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知情权与信息的透明度

　　　　
　　现在报纸的品种多，不少报纸的版面也多，厚厚的一大叠，连我这个“看报专业户”都来不及看，浏览一下，一个上午就没了。花了时间，所得比较多，心里平衡；付出几个钟头，大都是过眼就忘的东西，就不大开心，好像是“不等价的交换”。好在这样的日子尚不占多数，读到好文章，还是常有的。
　　前些日子，在《人民日报》和《新民晚报》上读到两篇社会调查的报道，就很好。两者都是关于“非典"及其影响的。前者是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五个大城市的问卷，共一千多户；后者是在上海街头随访，只一百多人。虽然面狭了些，但到底是居民的直接回答，没有经过什么层层“筛选”，应该说大体是反映民意的。
　　据五大城市调查报告的主持人对记者说，有超过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并不是从主流媒体最先知道“非典"有关信息的，而是通过其他的途径。其中疫情出现较早的广州有近60%的受访者是从非正规渠道最先得知有关“非典"的信息。正式公开报道“非典”疫情前，流言满天飞，造成了一定的恐慌。
　　这位主持人谈到，4月20日，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对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地总结此前“非典”防治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包括“非典”疫情公开等在内的一系列果断措施，使流言趋于消失，民众恐慌趋于缓解，“非典”疫情处于逐步控制之中。
　　当前，信息传播已呈多样化，信息的不透明则为流言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要想让流言失去生存空间，避免公众高度恐慌，最有效办法就是及时准确地告诉公众事实的真相，并教会人们如何应对。
　　此项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受访者对当地政府与中央政府所采取的防治措施，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非典"事件也使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增强，76.4%的受访者表示对政府的信心提高了。
　　我所以抄得这么多，是认为这份材料重要，且观点也相当正确。
　　我想加以引伸，说一点看法。
　　一是人民的知情权。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是主人。这是写进宪法的。人民要当家作主，他先要知情。一旦发生了重大的灾情，或别的重大事件，作为人民的公仆，不及时准确地把实情告诉主人，平心而论，是公仆没有尽到责任。
　　有一种习惯的看法，认为党和政府的干部，都是人民的代表，只要干部知道就可以了。实话实说，我不知道干部中究竟有百分之多少能真正代表人民?和人民群众心连心的好干部是有的，但也有一些(可能不止一些)干部，对上情和下情，常各取所需，或随意解释。这次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果断措施，包括免去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职务，规定不许瞒报、漏报疫情等等，都是通过媒体公布，一竿子到底，立竿见影，人心大快，人心大振。
　　还有一种习惯的看法，以为把严重的灾情，或意外的重大损失及时如实告诉人民，可能会引起恐慌，影响社会安定。这太看轻中国人民了。事实恰恰相反，你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怕人民就会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参与克服困难。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当党和政府把实情告诉人民，单在上海就有几十万职工离职回乡务农，为国家分担困难。在安徽、河南、山东等地农村，广大农民的困难比上海大得多，他们忍饥挨饿，苦渡时光，即使饿死了人，也没有怨恨政府而造成什么社会动荡。1998年夏季那场南北大洪灾，把那样严重的灾情具体形象地告诉广大人民，并没有吓倒他们，而是群情振奋，在国家主席和总理的亲自领导下，军民合力，群防死守。千里江堤，化险为夷，连长江九江江堤那样大的严重决口，都能把它堵上，创造了历史奇迹。这次“非典”，是突然爆发的灾害，且来势凶猛，猝不及防。幸好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果断决策，把灾情公告人民，作出正确措施。又是全民动员，白衣战士义无反顾地奋勇奔向抗击“非典”第一线。他们冒着自己被传染的危险，千辛万苦，千方百计，抢救病人；广大人民群众又是那样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积极配合和接受各种防治措施，终于很快扭转被动的局面，控制住疫情，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我相信我们党和国家一定会好好总结，把抗击“非典"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扩大到各个方面去，起到更大的作用。
　　说到信息的透明度，我也希望有关单位，包括它的领导部门，好好总结一下，举一反三。现在已进入信息社会，再不能自以为只要我不公布，人家(外界)不会知道。这种陈旧的观念，得改一改了。现在是天上地下，有线无线，各种渠道传播着各色各样的信息，有真有假，半真半假，争夺受众。有的则是造谣中伤，挑拨离间。作为传播信息主渠道的党的机关报，国家电台、电视台，你不理直气壮地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你不透明，你不反驳，就是让出阵地，让流言去影响人民，未免有失职守了!信息不能靠控制，要靠以真制假，以正祛邪。信息不透明，不够透明，不能都说我们新闻单位的主持人不好，他(她)们受组织约束，要听招呼，听说这类招呼还不少。讲来讲去，好像突出一个“管”字。殊不知管与放是一对矛盾，一味强调管，一味听管，久而久之，难道就不会削弱他们的新闻敏感性和对受众负责的责任感?我们搞社会主义民主已搞了几十年，强调以法治国，立了许多的法，唯独出不来那个新闻法。连国家都要依法来治，新闻能不能少一点人治，而多一点法治呢?我不是讲不要管，只是希望不要管得太细，太具体，更不要管死。我一直怀念抗战初期的一个提法，即：党委和党报在政治生活上呼吸相连，但不要干涉编辑部的日常业务。呼吸相连，是有进有出的，是双向的；不干涉日常业务，指大方向明确了，怎样运用新闻手段体现党的领导意图，发扬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把新闻事业办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就放手让新闻从业人员去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到底他(她)们是内行。这次抗击“非典”的宣传有教训，主要的是经验，希望有关方面与时俱进，加以发扬。
　　200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