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传记文学的勃兴,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文学领域里的一个新景观。这一新景观的出现,经历了这么一个历程:先是突破了“不能为孙中山以外的人物立传”的禁区,对民国众多的重要历史人物写了传记；二是突破了“不能为民国反面人物立传”的禁区,开始对民国时期的反面人物也写了传记；三是突破了“不能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战犯立传”的禁区,又对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战犯写了传记。2001年,传记文学作家夏继诚更为张静江、戴季陶、陈立夫、陈布雷、康泽、胡宗南、杜聿明、黄维、李仙洲、张灵甫、戴笠、毛森等十二人写了列传,以《民国热点人物追踪》(以下简称《追踪》)作书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虽然是给这些“热点人物”立传,却实为党的光辉作证。
夏继诚搞了10年的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史和新四军、华东野战军的敌军工作史,访问过100位历史见证人,查阅了千万字的档案资料,除完成正史编写任务外,还有很多生动的轶事奇闻(但却是真实的)暂时难以写入“正史”。于是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通过国民党高层人士和著名将领的人生轨迹,折射出那个时代错综复杂的画卷和波澜壮阔的历史,揭示出一个伟大的时代真理:只有靠拢人民,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因为从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管后,所有政治人物都面临两种命运、
两个前途的抉择。《追踪》中的十二个“热点人物”,有些人有很大才能(如戴季陶、陈布雷的文才,杜聿明、张灵甫、黄维等人的军事指挥才能),但如果他们逆时代潮流而动,反共、反人民,只能以悲剧而告终。其中的某些人被俘后,觉悟了,与人民站在一起,同样有美好的前途。所以,《追踪》虽然写的是国民党里的民国“热点人物”,其实仍是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中国人民,歌颂中国人民解放军,歌颂社会主义的弘扬主旋律之作。这是《追踪》的创意所在。对传主的历史定位,属于历史传记文学的历史真实。离开了这一历史真实,历史传记文学的史学价值与学术价值就无从谈起。但历史传记文学,既是传记又是文学。而文学是允许虚构的,它追求的是鲜明、生动和形象。自我国第一部历史传记文学《史记》中的人物传记起,就开始解决史实与虚构两者的关系问题,做到了虚实结合。即在传主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依据传说、铁闻,加以合理想象和虚构,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追踪》接受了这一虚实结合的传统,他在人物历史定位问题的历史真实上,坚持做到一切从史实出发,无一字无来历。但在刻画人物性格和描叙人物的心理活动时,则从人物的基本性格出发,按照传说和轶闻,适当虚构了某些对话和心理活动。这不但是可以允许的,而且大大加强了人物的鲜明性、生动性与形象性。例如:戴季陶在日本的情人津渊美智子带着儿子来到中国,寻找戴季陶,戴季陶在得知此事后,附耳与蒋介石低言:“你就说我不在这儿,或者干脆说我不在上海,只要弄走她就成。你还要告诉她,说你不知道我的地址,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我。”张灵甫怀疑第二任妻子吴海兰“不轨”,骗她回到乡下老家,见过父母后,对吴海兰说:“你看农村里的韭菜多新鲜!我很久没吃韭菜包饺子了,你到菜地里去割点韭菜,给我包顿饺子吃吃。”正当吴海兰割韭菜的时候,张灵甫拔出早已准备好的小手枪,“对着吴海兰后脑勺猛然扣动了扳机”。这里,藏季扯巴多见美眢子是历史真头,张天国麦是历史真实:但是,藏季对技介石的附耳低言,张灵甫要天海兰害菜包饺子的活语却是作者的康构。戴季陶与特介台——起商量女口同立付美管市食儿子来线他的事件,张天一计香谭液马吴海一有史衣这些必然性虚构和创作了这些对
话。读者阅读时感到十分自然,并不觉得虚假,这正是作者在民国传纪文学中解决了虚实结合后的良性效应。
对人物的历史定位也好,对人物叙写的虚实希合出差,衣结底,要在民国传记文学中创造出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个”人物,即有独特个性并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追踪》的第三个成功探索,也就在于《追踪》努力写出了传主的“独特个性”。张静江的善于知人,戴季陶的摇摆多变,陈立夫的聪明过人,陈布雷的“士为知己者死”(但死得并无价值),康泽的虚伪、很毒,胡宗南的紧跟(蒋介石)、无义,杜隶明的好胜、正.直,黄维的固执、倔强,李仙洲的中庸、开朗,张灵甫的刚愎、愚忠, 戴笠的自私、毒辣、贪财、好色,毛森的凶狠、枭狡,他们的独特个性,全都被《追踪》的作者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地揭示和表现了出来。这些有独特个性的人物,都带有时代的、社会的、阶级的烙印,各有其典型意义。
夏继诚已经撰写和出版了《将军在黎明前死去》(与孙景如合作)、《折戟》、《喋血》、《反戈》、《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段氏兄弟传奇》等多部民国传记文学作品,《追踪》是写得最好的一部,以“热点人物”的人生命运作为“切入点”,通过正反两个方面来揭示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伟大。他虽已年过七十,但壮心不包，我希望他在今后写出更好的传记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