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上海战役的两次战略调整及启示

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挥师南下，拉开了规模空前的京沪杭战役（史称“渡江战役”）的帷幕。仅几日之内，第二、第三野战军便以雷霆之势攻克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之后，我军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迅速东进，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京沪铁路沿线城市相继解放。按照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战斗效率，上海应该不用太多时日就可攻下。但是，中央军委在对待如何解放上海这一问题上却慎之又慎，先后作出两次重大军事战略调整，使上海的解放经历了一个相对曲折的过程。

“军事服从政治”，调整进军路线

南京、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和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相距不远，均坐落在京沪铁路沿线上，南京至上海不过300公里，交通便利，利于行军。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后，南京至上海之间的丹阳、常州、无锡也几乎于同一天解放；4月27日，上海西部的重要门户苏州也宣布解放。不到一周，人民解放军便占领了南京至上海之间三分之二的作战区域，直逼上海这座当时中国也是亚洲最大的城市。上海战役如箭在弦，一触即发。然而，负责主攻上海的第三野战军却突然改变了前进方向，没有直接进军上海，而是南下杭州，与上海擦肩而过。

上海之战在所难免，那么为什么在大战来临之际，人民解放军却作了如此重大的战略调整呢？

中央军委之所以作出这次战略调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基于对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及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考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其中，官僚资本是反动统治在经济上的重要依托。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于1947年就已制定了从根本上消灭官僚资本主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的基本方针。这是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之一。这一经济纲领的具体实施，采用的是接管各地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方法来实现的，而前提是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胜利。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区是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如前所述，渡江战役开始后，由于中共中央军委和战役总前委对这次战役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加上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作战英勇，战役进展十分顺利，仅三天时间，人民解放军就攻占了南京，结束了国民党长达22年之久的反动统治。

然而，渡江战役胜利的意义不但在于占领了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和上海等地区，而且意味着战争胜利后，人民军队还要担负接管大批江南城市、重建经济秩序和维护社会稳定等重大任务。所以，上海战役的胜利具有全局意义，将是党的工作重心开始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重要标志。虽然按照正常的进军速度，在攻克苏、常等地之后，上海的解放指日可待，但是考虑到战后繁重的政治任务，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华东局、渡江战役总前委认为，在战后上海的接管工作、经济社会恢复等准备工作没有充分完成之前就急于占领上海，将会给这座大都市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破坏和不必要的社会变革剧痛。因而，虽然我军已经具备了迅速解放上海的作战能力，中央仍决定从全局考虑，要求第三野战军严格执行“军事服从政治”的总方针，调整进军路线，暂不进攻上海，而是改为先解放杭州，待上海社会改造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之后，再伺机进占上海。5月3日，渡江战役第七兵团解放杭州，随即挥师北上，对上海形成包围之势。

“解放服从接管”，调整总攻时间

攻克杭州之后，单从军事角度来看，早在1945年5月上旬，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为主，辅之以第二野战军，占领上海已不是什么难事。然而，如上文所述，上海不同于其他中小城市，是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工商业重镇、国际贸易金融中心之一。这里有全国最为集中的民族资本，也是官僚资本最为密集的地方，还有美英法等西方巨量投资。此外，旧上海聚集着各种反动社团，黑恶势力十分猖獗，社会情况复杂，都给战后上海的重建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上海的解放，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具有非同小可的影响。

鉴于上海的特殊性，中央军委对何时占领上海作了慎重而周全的考虑。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和华东局负责人讨论该问题时，就提出了“慎重、缓进”的总体战略方针，要求把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综合起来考虑，“解放服从接管”。因此，何时解放上海不能单纯考虑军事准备程度，而是要从战后上海社会安定和改造等政治需要出发，以接管上海的准备程度为准。为此，中共中央军委多次电令京沪杭战役总前委、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不要急于进攻上海，并作出三点指示：第一，既要速歼守敌，又要保全上海；第二，确保战后上海社会稳定；第三，提防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负责指挥京沪杭战役的陈毅司令员命令三野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确定的指导思想，铭记单纯从军事上占领上海是小胜，只有把上海完整地交给人民才是大胜、全胜。陈毅还把即将进行的上海战役形象地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其难度和复杂性可见一斑。

总之，急于进攻就无法保证上海大量工厂、电力、交通等设施不受战争破坏，就是对几百万上海人民生命财产不负责任。所以，当人民解放军迫近上海外围时，并没有立即发动上海战役、追歼国民党残敌，而是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对上海形成夹击之势，在进攻时间上作了适当等待，为战后迅速接管和改造上海赢得充足的准备时间。随着来自江苏丹阳数千名负责战后上海接管工作的干部于前线集结待命，战后上海管理的组织机构、人员配备、社会重建计划等准备完毕，发动上海战役时机终于成熟。5月12日，以第三野战军为主力的人民解放军终于发动了对上海的总攻，解放大上海的战役按照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有序展开。战役进展十分顺利，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

为了减少对上海这座国际性大都市的战争破坏，在整个战役过程中，人民解放军不使用或少使用重型武器，避免与敌军在市中心区域作战，引诱敌人到市区北郊苏州河一带进行决战。在军事斗争的同时，我军还大打政治战、宣传战，力求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使上海市区主要街道、桥梁、建筑、工矿企业等未受到战争破坏，基本保存完好。以工业企业为例，上海在解放初有各类工业企业12000余家，因战争而受损的只有公营中纺第五厂、吴淞煤气厂、江南造船厂，官商合营的天利氮气厂，以及私营企业诚德纱厂和福丰隆面粉厂等6家，其余均完整无恙。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也保持基本稳定。上海战役总体上做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战前部署的“军政全胜”的要求，更为接下来顺利实施接管上海，重振上海经济，实现社会繁荣稳定做好了铺垫。

“瓷器店里打老鼠”，解放上海的启示

上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成功战例之一，直到今天依然被津津乐道。作为党史、军史和近代上海发展历程中的鲜活素材，上海战役频繁见诸于各类历史教材、文艺作品，给后人带来宝贵的历史启迪和精神力量。

首先，上海战役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大局观。1949年4月下旬苏州解放之后，进军上海的西大门已经打开，恰在此时，党中央从战后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全局考虑，指示前线部队暂停对上海的军事进攻。陈毅、粟裕等指挥的第三野战军先后作出两次重大战略调整，体现了我军优良的军事素养，更体现了过硬的政治意识和大局观。上海解放后，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军事接管委员会的具体实施下，接管上海的各项工作迅即展开，上海很快实现了社会的稳定和重启，经过全体上海人民的共同努力，一个繁荣与稳定的新上海不久就展现在世人面前。

其次，上海战役还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坚定的历史自信和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几千年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生生不息、源远流长，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具有顺应历史大势、把握历史规律、具有历史主动精神的伟大品格，这一品格在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得到了充分印证。百余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坚定的历史自信和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与历史自觉意识，取得了一个个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上海解放7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各条战线上的上海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持续奋斗，上海的面貌翻天覆地。抚今追昔，人们无不对上海解放过程中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表示崇高敬意，也无不为当年中央关于“占领上海，更要保全上海”的英明决策由衷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