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风水月 砥砺廉隅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怀宁，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三学社社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副主任。

他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先后任教于昆明市文正中学、培文中学，北京大学物理系；1948年10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深造，毕业后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组织领导了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的研究……1986年7月29日，他在北京逝世。1999年，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这是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悼念邓稼先的动情诗句。作为“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将才智、精力、荣誉甚至生命，全部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将对父母、妻子和儿女的绵绵柔情，化为对国家对民族的无私大爱。这背后，凸现的是他“松风水月”的人格魅力，彰显的是他“砥砺廉隅”的高贵品格。

设施的简朴，反衬精神的富有

邓稼先的六世祖邓石如为清代书法、篆刻大家，“胸有方心，身无媚骨”是他的处世原则；其父邓以蛰是现代著名美学家、美术史家、艺术理论家，与同时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并称为“南宗北邓”。邓以蛰一生淡泊名利，曾在居住的北京四合院中，悬挂“松风水月”四个大字，以此提醒自己与家人为人当如松风那样清朗、似水月那般明洁。

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与学习，邓稼先对奢华的物质生活从不追求，即使在1953年与许鹿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德珩之女）结为夫妻时，也没有大操大办，而是两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坐一起吃了顿便饭。婚后，二人的生活平静而幸福，回家的路上经常能看到他们牵手漫步的身影，家里一隅也能看到他们在玩别致的游戏。轻松欢乐，是这个小家最常有的氛围。1954年，女儿邓志典呱呱坠地；1956年，儿子邓志平出生，让小家更添了几分温馨。

邓稼先的家位于北京市的九院宿舍。九院是一座灰蒙蒙、貌不惊人的大院，但这座院落却有着神秘莫测的一面。因为九院就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是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心脏”。曾担任九院院长的邓稼先与无数同事在这里为中国的国防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邓稼先家非常简朴，房子虽有三室一厅，但因是老旧公寓，每个房间都特别狭小，客厅里只能容得下一张餐桌，没有地毯，没有吊顶壁饰；卧室里也没有什么高档电器、昂贵家具，只有一张硬板床、一张放有两部电话的桌子。

1985年，邓稼先被查出患有癌症；1986年7月，因癌细胞扩散引发大出血逝世，年仅62岁。结婚33年来，他与许鹿希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只有6年，最后一年还是在病房度过的。邓稼先去世后，许鹿希为了纪念心爱的丈夫，家里的陈设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用过的东西都标上了使用日期，连他坐过的沙发上的毛巾都没有换过……“就好像他还活在我的身边……那对布沙发，现在看起来是太过时了，可那时邓稼先每次从戈壁荒原上的核试验基地回京休假，最舒服的就是在家里这张沙发上躺一会儿。”许鹿希曾这样说。

“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临终前，邓稼先嘱咐身边人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邓稼先就这样将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外化为了具体行动，他的事迹永远都是感人的，他的精神永远都是富有的，他的品质永远都是高尚的！

寒酸的奖金，折射大爱的无私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按照邓稼先他们的设计，顺利地在沙漠腹地炸响。1967年6月17日，中国又顺利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是什么概念？下面一组数字最有说服力：从原子弹制成到氢弹爆炸，美国间隔7年零4个月，苏联间隔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8年零6个月，而中国呢？两年零8个月！

邓稼先因成功研制原子弹和氢弹获得特等奖之后，很多人问他：“搞‘两弹’得了多少奖金？”憨厚的邓稼先总是笑而不答。

1986年，老朋友杨振宁到北京的医院看望邓稼先，同样问了这个问题。“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一共有20元，我得了最高级别的奖励！”在癌症折磨下不成人形的邓稼先躺在病床上，颤抖着对杨振宁伸出两根手指，脸上带着无比自豪的笑容。

杨振宁被这灿烂的笑容灼伤了眼，强忍泪水为邓稼先掖好被角，转过头心酸不已，同时不由地对好友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谁能想到，当年被美国人惊叹为神童的邓稼先，会为20元的奖励而自豪！

当年原子弹爆炸成功，国家给的奖金是1万元，加上单位拿出的10多万元，最终按10元、5元、3元三个档次，分别奖给了当时从事研制的科研人员。邓稼先拿的是最高档次——10元。

曾经有一位战友问他：“稼先，你说再过几十年，人们还记得我们这些人的名字吗？”邓稼先微微一笑，说：“记得或者不记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为国家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他想的，绝不是奖金之类的个人名利，而是深爱的祖国和人民。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颤动着嘴唇，断断续续说出几个字：“我……为了……这件事……死了，值得！”

只有大爱、大勇、大智慧，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力量，才能成就邓稼先这样的民族脊梁。

父爱的光辉，映照成长的天空

作为父亲，邓稼先非常宠爱自己的孩子。每天下班回来，他第一件事情便是逗两个孩子玩耍。当女儿刚叫第一声“爸”时，他兴奋得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要她再叫一声、再叫一声，之后要求不断升级，“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直到再想不出其他形容词。

跟儿子玩耍，是邓稼先非常快乐的事情。邓志平六七岁时，常常在天黑时出去捉蛐蛐，邓稼先不断向儿子传授经验。逢年过节，父子俩放鞭炮，看谁甩得又远又准，清脆的鞭炮声和两人的欢笑声传出很远。调皮的儿子时常弄得一身脏回家，妻子免不了念叨几句，邓稼先总是为儿子开脱：“孩子嘛，不要管得太死，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虽然视孩子如掌上明珠，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他却选择了“不作为”。邓志典还不到15岁，就到了内蒙古建设兵团。一个女孩独身去陌生的远方，做父母的多少有些放心不下。邓志典到内蒙古后，被分配在一家做箱子的工厂当工人，一干就是四年。其间，一次核试验完成之后，邓稼先放弃了回北京休息的机会，坐了几天几夜火车，又步行20多里路去看望女儿。他给女儿带去了几个肉罐头，那是他在戈壁滩上节省下来的营养品。看着女儿狼吞虎咽的吃相，他心里泛起了一丝苦涩。以邓稼先的“国宝”身份，有很多办法把女儿接回北京，但他没有这样做。邓志典是研究所子女中最后一个按政策回到北京的，回京后在一家皮件厂当了一名普通的制作工人。

但在另外一些事情上，邓稼先倾尽全力帮助儿女。恢复高考后，邓志典决定参加考试，但她从没学过物理，请来的老师认为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办法补课。这时，邓稼先因工作原因，凑巧有3个月的时间在北京，于是亲自上阵。没有课本，他骑着自行车去旧书摊上淘来旧教材，每天晚上给女儿讲物理课，常常讲到凌晨三四点钟。父女俩一块拼了3个月，学完了中学5年的物理课。其实，这对于搞尖端科学的邓稼先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后来，邓稼先回忆说：“教中学比教大学难。”当女儿因为外界嘈杂的环境不能静心的时候，邓稼先送给她一首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邓志典心领神会。1978年，姐弟俩同时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除了在学业上帮助和引导，邓稼先更注意在品德上教育孩子。邓志典去美国读研究生前的一天，邓稼先突然问她：“你看过《走向深渊》这部电影么？”这是一部取材于真实事件的埃及故事片，讲述女大学生阿卜莱在欧洲求学期间，因贪图享受被西方情报机关所利用，并将她在火箭基地工作的男友拖下水的故事。这个时候，邓稼先提起这部电影，邓志典立刻明白了：“爸，我不会的！”邓稼先用最简单朴素的方式教育着自己的孩子。

邓志平大学毕业后，在一所高校任职，继承了父亲的生活态度和工作作风，为人也非常低调。他回忆说：“在我父亲身上，我看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坚持与执着……我在父亲那里学到了一种平凡而安静的生活态度。”他还说：“做科研，一定要受得了清苦，着实不容易。我的孩子上学时，我就对他说，要真想做科研，得费些力气。”

逝者已矣，幽思长存。邓稼先留给后人的，除了戈壁滩上忙碌疲惫的身影，还有以身许国的高贵精神，克己奉公的清廉本色。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