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骨头”音乐家贺绿汀

　　
　　
　　
　　
　　出生于1903年7月20日的我国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早年投入火热的湖南农民运动，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以后又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反英帝运动。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他找到了自己的一生政治奋斗目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1925年， ，他在湖南邵阳县总工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他就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曾任邵阳县总工会代宣传部长，并在基层担任过支部书记。“马日事变”后，他由湖南到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他随红四军转移到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地区，在东江特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与当年的儿童团长丘席珍(即丘东平，后为文学家、华中鲁艺教导主任)一起上大街刷标语。之后，组织上决定让他离开海陆丰转移疏散，他带着介绍信经香港辗转到上海找地下党。在此期间，他被国民党军警逮捕，直至1930年1月2日出狱，经历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狱中考验。大革命的进程有起有伏，尽管他一度未联系上组织，然而他革命的信念始终不动摇。他深深记住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多年来，他一直在重庆、延安和新四军找组织恢复组织关系，这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实现了。1949年10月26日，他以中共党员、院长名义参加了中央音乐学院开学典礼。他受党的重托，为新中国培养新一代音乐人才。
　　解放后，他在音乐事业上辛勤地耕耘着。然而，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他坚持不懈地抵制“极左”思潮，在“文革”中，更与“四人帮”姚文元、张春桥之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文革”前夕，贺绿汀就针对姚文元写的有关德彪西无标题音乐一文在报上作了公开评论。贺老曾对我说过：“姚文元根本就没有研究过音乐家德彪西的文章，不懂，在瞎评论。”“文革”一开始，他就在报上被点名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1968年1月13日在由张春桥、徐景贤等组织的所谓“电视批斗大会”上，被“批判”的他竟抢过话筒，反驳徐景贤之流，义正词严地表示：“我在死之前，第一， 要完成我的七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实，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驳斥掉!”电视批斗大会成为反批判大会，大会无法进行下去，荧屏成了一片空白，“四人帮”一伙失败了。之后，他被“四人帮”无端关押，长达5年之久，直至1973年1月24日才被释放回家。
　　在生活中，贺绿汀一向平易近人。在他心目中，人无贵贱之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从不以自己是院长、音乐家、全国音协副主席身份自居。他生性耿直，出口无忌。1958年8月24日毛主席在怀仁堂与音乐工作者谈话时，在座的有周恩来、朱德、陈毅、周扬、夏衍等，贺绿汀竟然打断毛主席讲话在中间插话说：“美国只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事后周总理告知他：“你顶撞了毛主席。”二十多天后，在八大开幕时，柯庆施就问他：“贺绿汀你检讨了吗?”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他参加市委党校学习，在发言时直率地指出：“我们还在天天吹大跃进，这是升虚火!”
　　贺绿汀说话算数，言行一致。在任何情况下不会退缩，在所谓的“电视批斗大会”上，充分显示了他这种性格。他被非法关押5年回家后，我以鲁艺师生名义曾常去他家中探望。他爱人姜端芝告诉我，贺绿汀被释放回家后，常有报社记者来采访他，实际来试探有否转变，还发表什么议论，要我劝告他不要乱说。可是他毫无顾忌地对我说：“张春桥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他是牛克思主义。”我只能婉转地劝告他：“说话要留意，不要多说，他们是来套话的。”
　　贺绿汀的引路人是他的三哥贺培真。贺培真与毛泽东是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同班同学，曾赴法勤工俭学，还是北伐军第三军党代表李富春的秘书。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去彭湃领导的海陆丰任红四军的秘书长。1972年底，在贵阳革委会任职的贺培真，取道长沙专程赴京求见毛泽东，提出贺绿汀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能解放?王海蓉接待后转报了毛主席。此后，毛主席连说了几次贺绿汀是好人，没问题，要解放!我也曾给王洪文打了几次电话，王洪文每次都说，要尽快解决。但就是一直拖着不办。原来毛主席也不知道贺绿汀是死是活，听到贺培真带来的音信，知道还被关着，最后决定安排贺培真去上海看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四人帮”一伙才不得不仓促放人。一周后，贺培真在国务院有关人员陪同下到上海衡山宾馆会见了被关押5年才放出来的贺绿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贺绿汀再次出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为上海音乐学院不断培养出类拔萃的人才作出贡献，直至1999年4月27日，走完了他忠于革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