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残暴杀人如草
1937年11月，铁蹄踏进了我的家乡——位于沪杭铁路线上的硖石镇（现浙江海宁市所在地)。当时我小学毕业不久，刚满13岁，眼看着——队队凶神恶煞似的鬼子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开进了市镇。街上的行人都躲进了两旁的店铺，我和父亲正在街上行走，也赶紧躲进旁边的一家杂货铺里。突然一队鬼子兵在街上散开了，把住两边路口，然后挨家挨户把人集中起来，拿枪逼着大家脱去上衣，露出肩膀，逐个检查肩上有没有压痕，凡发现有压痕的就拖到街中间看管起来，连我这个小孩子也照样检查。我看见被检查的人都吓得面无人色，我们父子俩也害怕极了。幸而我俩肩上都没有压痕，鬼子总算把我们放过去了。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侵略军认为肩上有压痕的都是扛过枪的士兵，这些人被押进宪兵队里，不见有一人生还。日寇还经常在街头突击搜查行人，许多从四乡来的、常年挑担的农民就遭了殃，一批批地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我家对门有一座深宅大院，被日本侵略军占作宪兵队的队部，在那里日夜刑讯杀人，成了恐怖万分的地狱和屠场。因为和我家挨得很近，我们几乎天天处在惊恐之中。白天经常看到三五成群被驱赶到里面的无辜群众；到了晚上，特别是深夜，就可以清晰地听到从高墙内传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那五岁的小妹妹吓得睁着两只恐惧的大眼，紧紧搂着母亲，全身颤抖的情景。我第一次领略到当亡国奴的悲惨处境。
一天，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被抓进了宪兵队，硬说他是游击队员，严刑拷打成遍体鳞伤后，又用四根大钉将他的双手双脚钉在一块门板上，放在门外的大树下“示众”。当时他还没有死，全身血肉模糊，睁着两只绝望无助的眼睛。过路的行人谁都不忍看他一眼。这个惨状多少年来只要—闭眼就会在我的面前出现。
我们全家在硖石再也呆不下去了，就逃到了上海，在“孤岛”租界的贫民窟里苦苦求生。没有想到的是，我也成了宪兵队的囚犯。七年多以后的1945年6月初，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在上海被日寇抓进它的沪南宪兵队。当时我还不满21岁，在沪西昌平路一家酒精厂当工人。那天半夜里，随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闯进来两个拿着手枪的日本特务，说是“查户口”。我从睡梦中惊醒，立刻意识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但已无路可逃。我镇定了一下情绪，乘特务还未走进宿舍，迅速把放在床头的一本艾思奇的《哲学选辑》和两本苏联小说扔进旁边-张空床的床底下。这间宿舍共住有七个人，都被叫起来查看身份证，当查看到我时，两个特务相视一笑，显然他们找到了要找的“猎物”，命我赶快穿好衣服跟他们走，并仔细搜查了我的床铺，但没有找到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同事们都用同情和关怀的眼光看着我。我则想，事已至此，心中反倒十分平静。门外停着两辆自行车，他们要我坐在一辆车的后座上、一个家伙带着我，另一个在后面跟着、把我带进了他们的魔窟——贝当路(现衡山路)10号的沪南日本宪兵队。那里本来是一所美国学校，有漂亮的洋房和美丽的花园，还有一块很大的草地，现在这片草地上用木板搭起一排排牢房、显得阴森可怕。
三天前，我的一个好朋友吴锦初打电话告诉我，说上海图书杂志公司的肖传芳昨天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了，弄不清是什么原因，有可能会牵连到我们，问我怎么办?因为肖和我们十分接近，近年来一直在一起活动，但我想不出什么好的对策。当时，我们都抱着一种侥幸心理，想等事态发展后再说。谁知第二天我得知吴锦初被捕的消息，极为震惊。但我无处可躲，因为一离开酒精厂，就断了生活来源，只能硬挺着。两天以后，厄运果然降到了我的头上。
一年多以前，经肖传芳和吴锦初发起，我们组织了一个“洪流”文艺研究社，开始有二十多人参加，推举吴锦初为社长。文艺社定期活动，还编印了一份纯文艺性的油印刊物，作为社员发表作品和研究交流的园地，已编印了四期。肖传芳和我，还有负责美术版式设计的王辉、余声(他们两人在同一家绸布庄任职员，都会绘画。王辉还写得一手好字，刊物的蜡版都是他刻写的）都列名为刊物的编辑，几个人的名字都印在刊物上。
文艺社开始活动比较正常，后来发现社员中混进了一个汪伪特务，引起了大家的警觉，便停止了公开活动，但我们几个彼此信得过的社员骨干仍经常碰面。后来我组织他们搞了一个时事学习会，每星期一次定期在一位叫张文俊的社员家里聚会，研讨、分析国际局势和抗战形势。当时，德、意法西斯侵略军已被盟军彻底摧毁，估计日本帝国主义也已支持不了多久，抗战胜利在望，我们都很乐观和兴奋。我有一个夜校同学叫蒋少华，思想进步，很有才华，我带他到时事学习会参加过几次讨论，他分析问题精辟，很有见地，大家都很钦佩他。
文艺社刚成立时，我还认识了在南京路沙利文咖啡馆工作的杨孟亮，和他一见如故，他很少参加文艺社的活动，但和我私交极好。他当时已是一位中共地下工作者。经他介绍，我认识了他的领导人陈波涛，陈是1929年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他约我定期和他见面。他建议我团结周围的进步朋友，组织时事学习会，积极宣传抗战形势和党的主张。从1944年冬开始，我就在他的领导下，正式参加了党的地下革命工作，但尚未发展我人党。当时陈波涛的上级领导人是李正文。据我知道，文艺社的其他几个骨干，包括吴锦初和肖传芳等人，都没有党的关系，他们也不知道我和杨孟亮的这种关系，当然更不知道陈波涛。在我得知肖传芳和吴锦初被捕后，就打电话告诉了杨孟亮，并告知我自己的危险处境，请他转告陈波涛。
爱国有罪身陷地狱
我被捕后，首先被带进宪兵队审讯室，负责审讯的就是那两个来抓我的特务。他们都会讲生硬的中国话，一个面目狰狞满脸杀气，后来我知道他叫水岛，是个伍长；另一个表面像个书生，是水岛的助手。他们问了我的姓名、年龄，然后在一张纸上写了“党派别”三个字，要我回答。我毫不犹豫地在下面写了“无党无派”四个字，一下子把他们惹火了。那个水岛狠狠地擂了一下桌子，把那支铅笔也震到了地下，嘴里“巴格，巴格”地大骂，然后把我一顿拳打脚踢，吼叫着：“你是共产党，快说!”我说：“什么共产党，我根本不知道，我怎么会是共产党!”他说：“你不讲，好，我们自有办法叫你讲。”"又在纸上写了“吴锦初”三个字，问我：“认不认识?他是谁?”我说：“我认识，他是我的朋友。”他说：“韬，什么朋友，是同志吧!”我说：“什么同志，我不懂。”这两个家伙就气呼呼地一把拉着我，拖到楼上一间浴室里，命我脱掉衣服，剩下短裤和背心，然后反绑了我的双手，推我仰天躺在地上，捆住了我的大腿和小腿，用一块湿毛巾覆盖在我的脸上。他们两人一个坐在我腿上，一个坐在我胸上，拿着一把灌满水的大壶，问我：“讲不讲?”我说：“我根本不是共产党，叫我怎么讲!”于是就像淹在河里一样，水从我鼻子里、嘴里灌进去，呼吸一下就吸一口水，肚子里灌满了水，他们又使劲揪我的肚子，水从我鼻子里喷出来，我不断地咳嗽，难受极了。等到一壶水灌完了，才把我拖起来，问我：“说不说?”我说：“我不知道说什么。”立刻又遭了一顿毒打。最后把我推到隔壁一间空房子里关着，把衣服扔还给我。在穿衣服时我发现右手臂在滴血，才知道刚才两臂被压在身子底下，灌水时因不断挣扎，手臂在水泥地上来回摩擦，皮早破了，地上流了一滩血。至今我右手臂上还留下一个疤。这时天色已大亮，我想起刚才的情景，像做了一场恶梦。
过了不久，他们又把我带到刚才用刑的浴室里，看见吴锦初站在那里。他们搬来一只老虎凳(一种大长凳)，把吴锦初推倒，绑在上面。吴竭力反抗，他是精武体育会的会员，会武功，力气大，两个特务弄得满头大汗，怎么也缚不住他的双手，最后用手铐才硬把他铐住，就使劲折磨他，又是灌水，又是火烫，却让我站在旁边看着。吴在受刑中大喊大叫，拚命挣扎，这两个家伙几乎对付不了他，最后他们也筋疲力尽了，才把他放起来。我以为他们还要继续折磨我，结果没有。我们两人被分开，关进各自的牢房。
我一进牢房，就闻到一股臭气，房角里用水泥砌有一个大小便的地方。房间约有八九平方米大，全用木板搭成，门上有个方孔，大概是送牢饭和卫兵监视用的。我见房里已关着三个人，都在地板上坐着。一个约三十多岁，像个知识分子，还有两个显然是农民，都不过二十多岁。那个知识分子示意我坐在他旁边，用手势表示这里不能讲话，然后用手指在地板上写字，先告诉我白天在牢房里不能站着也不能躺下，只能坐着。他问我是什么罪名?我也用手指写给他说：“共产党嫌疑。”他又问：“那你是不是真的共产党?”我脑子里突然“嗡”的一下，立刻警觉起来，因为我听说过监狱里常有敌人的密探，假扮作犯人，骗取别人口供。但我装作什么都不懂，继续写道：“我根本不是共产党，是被朋友拖累进来的。”他还问：“你的朋友是不是共产党?”我说，他们都不可能是共产党。他又问了我的姓名，我告诉了他，并反问他的情况。他说他姓王。他问我受刑了没有?我说受了，是灌水。他说这算是最轻的刑罚。又问我招供了什么没有?我说我根本没有什么供可招，我是无辜的。他就说，不招很对，并且以后也不要招，胡乱招了，反而多吃苦，尤其不能拖累别人，多招出一个人不仅害了朋友，自己还要多吃苦，并把案情弄得更复杂了。我想这大概是他的经验之谈，而也正是我想要这样做的。王还告诉我，同牢的两个农民都是抗日游击队员，是从浦东被抓的，有半个多月了，案情严重，恐难逃一死。他们两人都不识字，无法和我用笔谈，但对我很友好、我和王在地板上写字交谈时，他们主动为我们望风， 见卫兵巡视过来，就示意我们暂停。
“犯人”每天只吃两顿饭，每人两个黑乎乎的团子或馒头，一碗菜汤，反正饿不死就是了。最难熬的是一到傍晚，成群结队的蚊子就在牢房里嗡嗡飞舞，多到随手一抓就可抓到五六个。这种青草蚊子还有个特点是不顾死活地叮人，赶也赶不走，甚至钻到衣服里来叮你。晚上睡觉，头上一直亮着灯，每人有一条肮脏不堪的毯子，可是天气这么热，坐着都会出汗，哪能盖得住这样的毯子，但蚊子的袭击更可怕，大家只好把毯子蒙着头睡觉。我躺下不久，觉得浑身发痒，怎么也睡不着，后来实在太疲倦了，才蒙胧睡去。清早醒来，掀开毯子，大吃一惊，原来毯子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跳蚤，真是吓死人!它们整夜都在吸我的血，怪不得我全身痒不可挡!我看同牢的三个难友都不当一回事，已经习以为常了。我心想，看来确实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自己在这里性命都已难保，不知哪一天就会成为冤鬼，还在乎什么蚊虫跳蚤，就让它们叮吧，吸血吧!我出狱时周身上下布满了紫黑色的斑点，过了好些天才慢慢褪去，这就是千百只跳蚤反复叮咬的结果。隔了一天，我被叫出牢房，押到外面和其他的一些“犯人”一起做苦工：挑土，拉石碾，铺路，搬重物，等等。我发现文艺社的社友余声、王辉、张文俊都在这里做苦工。这就是说，我们已有六个人被捕了，但没有见到肖传芳和吴锦初。据说敌人认为案情较重的人都不让出来，大概把他们当作主犯了。我乘监工的卫兵不注意，走到靠得最近的余声身边，和他轻轻地交谈着。余声告诉我，吴锦初和张文俊是同一天被捕的。特务还在张文俊家中抄查到了我们文艺社的四期油印刊物，上面有我们的名字，估计我们的被捕和这个情况有关。他和王辉是第二天同时被抓的，都已受过刑，但什么也没有说。他又说，他这几天被派去干送牢饭的活，所以可以自由走动，肖传芳、吴锦初他都见到了，昨天也看见了我。我是我们中最后一个被捕的。余声还告诉我，听说肖传芳受刑最多最重，脸色十分难看。我听了很难过。我和肖认识最早，常到他工作的四马路上海图书杂志公司门市部去借书看。他为人忠厚善良，富有正义感，嫉恶如仇，我和他志同道合，情谊很深。我曾向陈波涛推荐过他，认为在我周围的朋友中肖最成熟，完全可靠，党可以吸收他干一些事。陈表示在适当时候他将和肖见面，谁知却出了这样的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