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戈德同志
戈德同志久病之后，终于离开了我们，我很悲痛。
抗日战争初期，刘英、粟裕率领的抗日挺进师，进抵我的家乡平阳，建立了中共闽浙边省委和军区。在平阳的山区山门，成立了抗日干部学校，温州的《浙瓯日报》上刊登了招收学员的启事。很多思想进步、热心抗日救亡的中学生，纷纷报名，戈德就是其中的一员。
这所抗日干部学校校长由粟裕同志兼任，黄先河同志任副校长，张耐之、宿士平、林国挺等任教员，新兴木刻运动的前驱者林夫担任美术工作，校内的巨幅马克思像，就出自他的笔下。
学校于1938年1月成立，到3月份结束。学员们和当地的一批红军战士，在粟裕带领下，开赴皖南，参加新四军。戈德也跟着粟裕到了皖南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
1949年5月，戈德随军南下，我们相遇了。那时候，他在杭州市政府管人事工作。先后担任人事科长、人事处长、人事局长。以后又搞过财贸工作，担任过供销社主任、财贸部副部长。我主持的《当代日报》，以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为主要对象，工作上和他多有联系。
他工作认真负责，原则性强，从不徇私，一切都按政策办。经他的手，吸收的新干部，何止成千上万，没有任用一个私人。被誉为人事工作的好榜样。
1949年下半年，《工商报》由市政府接收，印刷器材拨给《当代日报》。人员呢，他很实事求是，同我商量，由我挑选，能用几个算几个，不压任务。最后，我只选用王剑虹一个人，到《当代日报》任经济记者，工作不错。其余的人，都由他另外作了安排。1950年，原温州市长胡景瑊同志调来省委工作，他的夫人陈玉华是戈德在温州读小学时的同班同学。每逢星期天，景瑊伉俪来我处吃饭，必请戈德一起来聚聚。我的宿舍有时就成了温州同乡聚会的所在。
戈德参加革命比我早一年，但很谦虚，从不倚老卖老。有人说我们是“三八式”的干部时，他总笑着说：“什么三八式，三七式，无非是抗日战争一声炮响，把我们带进了抗日洪流。”山门干校的一些老战友来了，有时他设便宴接待，有时我请吃饭，大家欢聚在一起，谈谈八年抗战的经历和往事，显得分外亲切。
1957年反右时，我蒙冤受屈，许多熟人从此相见不相认，有时有意避开。可戈德却不然。他还到我家里，对我的母亲和爱人慰勉有加。在那种极“左”的年代里，这是多么不容易。
他生活简朴。解放初期，他和毛蓉影同志结婚，我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新房借用六公园附近原国民党一个高官的公馆，房子很气派，但室内布置很简朴。一张普普通通的木床，—床普普通通的棉被。后来，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他住在人民路之西，我住在人民路之东，步行不到10分钟，常有往来。工资高了，孩子多了，他依然是一袭布衣，一双布鞋，从未看见他穿什么名牌。
他离休以后不久，就得了脑中风病，行动不便，病情多次反复，时重时轻。毛蓉影服侍病侧，17年如一日，从无怨言。
2003年8月27日，在给他最后送别的时候，我献上了一幅挽联：一生勤勤恳恳工作保持公仆风范；终身清清白白做人不失党员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