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解放上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第20军60师178团从龙华攻入市区,24日晚他们在南京东路露宿一夜后,25日上午冲过浙江路桥去解放北火车站交通枢纽和虹口四川北路地区。
解放军占领南京路,象征着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国际大都会的市区得到解放。这是上海历史上、也是南京路上迎来的第一支解放军部队。这支部队与上海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营、连、排的各级指挥员大都是从上海这座城市走出去参加革命的(其中包括很多江、浙等地来上海读书、做工的人)。他们中有教师、医务、归侨、工人、店员、学生和报童等各行各业的人员,受到中国共产党进步思想的感召,投身到了抗战和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洪流中。他们熟悉上海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对上海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一夜,南京东路“四大公司”门前留下了这支部队的历史记忆:
178团1营在营长瞿俊(原上海中学生)和教导员金乃坚带领下,率先到达南京东路、浙江路口。他们把营指挥所设在永安公司长廊下,部队在先施公司(现上海时装公司)和永安公司周围展开。同时,派出尖兵沿浙江路北上苏州河附近侦察敌情。金乃坚曾回忆说:“当晚,我部露宿在南京路、浙江路口两边的人行道上。5月的上海,晚风吹来有点凉意。我们和衣抱枪而卧,几次睡熟,又几次冻醒。大家都自觉遵守解放军《入城守则》,不进民房、不在市区做饭烧水,不吃老百姓的东西。永安公司员工从楼上用绳子吊下来一个个篮子,里面装着糖果、饼干、汽水等食品慰劳部队,都被我们婉言谢绝了。”
随后,2营在新新公司(现上海第一食品公司)一带安营扎寨,教导员朱志豪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我们部队很多人来自新四军的浦东支队,这次回到故乡,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这里的一草一木、马路上的辉煌灯火,都使大家激动不已。我们从龙华攻入市区,第二天全营从南京路永安公司附近出发,冒着密集的火力封锁突破苏州河敌人工事,攻打北站外围阵地。”
3营营长胡铁峰(原上海黄金大戏院放映员)与教导员蔡大勋把营指挥所设在大新公司(现上海中百一店)门前,蔡大勋在文章中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晚上,我们从先施公司以及对面的永安公司的浙江路口看见,有敌人堆着的沙包工事。第二天早晨,开老虎灶的老人给我们送来两壶热水,我们客气地谢绝了。那时,百货公司对过的拐角有公厕,我们用铅碗盛水,一把炒米一口水地吃,当时我们每人都背着四斤一袋的炒米。后来,我营越过老垃圾桥(浙江路桥)去解决北火车站九层大楼里面的敌军。”
25日1时许,178团团部也随60师师部从高昌庙(现江南造船厂附近)沿着西藏南路北上进军到了南京路。时任60师医疗队政治指导员的董思浩曾写文章说:我们医疗队奉师部命令在南京路、成都路口搭建战地医疗帐篷,进行抢救伤员工作。而在南京东路“四大公司”门前,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整齐地躺卧着178团的指战员。当时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战士们就这样静静地躺在地上休息。时任178团1营机炮连文化教员的冯炳兴在回忆中说:“那个时候南京路很窄,我们一个团的两千多名战士,就这么分两排,从浙江路路口一直睡到西藏路路口,你想想,500米长,该有多壮观!”
1营3连连长陶妙根曾在上海做过泥瓦工,为解决部队用水问题,他轻轻扳开路边的消防龙头,使它细水长流,让战士们用水壶接水喝;为解决部队如厕问题,他拨开弄堂里下水道的井盖,在洞口用油布遮挡作为临时厕所。瞿俊营长把这些措施及时上报团部,后来推广到了进城部队。
25日凌晨,在南京路、浙江路口的永安公司执行护店任务的地下党同志,透过巨大的玻璃窗看见了马路上排列整齐、席地而卧的军队,有人激动地叫了起来:“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很快,永安公司地下党与解放军部队取得了联系。永安公司与这支部队有着一段历史情节:1944年,永安公司的职工王佳铨参加了浙东新四军。随后,受他影响店员范琪、吴早文和胡茂祥参加了新四军淞沪支队。时任178团教导队政治干事的李文龙回忆说:“1948年7月在河南睢县进行的睢杞战役柴砦王老集战斗中,指导员范琪和我都在九连,他曾经是上海永安公司糖果部的练习生,在这场战斗中范琪英勇牺牲,年仅22岁。”就在范琪牺牲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生前所在的七团(后60师178团),就挺进到了上海浙江中路永安公司门前。而范琪却再也不能与昔日的同事们共同庆祝上海的解放!
天刚亮,永安公司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乐俊炎上到公司楼顶,将一面红旗插上了最高建筑物绮云阁的顶端。这是上海解放时南京路上升起的第一面红旗。与此差不多时间,南京东路、贵州路口新新公司楼上的私营商业电台“凯旋电台”,在公司地下党的安排下,及时向上海市民播送《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
后来,人民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的照片蜚声海内外。画面上的解放军战士,一个挨一个,垫着不及身长的麻袋或油布,席地而卧。国外一些媒体在刊载照片的同时,更是惊叹于“胜利之师露宿街头”。解放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名扬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