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在越剧《孔雀东南飞》中饰演男主角焦仲卿的一句唱词。在现实生活中，则是范瑞娟与新四军老战士陈伯鸿伉俪的真实写照。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范瑞娟和当时任《中国青年报》驻沪记者陈伯鸿相知、相爱，于1957年元旦结为幸福伉俪。在长达30余年的共同生活中，他俩相濡以沫，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对爱情始终坚贞不渝，堪称一对模范夫妻。
喜结连理
1953年底，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完成，影片在国内外放映后，风靡一时，在香港更创下了高票房纪录。关于这部影片，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它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用于招待各国记者。在这部影片中饰演梁山伯一角的便是11岁进科班龙凤舞台学演越剧小生、越剧艺坛的“范派”创始人、著名演员范瑞娟。
1944年范瑞娟加入了雪声剧团，开始与袁雪芬合作，演出了《祥林嫂》等一批剧目，为越剧改革作出了出色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她除了在传世之作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中饰演梁山伯以外，还饰演《西厢记》中的张君瑞，《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李娃传》中的郑元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等男性形象，他们或忠厚朴实，或温存儒雅，或风流倜傥，观众无不为之倾倒。
盛名之下的范瑞娟，对自己的婚姻大事一直是低调处理。新中国的成立使范瑞娟的人生扬起了风帆。1956年春天，范瑞娟与陈伯鸿相识了。陈伯鸿15岁的时候，父母就带着他参加了新四军。他在新四军六师师部学习后，到县里负责青年工作，同时参与编《东进报》。他还为江南抗日民主政府澄锡虞地区专员顾准同志当过秘书。1943年底，陈伯鸿由苏南转移到苏北解放区，在苏北淮阴华中《新华日报》社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伯鸿在江海公学担任教务工作，以后又在该校校部主编校刊。由于他勤奋进取，自学成才，全国解放后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国青年报》驻上海记者。
与陈伯鸿相识后，他的博学多才、稳重大方，给范瑞娟留下深刻的印象。范瑞娟从几次与陈相见以及以后几个月的通信之中，觉得陈伯鸿是一个可靠的人。对于范瑞娟这个饱尝人间辛酸的越剧演员来说，陈伯鸿的出现使她倍感幸福。1957年元旦，范、陈两家亲人相聚，为范瑞娟和陈伯鸿举办了欢快而又简朴的婚礼。他俩结婚，事先并没有通知别人，可是那天上海越剧院的朋友全来了，演夜场的，卸装之后还赶到他们家里祝贺。
范瑞娟和陈伯鸿结婚20多天后，越剧院安排她的演出任务是北上春节慰问演出。第一站在南京演出了两个星期。当时，范瑞娟公公陈枕白在南京工作，于是她有机会和公公、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范瑞娟的公公陈枕白与婆婆傅一星是192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前辈。他俩辗转大江南北，出生入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陈伯鸿结婚时，范瑞娟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新党员，她对革命前辈的公公婆婆一直十分敬仰，在短暂的共同生活中，她更感到公公、婆婆思想境界高尚，对她慈祥而又亲切。在范瑞娟演出期间，找她公公买戏票的人特别多，他却夸范瑞娟给家里带来欢乐。婆婆经常等候范瑞娟直到深夜，而且每晚都替她做好夜宵。临睡之前，婆媳俩总要喃喃地谈心里话。范瑞娟从婆婆身上找到了自己已经去世母亲的温暖和母爱。
风雨同舟
范瑞娟是人们钟爱的演员，她的结婚喜事，自然引人瞩目。喜讯不胫而走，新华社很快播发了消息，并加了颇为醒目的标题：《“梁山伯”结婚了》!
1957年，范瑞娟与陈伯鸿新婚不久，中国新闻社的同志向范瑞娟约稿，说：我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已经轰动海内外，希望“梁山伯”撰写一篇以“我有个幸福家庭”为主题的文章，向海内外侨胞反映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给演员带来的幸福生活。在约稿者殷切敦促下，范瑞娟按约稿者的要求，在丈夫陈伯鸿的帮助下，写了一篇题为《新中国帮助我建立了一个幸福家庭》的文章。文章交给中国新闻社，由大陆发向海外。文章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题目被改成《我的丈夫，我的蜜月》。编辑这一改， 自然是为了使它更有情趣。1957年3月24日《解放日报》全文作了转载。这一年的3月10日，毛主席在一次同新闻界人士的谈话中就曾明确指出，“不要扳着脸办报，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解放日报》刊发范瑞娟的文章，正是报纸改革的一点尝试。
特定的时代，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解放日报》怎么能登什么“丈夫”、“蜜月”啊?范瑞娟的文章转载后，短短几天，《解放日报》收到的责难信竟达几百封。有的报刊还以发表“读者来信”的方式，对范瑞娟这篇文章进行“批判”，还有人上纲上线，扣上许多大帽子，使范瑞娟夫妇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范瑞娟是当时上海文艺界的名人，毛泽东曾五次看过她的演出。她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毛泽东就先后观看过两次。一次在她演到梁山伯掐指猜算祝英台临别时留下的哑语，左算右算也算不出时，毛主席不禁哈哈大笑，用手指着范瑞娟所演的梁山伯说：“看你傻乎乎的，等把日子算出来，祝英台早已嫁出去了。”此话一出，引得旁边的人都笑起来。演出结束，毛泽东等站起来鼓掌。毛泽东还挥动着手臂，向正在谢幕的范瑞娟等人致意。范瑞娟与毛主席的合影就曾刊登在当时的《北京日报》上。
范瑞娟一篇文章居然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自然引起丁那时正好刚到杭州的毛主席的关注。毛主席听了《我的丈夫，我的蜜月》这篇文章发表的前前后后，说：“我的丈夫就是我的丈夫，这是无可非议的。”还说“上海人口几百万，几百封信是少数嘛!报纸上也总不能天天都是上甘岭，讲讲丈夫、蜜月也可以嘛!”幸亏毛主席表了态，这场风波总算得以平息。
没过多久，范瑞娟夫妇又在“反右”中经历了更为严酷的考验。当时，陈伯鸿因为一篇文章受到了不该有的责难和批判，并被调回北京停职检查。其时，范瑞娟正好怀孕。曾有代表组织的领导人找她谈话，要她与陈伯鸿“划清界线”，甚至要她提出离婚。这时范瑞娟想到的是，她相信自己的丈夫，更何况党的政策是治病救人，即使大夫犯了错误，她也有责任帮助他改正错误。1958年9月，当伯鸿平安回到上海时，他们的孩子已经在伊呀学语了。陈伯鸿抱着儿子，听他叫爸爸，开心得合不拢嘴。
相濡以沫
在婚后的共同生活中，范瑞娟更体会到陈伯鸿对她工作和学习的关心以及他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养成的优秀品质和作风。陈伯鸿清早起床，为了不惊醒演出晚归正在酣睡中的范瑞娟，他总是抱着衣服手提鞋子轻手轻脚地到外室去穿。范瑞娟给陈伯鸿做了新衣，他舍不得穿，总是用他那保存完好的新四军战士的针线包把旧衣服缝缝补补反复穿。在日常生活中，陈伯鸿什么菜都爱吃，他总认为：“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不能因为革命胜利而得意忘形，奢侈浪费。”陈伯鸿对患难中的人非常慷慨，尽力接济，体贴入微。水果、点心陈伯鸿舍不得吃好的，却舍得买来一捆一捆的新书，他总是说看书学习是他最大的享受。他对自己的记者职业十分敬业和热爱，这也影响了范瑞娟。范瑞娟曾经考虑过：“现在我演小生，将来演什么角色呢?”在这种问题面前，陈伯鸿是十分果断的，他表示范瑞娟应该把小生演到底。范瑞娟也就决定这样做。
在范瑞娟的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她是把陈伯鸿作为良师益友的。范瑞娟出身贫寒，读书不多，当她读剧本遇到难以理解的典故时，陈伯鸿就给她耐心讲解。有一回范瑞娟想知道莎士比亚一段话的出处，陈伯鸿就立即帮助她查出。范瑞娟在演《李娃传》时，想对原剧第一幕中的一场戏作一点改动，需要写一首诗，她请陈伯鸿帮忙，他略一思索就写出四句。第二天排戏时，范瑞娟将这四句诗念给两位导演听，他们认为改得好，听说诗是陈伯鸿写的，都夸他很有才气。1965年秋，上海市文化局为培养年轻的戏曲编剧，委托上海戏剧学院举办了为期三年的戏曲编剧班，由当时在文化局工作的陈伯鸿任班主任。陈伯鸿始终坚持要学员认真学习编剧理论与技巧，他对学员说：“我们这个戏曲编剧班，就是要培养出像徐进（越剧《红楼梦》编剧)这样的编剧!”为此，在十年动乱中造反派以“鼓吹白专道路”对他进行无端责难。他忍受了一切不公正的待遇，与范瑞娟一起共度劫难。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伯鸿与范瑞娟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1984年2月21日，陈伯鸿被中央文化部及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
1991年，陈伯鸿身患绝症，住院治疗，范瑞娟朝夕相伴。陈伯鸿接连三次手术，忍受着常人所难以忍受的极度痛苦而从不向院方提出任何要求。范瑞娟要求专家会诊，陈伯鸿制止了，说一切要相信组织，别给医院带来麻烦……他成了医院的模范病人。范瑞娟敬佩陈伯鸿是个真正的钢筋铁骨的男子汉：在敌人的监狱里，他没有投降；在动乱的年代里，他没有折腰；在绝症面前，他没有屈服；面对死神，他没有胆寒。就在他剧痛之时，他想到的还是别人，他不按电铃，怕影响晚间值班护士和医生的休息，他一直强忍着剧痛到天明。
1991年6月，陈伯鸿逝世。范瑞娟晚年虽然很少再登台演出，但仍在忙着自己钟爱的事业。她永远为自己能与“新四军老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陈伯鸿结为连理而骄傲。