的发展，解决了淮南地区军需民食方面的许多难题。但是有许多农户，由于缺少耕牛、农具、资金和劳动力，收种不能适时，生产和生活仍有很大的困难。在刘顺元的倡导下，半塔中心区委带头发展劳动互助组织，其中以大余郢村的骆腾云互助组最为出色。刘顺元亲自到骆腾云互助组蹲点调查了半个月，发现骆腾云虽然一字不识，但是头脑清楚，公道能干，并且采用了一整套公平合理的办法，解决了劳动互助中做活先后、劳力强弱的矛盾。尤其令刘顺元感到兴趣的是：小地主冯国英，不会做农活，别的互助组不肯接纳，而骆腾云却看中他有点文化，请他参加自己的互助组，帮助记工算账。全组21户，组织起来以后不仅家家生活都得到了改善，还建立了民主生活会制度，定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很快消除了丈夫打老婆、婆婆欺媳妇等旧社会的恶习。
根据骆腾云互助组和其他先进互助组的经验，刘顺元号召淮南各地发扬群众的创造精神，把劳动互助和大生产运动提高到新的水平。到1944年7月，路东各县已组织起互助组8000多个，参加的农民达到10万人以上，并且涌现出一大批生产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凡是互助运动开展得较好的农村，生产面貌和社会面貌都焕然一新，许多地方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局面。
培养一支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队伍，抗日民主政权扎下深根
当年在淮南地区先后担任过县委书记、《淮南日报》社长的石天行，写有一首《赠南京刘顺元夫子》的诗，其中有两句是：“嚼残江左三冬雪，染出淮南一代红。”刘顺元在淮南地区的最大贡献，是培养出了一支深受群众信任和爱戴的干部队伍。
刘顺元在淮南地区培养干部，重在理论上提高。尽管当时是战争环境，但他还是坚持办干部学校，办理论研究班，并且坚持先学基本理论，再学具体政策。每逢学习重要文件，他都亲自作辅导报告。石天行回忆说：“刘老对学习始终抓得很紧。毛主席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拿到手以后，顺元同志首先领导区党委成员学，再开大会动员大家学。他对这篇文章的解释，特别是对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解释，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听了他的报告再看文件，就更有味道了。”曾任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的张劲夫说：“顺元同志理论水平、政治素质高，有真知灼见，我们在理论上不如他。他在淮南对我们有帮助。”刘顺元在淮南地区培养干部，重在让干部到基层或前线经受锻炼。他本人先后在半塔集、大余郢、安乐乡、股发乡等地蹲点，也要求各县干部到基层、到前线去蹲点，并且经常召开座谈会交流经验，表扬好的，同时把缺点教训分析得清清楚楚。当年的天长县委民运部长蒋华说：“1940年秋季反‘扫荡’战斗结束以后，顺元同志就在省委扩大会上，号召加强基层，要求每个县委只留两个人照顾面上的工作，其余的委员都下去蹲点，每人搞好一个乡。我当年也到一个乡当了半年的总支书记，得到很大的锻炼。”她认为这项措施，对巩固淮南抗日根据地，有决定的意义。
刘顺元在淮南地区培养干部，还注意加强群众对干部的监督，在基层由群众直接选举干部。1942年初，他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如果既没有代表制，又没有民意机关监督，又无定期轮换，行政人员易于胡作非为，好干部容易腐化；结果打倒了旧官僚，产生了新官僚，养成一批新的特权阶层。”他主张“乡级彻底民主化，举行公民登记，民主选举，定期轮换，人人可为乡级干部”。
刘顺元在干部制度民主化方面，不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1943年淮南地区的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以后，他和准南区党委认为通过普选改造基层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他选定半塔集中心区的殿发乡作为全区的普选实验乡，并亲自指导了这个乡的普选工作。
在讨论选举办法时，有人建议由党支部提出村代表和乡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刘顺元认为实行真正的而不是名义上的普选制，是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则，主张只提候选人的条件，不提具体名单。有人说“选出了坏人怎么办？”刘顺元说：“应该相信群众的眼睛。即使万一选错了人，群众也会从中得到教训。“结果，依照公民资格和候选人条件，进行公民登记和村、乡两级民主选举的过程，就成了广大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相互教育的过程，一大批为群众所信任的基层干部也由此脱颖而出。到1944年4月，淮南地区各乡的普选全部完成，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从此在人民群众中扎下了深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