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坚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国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以自己的革命实践和刻苦学习，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对我国经济建设方针的确立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见解，对财经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和建议，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聂荣臻元帅称他是“国宝”。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说，孙冶方是价值法则这所伟大学校的校长。今年10月是孙冶方诞辰九十五周年，我们撰写本文以志纪念。
战斗的一生
孙冶方原名薛萼果，1908年10月24日生于江苏无锡玉祁镇。早年就读于玉祁德馨学堂，无锡私立公益商业中学。1923年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春初，中共无锡支部在城中公花园宣告成立。孙冶方任该支部第一任书记。1925年秋，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7年夏毕业分配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任政治经济学讲堂翻译。1930年9月，孙冶方离开莫斯科，同年11月到上海，先后任上海人力车工会筹备委员会副主席、主席，沪东区工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席。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他任省委文委书记，为上海文艺界抗日救亡协会的组成，做了大量工作。
1941年6月，孙冶方奔赴盐城参加了新四军，不久被任命为华中局宣传教育科长，华中局党校教育科长兼马列主义课教员。
1943年4月，调任中共津浦路西地委宣传部长。抗战胜利后，他历任华中分局财经委员、苏皖边区政府物管局副局长等职。
建国后，他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从20世纪50年代起，孙冶方十分重视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对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步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极为有益的理论和建议。粉碎“四人帮”后，他不顾身患重病，积极参加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对我国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77年起任中国科学院顾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1983年2月22日病逝于北京。
搞历史一定要实事求是
1979年4月，全国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在无锡举行，孙冶方应邀参加了会议，并作了《价值规律的内因论与外因论》的学术报告，对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无锡市博物馆得知孙冶方在故乡的消息后，为了向他调查无锡早期党团组织情况和搜集革命文物资料，即派人前往太湖饭店拜访。孙冶方热情地接待他们，详细地讲述了无锡党团组织创建的过程。关于无锡党团组织创建后的情况，孙冶方说，他在赴苏联留学前曾给中共上海地委写过两份书面报告，可以到档案馆查阅。同时，为他们提供了较多的研究资料线索。
当时，无锡市博物馆正在举办“无锡革命文物资料陈列”。5月21日，孙冶方看到一组反映无锡早期党团组织活动的照片时，发现一张革命旧址照片的说明写得不正确，随即严肃指出，并说：“搞历史的人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随便说说，要调查研究。”为寻找中共无锡支部成立时的旧址，他从多寿楼走到九老阁，在这100多米间，往返了两趟，然后指着一块空地说：“这里就是当年党支部成立时碰头的地方。在这里，共产党员秘密召开会议，董亦湘代表上海党组织宣布党支部成立，指定我为支部书记，并一起研究工作。”他对历史负责的实事求是精神和脚踏实地的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要加强理论学习
孙冶方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投笔从戎，参加战斗在抗日前线的新四军，1941年6月来到盐城。当时，华中局为培养抗日干部，在盐阜地区开办了华中党校。时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亲任华中党校校长。
孙冶方在担任华中党校教育科长兼马列主义理论教员期间，发现许多学员（都是团级以上干部）不明确学习理论的重要性，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相当严重。为此，他于7月13日写了一封信给刘少奇，向他请教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刘少奇当天就回了他一封长信，完全同意孙冶方的意见，这就是著名文章《答宋亮同志》（宋亮是当时孙冶方的化名）。这封信在抗日根据地的干部中被广泛地进行学习、讨论，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在这段时间里，孙冶方跟随刘少奇、陈毅等辗转苏、鲁、皖地区，他经常与战士--起吃饭谈心，掌握战士的情绪，做战士的思想工作。
1982年1月，孙冶方在重读刘少奇《答宋亮同志》一文时，专门写了《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学习》的文章。文中他希望我们干部"除了系统学习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以外，还要学习业务，学习文化。”其实孙冶方就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精通俄文、日文、英文，“文革”以后，进入古稀之年，仍孜孜不倦地攻读德文。据孙老自己说，因为好多马列著作原版都是德文版，学好了德文，就能直接阅读和更好地理解马列原著。
党内不该有特殊党员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我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孙冶方负责的机构也不得不随部队撤退到胶东半岛的山区，与敌人进行周旋。眼看大片解放区失守，很多同志产生了急躁情绪。为了帮助大家提高认识，孙冶方给大家分析解放战争形势，宣传毛泽东诱敌深人的战略思想，鼓舞大家的斗志，坚定必胜的信心。因工作需要，组织上给孙冶方派了一名警卫员。这个战士叫鲜金城，上级通知他当警卫员，一时思想不通，但他还是到孙冶方那里报到了。孙冶方见了他便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不愿当警卫员，是吗？”小鲜不好意思地笑笑。孙冶方以商量的口气说道：“现在是战争状态，我的工作没有人帮忙不行啊，当警卫员也是革命工作，咱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嘛！”说得小鲜乐意了。后来，小鲜当了党小组长，小鲜怕首长与战士一起过组织生活不习惯，便不通知孙冶方参加组织生活。孙冶方知道后便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每个党员在党小组内都是一个普通党员，在我们共产党内是不应该有特殊党员的。”从此，每次党小组活动，孙冶方都准时参加，遇到特殊情况，也必事先向党小组长请假。
孙冶方生活艰苦朴素，他自己没有子女，但收养过几个烈士的后代。孙老经济上并不富裕，但“文革”后补发工资时，他一下子上缴6000元作为党费。孙老是无锡人，但以前从未到过宜兴善卷洞和张公洞，1975年冬来无锡时，才以矿山机械厂工人家属的身份乘坐大客车，和大家一起去宜兴两洞游览。
1982年12月，孙冶方被授子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这是党和人民给他的最高荣誉，孙老是受之无愧的。
符合真理的观点一个也不放弃
1957年11月，孙冶方调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深感责任重大，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用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上。1958年，全国正处在“大跃进"的热潮之中，孙冶方在许多地方看到用小高炉炼铁，根本不计成本，甚至炼出一堆废铁。在农村调查中，他看到因刮“共产”风、吃“大锅饭”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为此，他接连向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写了十多份报告，坦言“大跃进，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看得太简单了，犯了唯意志论的毛病”，指出：“就速度和比例二者的关系来说，不能说速度是主要的，而应当说比例是主要的。”他大声疾呼：“我们要恢复社会主义利润指标的名誉。”他还提出了“以最小的劳动消耗获取最大的有用效果”，“利润是抓好企业的‘牛鼻子’”等一系列具有真知灼见的经济观点。
然而，康生、陈伯达等人将孙冶方的这些内部报告视作“大毒草”，把他打成“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在经济所内外组织力量对他进行“围剿”。在“文革"期间，孙冶方惨遭迫害，于1968年4月被关入秦城监狱达七年之久。他身陷囹圄，心向真理。他说，我要为真理活下去，决心写好《社会主义论》，在生前把自己的见解留下来。在狱中，没有纸、笔，他就打腹稿。一部22章、183节、50余万字的巨著，他以惊人的毅力，先后默写了85遍之多。1975年4月，孙冶方出狱后，坚定地表示：“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个人恩怨我从不计较，理论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楚，符合真理的观点一个也不放弃！”
粉碎“四人帮”后，孙冶方先后发表了《关于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几点意见》等二十多篇经济论文，撰写了专著《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在他一生近百万字的经济学著作中，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与专著尤其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指导、启迪和借鉴作用。
为了纪念和缅怀这位卓越的经济学家、优秀的共产党员，中共锡山市委、市政府会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于1998年在孙冶方的家乡修建了一座庄严古朴、典雅肃穆的“孙冶方纪念馆”，展示了他--生为革命、为真理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和所做出的重大的理论贡献。作为一代革命家、理论家，孙冶方在经济理论上的辉煌建树与高尚情操，如巍巍丰碑，永远屹立在人们的心中。（编辑向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